民生视线·从“十二五”规划看民生（1-3）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较为普遍地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差异
公共服务如何均等化？
3月27日，求职者在用人单位招聘摊位前应聘。当日，由江苏省商务厅、省教育厅主办的这场招聘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在“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原则下，明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从字面意义上看，“基本”是指广覆盖和全民享有；“公共服务”强调了政府的职责和保障能力；“体系”则表明非单一、个别指标，而是多指标的集纳。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将给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实惠？能否让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服务？如何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蓝 图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涵盖9个方面——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福利和生活保障
每天早上8点，把孙子送到学校后，上海市徐汇区居民孙承光一般都会去小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在那里，孙承光将和几个熟识的“牌搭子”度过一天的时光。
自从8年前退休后，老年活动中心成为他日常娱乐的重要场所。白天，儿子、媳妇去上班，孙子上学，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和同龄老人一起打打牌、聊聊天，少了一人独处的寂寞。孙承光说，这样的生活蛮好。
类似的老年活动中心在上海已经有400多家，北京、广州、宁波等全国各地都在建设老年活动中心。这些养老服务设施成就了孙承光们的老年幸福生活。
幸福是今年的热词，“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幸福一方面取决于百姓从一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以及通过这些收入购买的服务和物品的多少和质量。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福利的状况。其中，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构成幸福生活的主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正是“让人民幸福”目标的具体体现。
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丁元竹解释，是指国家或社会依据其宪法和法律，以政府作为责任主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作用机制，为本国国民提供经济福利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
“十二五”规划纲要从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环境保护9个方面，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重点，涵盖了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规划纲要还提出“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原则，表示将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提高政府保障能力。
丁元竹认为，这表明我国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上，着眼点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具体的举措和目标，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分析，从制度安排上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眼于就业优先、收入分配关系协调、社保体系全覆盖等最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为实现财富、资源和机会的均等奠定了基础。“政府不一定亲自去做，但要推进制度建设，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提供服务，保证全体人民可及”，他说，“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减少不平等，提供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余年的基础上，我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公平、正义、共享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民生诉求在发展中全面升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完善政府职能的关键内容，已经成为保障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和持续改善民生的基本着力点与核心内容。
挑 战
农村和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差别巨大——
户籍制度形成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两种身份，造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重大挑战
2005年，一篇题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作者一开篇就写道：“从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3年后的2008年，《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再次引发人们对该现象的讨论。再3年后的当下，《奋斗了18年咖啡还能喝多久》的文章将人们对城乡差距引发的社会关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城乡不同身份之间，差距有多大，值得那么多人为之奋斗18年？
这一点，23岁的河南信阳姑娘张云到上海、北京打工之前，感受并不深。“在上海、北京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城里和村里差别太大。”张云举例说，她的美容技术是在信阳市学的，在信阳这种培训机构很少，但在上海、北京各种技能培训非常多；村里的卫生室很破，还是私人开的，可是上海、北京各类医院不仅数量多，条件也好得多，有医保还能报销；还有找工作，张云靠的是在外打工的同乡引荐，可是城里的就业信息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这一切都太让人羡慕了。”她说。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有一组公开的数据：从城乡情况看，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可及性差。在义务教育方面，2007年，城市普通小学和初级中学的生均教育经费分别是农村的1.2倍和1.3倍，城市普通中学高学历教师比例几乎是农村的2倍；在医疗卫生方面，2008年，城市每千人口病床数是农村的4.22倍，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52倍，而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则分别是城市的2.8倍、2.9倍和1.2倍。近几年这些数据并没有大的变化。
“200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33倍，如果加上各种福利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差距达到6倍。”郑功成说，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一方面受城乡二元分割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
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同样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74岁的边仁是黑龙江小兴安岭一家林业企业的退休工人，每月退休金1000多元，“虽然连涨了7年，可是比起事业单位来，差距之大累计起来足够买套一居室！”据人民网在25万名网友中的调查显示，养老金的“双轨制”已成为最受关注的现象。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公布的数字显示：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近10倍，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地区之间最多相差4倍以上。城乡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弱势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权益还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造成种种不均等的根源是什么？丁元竹认为，长期实施户籍制度造成的乡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不同身份，以及附着在身份上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不同，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特征之一，进而使政府不能按同标准提供城乡平等的就业服务、基本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以及社会福利。
郑功成指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其实是传统户籍制度束缚、相关制度分割、行政体制僵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陈旧和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综合影响的结果，客观上又成为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乡民生改善不均衡、新型工业化发展受阻、社会问题增多的重要因素。”
出 路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加大投入力度、划分政府责任、改革户籍制度、创新供给模式，通过持续的发展和改革实现均等化
有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何时不再是城镇居民的专利？
现阶段，农村地区与农村居民是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的重点区域与重点群体。面对人口数量庞大的农村，应设计一条什么样的路径，让均等的公共服务阳光洒遍城乡？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四川成都的经验受到广泛关注。日前，成都出台办法，率先将保障房建设延伸到农村，农民也能享受到住房保障的公共服务。
“成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离真正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在推进过程中受到体制机制、供给模式、政府间责任划分等方面的阻碍。”曾4次到成都进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调研的郑功成指出。
从各地探索来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无疑是一条基本路径。但让每个人有机会、有权利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消除歧视，实现公平，并不容易做到，很难一蹴而就。
“城乡差别和体制分割给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造成了现有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不接轨。”丁元竹说，此外，财政能力不足、政府间角色划分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从体制上制约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提出，要在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上加大投入，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机制。
在加大投入方面，宋晓梧说：“我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低13个百分点，比3000—6000美元的国家平均要低24个百分点，加大投入总量的空间还很大。”
在财政体制改革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二五”时期将建立财力保障机制，同时为了增强县以下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事权的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增加中央对省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在政府责任划分上，丁元竹建议，中央政府应主要负责服务范围划定、服务标准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服务监督评估；地方政府应主要负责服务的规划、组织、实施和改进。
在户籍制度方面，结合成都的探索经验，郑功成认为应彻底剥离附加在户口本上的特定权益或歧视性限制，包括将农村土地产权进一步明晰后实现与农村户籍的分离，真正实现户籍居民在全域范围内的自由迁徙。
另外，在供给模式方面，要推进制度创新，扩大参与面，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和各方的积极性，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专家认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财政体制改革、政府责任划分、城镇化进程推进、城乡分割打破的基础上实现，要通过持续的发展和改革来实现。
总体上，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已具雏形。“‘十二五’规划纲要和2011年财政预算都明确，教育、社保、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投入增幅在15%左右。如果‘十二五’期间保持这样的增长幅度，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意义重大。”宋晓梧的一番话让人振奋。（本报记者 李红梅）
[Page]从县城赶往大城市，为的是见到医术好的医生，却遭遇“小病大看”的过度医疗
看病，省钱省力不容易
近日，上海华东医院26位医生、专家来到江桥镇为村民义诊，受到热烈欢迎，被十里八乡的村民层层包围。当日，华东医院和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下约定，专家们将经常下乡为民服务，当地村民不去市区大医院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张海峰 摄
在家门口就能医好病，这是老百姓的心愿。但是在大多数农村和社区医院，却普遍存在看不上病、看不好病的状况，百姓只能往大城市的大医院跑。而大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繁杂而昂贵，往往超过患者的基本需求，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现象长期持续。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什么是基本医疗服务？如何优先满足基本医疗需求，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医好病？记者进行了采访。
① 全国患者都往北京大医院跑——
医疗服务“倒三角”，越是基层越专科，越是上级医院越综合。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病人，实践经验就少，医术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患者就更不信任基层，形成恶性循环
3月底，59岁的山西大同人李秀明在儿子的陪伴下，又到北京看病了。他们先到医院旁边的旅馆订了一间房，120元/天。条件不是太好，但是有房间住李秀明觉得很满足，她知道跑大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旅馆房间很紧俏。
这回看的是白内障。因为有14年的糖尿病史，北京大医院的医生建议，先控制好血糖水平再进行手术。李秀明只好回到旅馆，开始监测血糖，可总也控制不好。到了第十二天，终于降低到4.8，符合手术条件了。
4月6日，李秀明进行了门诊手术，花了5900多元，加上旅馆、吃饭的费用，共花了将近两万元。“当然有点贵，但是这里的技术好嘛。”李秀明家住县城，据她介绍，他们当地人都愿意到北京看病，原因是不放心县里医院的水平，对市医院、省医院也不太放心，“最相信北京，再说路程也不远。”大同到北京有350多公里，按照现行的医保制度，异地看病只能报销很小一部分。李秀明说，那也只能认了，还是到北京治疗放心点。
李秀明的一位病友来自吉林延边，也是在孩子陪同下到北京做白内障手术。这位病友说，自己在延边的一家医院被误诊了，花两万元做了手术，眼睛却一直没好，到北京检查后被确诊为白内障。一听这话，李秀明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基层医疗机构真不能让人放心。
来自河北香河的史阿姨也持这种看法。她说，即便只是感冒也要去北京看，尽管花钱不少——感冒也得两三百元，但史阿姨觉得值。她说：“北京医院的水平比当地不是好一些，而是好好些！让人心里踏实。”
从全国来看，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80%以上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优质医疗资源又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卫生资源配置总量不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城乡之间的基本医疗服务差距巨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提供了一组数字：从设施上看，全国仍有近10%的行政村没有卫生室，全社会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3.31张，而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仅为1.06张；从医师数量上看，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拥有3.2个执业医师，而在村卫生室仅为0.12；在城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超过95%是非营利性的，但在农村卫生室中，只有67%是非营利性的。
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病人，医护人员实践经验就少，医术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患者就更不信任基层，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我国不同层次医疗机构之间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还没有形成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制度安排，医疗服务模式表现出‘倒三角’，越到基层越专科，越到上级医院越综合。你可以看到，每天在大医院看病的人比超市还多。”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
② 大小检查做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
信息不对称、落后的支付方式、医生自我保护等是造成过度医疗服务的根源，也背离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宗旨，亟待改革
3月底，在北京通州务工的孙艳华小便时发现尿里有一点血丝。因为是河北承德人，她在北京看病没法报销，得自己掏钱。23岁的孙艳华觉得自己还年轻，加上没有别的症状，决定等到放假再去看病。
4月2日，孙艳华来到附近一家二级医院看病，医生开了尿常规、妇科、肛门等三项检查，查了半天，最后给她开了一些妇科药让她回家了。回到家，孙艳华后悔拿了这么多药：“我看的是泌尿系统的问题，医生却给我开妇科药，这能管用么？！”
孙艳华不放心，第二天她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大夫让她做了一个泌尿系统的尿液检查项目。
4月7日上午，孙艳华赶到医院，取了检查结果，上面写着“形态正常”。拿给肾内科大夫看，大夫要她换成泌尿科的号。在泌尿科，大夫还没听她说两句话，看了一眼检查结果，就给她开了一张120元的彩超单子。
交完费后，做检查的大夫告诉她，得等到下午2点半才能轮到她。这时的孙艳华有点泄气了：“为什么大夫不跟我说一说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我只能去最权威的协和医院才能查到结果吗？总是一上来就开一堆检查单，也不问问我的感受。”对这一点，其实孙艳华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从医院大楼下来，已经11点多了。孙艳华想起为防止检查空腹血，自己还没吃早餐，赶紧跑到大楼后面买点吃的，准备下午的“战斗”。
3天跑俩医院，做了多项检查、买了一堆药，孙艳华发现，看病真费钱、费精力，成本真高啊！据卫生部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达到159.5元，比2000年的统计数据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检查治疗费是2000年的近3倍。
对此，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杨利霞认为，目前医疗卫生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比着扩张规模，设备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竞赛内容。例如，短短10年间，很多大医院就淘汰了16排CT乃至64排CT，代之以全球最先进的320排CT。这些高精尖设备往往过度使用，其成本都加在患者身上。
北京市朝阳区50多岁的蔡桂芹因为有医保，似乎不怕“过度”服务。前不久，蔡桂芹感觉腰部疼痛，去一家三甲医院看病，医生二话没说，先让她拍了片子，片子出来后，一口气开了4种药，共600多元，并告诉她只是半个月的量。尽管蔡桂芹自己只需花90多元，但“大处方”浪费的是公共医疗资源。
本是因为不放心基层医疗机构的水平，跑到大医院看病，可是大医院却不区分患者的需求，不论大病小病，能涉及的检查项目都得查一遍。患者不得不感慨：想少花钱真是太难了！
大医院怎么就不能好好就病医病、减少检查呢？饶克勤解释，这是因为老百姓和医生之间信息不对称，决策者不是患者而是医生。医生开出的检查和药品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他说：“医生的收入若与做多少检查、开多少药品挂钩，不可能避免诱导需求，形成过度医疗。同时，按项目付费和药品加成，是国际上较为落后的支付方式，亟须改革。”此外，在医疗纠纷中，举证倒置的有罪推定原则，也使得一些医生不得不给患者多开检查来保护自己。凡此种种，使得患者的负担越来越重。
从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报告上记者发现，虽然在近几年的卫生总费用中，老百姓个人卫生支出的占比在逐年下降，但是绝对数仍在上升，如2007年为5098.7亿元，2009年为6570.8亿元。
③ 给“小病”、“大病”设个坎儿——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培养基层全科医生，把“小病”解决在基层，才能有效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减少过度医疗服务给百姓和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
谁不想在家门口就看好病？谁想跑老远去看病，还得折腾半天？
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首要的是体现均等性，满足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需求。这种基本需求应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也就是说基层医疗机构就能提供相应的基本医疗服务。如果确需到治疗疑难重症的大医院就诊，可经由规范的转诊途径到大医院按需看病。然而，现实却是多数人都往大医院跑，中间缺了一个区分“大病”、“小病”的坎儿。少了这个坎儿，医疗服务结构的上层显得过于臃肿，甚至不堪承受。
李秀明和孙艳华的无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缺陷，它没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最普遍的基本的看病需求。
为何会变成这样？饶克勤从基本医疗服务的特点分析。他说，基本医疗服务强调的是可及性，是指适宜人才（如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使用适宜技术、基本药物开展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服务。这里的“基本”是一个经济学、动态的过程，内涵随着疾病结构、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改变。
他说，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赤脚医生只有“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和一个药箱，卫生室常用药物不足30种，但应对常见的感冒、拉肚子等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已经足够。现在，我国城市社区、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已经转变成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抑郁症等慢性疾病，这些疾病大多需要终身治疗。但现实是，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技术手段不能适应这种疾病的快速变化，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只能往大医院跑。
对此，青海省乌兰县蒙医院副院长菊红花颇为认同。她说：“目前我们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已经满足不了大部分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需求，设备、药物都跟不上，很多人都跑到西宁市去看病。”
优先满足人们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必须给“小病”、“大病”设个坎儿，区分病种病因，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这个坎儿的设计要靠制度来完善，让基层变得强大，使城乡医疗服务水平趋于一致，体现公平。
基层医疗机构怎样变强大？饶克勤认为，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县级医院的能力建设尤为重要。同时，建立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转诊制度、相互协作关系。开展远程医疗，基层把询问、检查的结果直接传到上级医院，上级医院帮助诊断和提出治疗方案，让大病不出省、小病不出县，把患者留在基层。
“目前大医院看小病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实际上是资源浪费。患者小病大看，花费了更多的钱，导致看病贵和更多不满意。”饶克勤说。
饶克勤指出，加大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力度的关键是培养合格的基层医生，基层医生要有能力分辨“大病”、“小病”，并把“小病”解决在基层，把“大病”分流到大医院。要像培养大医院住院医师一样，培养基层全科医生，合格后创造条件让他们愿意服务基层的社区医疗机构、乡村诊所。同时，上级医院要主动与基层的医院保持良好的协作，起到“守门人”的作用，这样才能实现“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医改目标。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容，强调城乡一体化、均等化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减少过度医疗服务给百姓和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本报记者 李红梅）
[Page]人口素质、结构、分布问题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人口，怎样均衡发展
图为近日，沈阳火车站拥挤的人群。红一 摄
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时代的十字路口。
这一次，不是因为它遭遇的高增长压力，而是它面临的发展失衡危机。
总量增长、素质偏低、结构和分布失衡……
如果说，30年多前人口过快增长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那么今天，人口素质、结构、分布问题正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现阶段，人口发展失衡的问题主要在哪儿？它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多大影响？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总量增长、素质偏低——
总人口每年继续惯性净增800万人左右，数量压力依然沉重；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儿降生，劳动力素质低下，影响人口红利的效用
每逢节假日，火车站摩肩接踵，飞机场人潮涌动，旅游点拥挤不堪……最令出行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人太多了”。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我国拆除人口爆炸的引信，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人口有效控制的“中国奇迹”。然而，成就背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没变，人口数量问题依然突出。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介绍，1992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妻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国际标准是2.1）以下后，人口增速趋缓。但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左右。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三大高峰。“十二五”期间，预计净增人口约4000万，总人口将达13.9亿；到本世纪30年代，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15亿。人口数量仍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竞争力。
一方面，出生人口素质亟待提升。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7年，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儿降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另一方面，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效用未能充分发挥。
20岁的贵州农村女孩赵华高中毕业后，去江苏常州市一家纺织厂打工。因无技术，一年前工厂裁员时被辞退。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她，本应成为人口红利的增加因素，却因失业而由社会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中的分母变成分子，成为被劳动人口赡养的人。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上世纪70年代，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开始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快跑。但长期以来，我们是靠廉价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赚钱，“世界工厂”的光环掩饰不了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尴尬，劳动者技能低下影响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翟振武说。
年龄、性别结构失衡——
10年后，上千万适龄男性“娶妻难”；30年后，平均每5人中就有1位65岁以上的老人，“婚姻挤压之痛”与“未富先老”交织，影响社会安定和幸福感指数
进入不惑之年的钱芳时时感到一种压力，因为要面对“2个人照顾4位老人”的无奈。
“我是独生女，我先生虽然有一姐姐，但在国外。”钱芳说，“我们两家老人均过70高龄，哪天谁病倒了，都够我累的。”
随着出生人口大幅减少，我国人口金字塔底座日趋缩小，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失衡，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便是明证。
以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上海为例。尽管因外来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补充，上海短期内还不会出现用工荒，但全市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却供不应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据联合国最新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白发族以年均800万人的增速壮大。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面对汹汹而来的老龄化态势，“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不加快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将“窒息”未来经济的发展。
令钱芳担忧的还有上小学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将来都找不到媳妇儿。”无论身居北京还是回福建老家探亲，钱芳发现，幼儿园和小学里的男孩明显比女孩多。
“我国正迎来一个男性人口过剩的社会。”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持续30年来，累积效应已现端倪。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19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20万。预计10年后，将有2400万“剩男”面临娶妻难。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带来婚姻挤压之痛。”田雪原说，当庞大的光棍大军高唱“我想有个家”时，谁去慰藉他们苦闷的心灵？小康之家是小康社会的基础，连个家都成不了，何谈幸福感？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2050年全国流动人口将达3.5亿人左右，留守农村的“三六九”人群将形成人口“洼地”，导致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
在我国对计划生育管理末梢的设计中，全国6万多个乡镇、街道都设有计划生育办公室，平均每个乡镇有6人左右，每个街道有3人左右。散落到每个社区，通常只有1人。
一线计生员王蕾管理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新建社区。小区住户多是外地人，他们大多从事私营经济，不管贫富，都不享受城市的福利，也不愿遵守城市的规则。
而这个群体恰恰是生育率较高的人群之一。作为北京市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区，海淀区300多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近1/4，高达80万人。“在我们医院出生的二胎，90%是外地来的。”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有关负责人透露。
“我们正进入一个‘流动时代’。”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拉动下，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迁移。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2050年将达3.5亿人左右。
在城市化大潮中，大批农村新增劳动力离乡又离土，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集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导致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这种分布失衡首先表现为人口过度向城市流动，给城市资源环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空前压力。“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日趋突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难度加大。比如，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服务经费投入缺乏有力法律依据，大部分社会兴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仍有很大比例的流动人口未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未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等。
这种分布失衡还体现在农村地区出现人口“洼地”，使新农村建设缺乏人口支撑。近年来，许多村庄已无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只有大批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三六九”人群，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如果农村人口“洼地”局面不能得以改善，不远的未来，城乡二元结构或将无以立足，取而代之的将是积贫积弱的农村被喧噪的城镇彻底“吸空”。如何克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是广义人口均衡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十二五”规划纲要鲜明地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并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
人口与经济的本质关系，是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变化。与上世纪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当前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更为严重，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中国人口发展将遭遇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新时期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翟振武认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表述，是对我国多年来人口调控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精准概括。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人口的内部均衡，即人口数量适度、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二是人口的外部均衡，即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抓手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翟振武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计生工作从以行政制约为主转向统筹协调，从“单一管理”转向“综合关怀+服务+管理+保障”，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关系，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目标就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990年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打击技术越轨，整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利益导向机制，从物质保障和性别文化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应对人口年龄失衡的政策须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加快经济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对出生人口进行调控，在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之间寻找平衡点。
“人口既不能增长过快，使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大，同时也不主张快速削减，这样不利于人口结构的优化。”翟振武指出，相对于“十一五”的“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规划纲要鲜明地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大城市的生育率持续走低，而中西部地区却面临低生育水平反弹压力。“逐步完善政策”要坚持分类指导，关注重点难点地区。
“城市敞开了大门，但城里的月光不该有阴影。然而目前对流动人口只有管理，还缺少保障。”北京市委党校人口研究所教授侯亚非强调，实现人口均衡分布应推进全国“一盘棋”服务管理。城市政府必须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打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突破二元式人口管理模式，将失地的本地户籍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纳入就业、培训、社会保险、住房等体系，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同时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人口的就地城市化、有限市民化、居住园林化和农业现代化。(本报记者 李晓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