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一”讲话看新使命新任务（1-4）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从“七一”讲话看新使命新任务①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地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连日来，各地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七一”讲话时表示：什么时候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什么时候都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挥最大政治优势，防止执政最大危险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人民”这个词用了136次，平均每104个字就出现一次“人民”。
“历史上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孙业礼表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多元化、多样化，人民内部矛盾越来越复杂。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的难度增大了，随着执政时间越来越长，脱离群众的危险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人民的拥护，失去执政的根基。
这样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
无论是“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妄语，还是因强制拆迁、乱占耕地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都伴随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异化。在一些地方，“鱼水关系”已经渐变为“蛙水关系”——有了利益就下水，没有利益就上岸；有的甚至变成“油水关系”——隔层隔面，难以相融。这无疑是新形势下干群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湖南嘉禾县曾因拆迁事件震动全国，干群关系一度紧张，在湖南省内上访数量位居前列。“深究其原因，恐怕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出现了问题。”嘉禾县委书记陈荣伟说。
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干群关系？嘉禾县委、县政府打出“组合拳”：一是尊重民意、科学决策，“老百姓答应我们就做，老百姓反对我们就不做”；二是依法行政，每次县政府开常务会议研究政策，首先半个小时学相关法律，“这几年县政府当被告明显少了很多”；三是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四是积极处理群众上访。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提升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也就减少了。去年下半年，嘉禾民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上升到全省中游。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重经济发展、轻群众利益’的现象，或是‘重发展、轻稳定’的趋向。” 安徽芜湖市委书记陈树隆直言，“按照‘七一’讲话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更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着力点，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每一天的工作都是群众工作。”不久前，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焉荣竹在全市群众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些干部一讲做群众工作，总是先想着去教育群众。我认为，教育干部比教育群众更迫切、更重要。”
永远把群众放心上，永远把群众当亲人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质朴的语言，道出了做好群众工作的真谛。
“密切党群关系，首先要搞清楚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是什么关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概括的党与人民群众的“鱼和水”、“血和肉”、“舟和水”等“九大关系”引发了社会热议。
没有挂牌，没有新闻发布会，国内首家省级群众工作部已低调在海南运行1个多月。按照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的设想，海南还将建立一个专门处理群众工作的信访楼，与群众联系密切的相关部门如城建、公安等将派人进驻，集中办公、现场解决群众来访，力争做到“一条龙服务”。
近段时期以来，群众工作部在各地普遍“开花”。据统计，河南全省18个省辖市、158个县（市、区）全部挂牌成立了党委群众工作部；山东5个市、72个县（市、区）成立了综合性的群众工作机构。此外，湖南、黑龙江、贵州、江西、江苏等地也都陆续设立了类似机构。而且，不少市、县两级群众工作部部长都是职务高配，由市（县）委常委、副市（县）长担任。
广东惠州是珠三角东部正在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去年，惠州的GDP达到了1730亿元，进入中等收入地区和经济增速最快城市行列。
“成绩数字不能掩盖存在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怎么样和群众建立有机的联系，这是抵御危险，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认为。近年来，惠州市开通了“惠民在线”等一系列网上倾听群众呼声的新渠道，全市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触网”与网民交流，听取民意，征求民智；并搭建了网上信访等网络问政综合信息平台，让市民有快速反映渠道，而且“说了不白说”。
湖南隆回县开展以评选“最满意”和“不满意”公职人员和治理乡镇干部“走读”问题为重点的“两评一治”活动，把干部对群众的“知民度”和群众对干部的“知名度”做为干部提拔重用和奖惩的硬指标，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要真正把群众当亲人，面对面倾听呼声，心贴心释疑解难，实打实解决问题，使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心相系、情相融、利相连。” 县委书记钟义凡说。
重心下移再下移，作风深入再深入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强调并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以前对那些坐着小车转、隔着玻璃看的下乡干部非常反感，现在看到干部干着农活淌着汗，吃着土豆喝米汤，感到他们很亲切。”谈到下乡包村干部，山西省河曲县沙坪乡前麻地沟村的村民这样说。今年以来，山西省实行领导干部下乡包村制度，全省乡以上党政主要领导每人包一个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５００元以下的村子，实地帮助指导农民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实现“十二五”收入翻番。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明确要求，干部下乡住村要力戒形式主义，要立足于发展，结合实际，与农民一道确立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夯实发展基础。不能简单地给项目、给钱给物。截至目前，山西省、市、县、乡各级共有７万多名干部下乡住村，共住村１．２万多个。
今年3至6月，湖北省组织10万多名干部进村入户，访民情、送政策、办实事、促发展，把脚印“印”在1000多万农户家里，也印在了农民心坎上。分析活动为何效果比较好，省委书记李鸿忠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干部扑下身子，问计于民，虚心诚恳向群众学习、请教”。
重心下移再下移，作风深入再深入。从今年起，北京市每年将派500名市级机关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史绍洁表示，基层是社会变革体现最直接的地方，也是群众工作生活的地方，年轻干部只有到基层锻炼，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增强服务群众的本领，只要在基层大批年轻干部能够不断涌现出来，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从3月起，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展“下基层、访百姓、解难题、促和谐”活动。市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1周时间，县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半个月时间，新提任科以上干部、新招录公务员每年至少用1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社区）、进农户，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对党政领导干部公开接访作出具体安排。湖南桃江推行县级领导开门大接访，组织开展“心连心、面对面”露天征求意见、城市建设咨询服务等活动，在桃江公众信息网上开通“党风廉政舆情在线”、“书记信箱”等栏目，拓宽了民意反映渠道，群众的需求得到及时回应，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改善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七一’讲话提出联系群众的具体方式，包括干部要工作重心下移等内容，虽然字数不多但饱含深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辛向阳表示，“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知民情、解民忧、暖人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赢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盛若蔚）
[Page]靠改革赢得下一个三十年
——从“七一”讲话看新使命新任务②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这是党中央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是新时期新阶段深化改革的广泛认识。
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必须坚持深化改革不动摇
站在“十二五”新起点，该如何判断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过去30多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改革进程势不可当；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打开。
“良种有补贴，种地不交税，看病能报销，上学不收费。”江西省樟树市种粮大户陈秋林细数生活的变化。这得益于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取消农业税、开直补先河，一系列真金白银的优惠政策落户田间，激发出农村活力。
从一个乡镇企业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品牌，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感慨地说：“改革开放对万向而言，最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就是市场经济。上个世纪90年代，企业只能偷偷摸摸地走出去，现在国门打开了，国家大力支持，万向的国际业务也从国际营销转向国际生产，实现了优化配置国际资源。”2010年美国生产的每3辆汽车中，就有一辆使用万向的产品。
回望30年，价格闯关，经济“软着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海啸……经受了一个个考验，改革开放的航船破浪前行。
实践证明，没有改革，不会有中国辉煌的今天。唯有改革，才能开创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今天的改革，正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深水区”，由易向难、由外围向核心、由增量向存量步步推进。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
——观世情。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缓慢、曲折、复杂。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失衡加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中国到了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历史拐点，这是我们在应对国际局势变动中面临的新考验。”
——察国情。资源和环境亮起“红灯”。改革先行者深圳，在而立之年遭遇“成长的烦恼”。深圳社科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分析，一方面发展空间受阻，触碰到资源的玻璃“天花板”，一方面劳动力“红利”减少，进入“刘易斯拐点”，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收入分配走到“十字路口”。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1978年至2009年，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差距从2.57倍扩大到3.33倍。“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摆在面前。
与此同时，经济结构性失衡，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社会保障问题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弱，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等……许多问题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这是我们在科学发展中面临的新考验。
——看党情。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不断加强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新考验。
“改革开放不仅是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今后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坚持改革开放，不容置疑。”迟福林说。
不转型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没法转型
如何正确认识发展中躲不开、绕不过的矛盾和问题？
有些问题，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蔡昉说，收入差距拉大，是告别共同贫穷、收入普遍增加、奔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烦恼”。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才能扭转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有些问题，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近几年凸显的看病难、看病贵、房价上涨过猛等问题，说明与经济领域改革相比，社会领域的改革是“短板”，改革还要深化。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领域综合改革，才能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有些问题，是经验不丰富、设计不周密造成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压低，助长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扩张，因此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传统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产生GDP和投资“依赖症”，因此要改革财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
“经济社会固有矛盾仍在发展和积累，发展方式转变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改革方向出了偏差，根本在于体制机制原因。”迟福林直言。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突破的是利益“雷区”，触及的是深层矛盾。只有深化改革，清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怕出错而不敢改革，这才是大错。“没有惊心动魄，哪有波澜壮阔？改革路上不会风平浪静，改革是强大动力，更是体制保障。科学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体制机制保障。”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认为。
“不转型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没法转型。痛下决心以改革促转型，越早越主动，越走越宽广。”山西省晋中市市委书记张璞说，只有将改革开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才能抓住和用好现有的机遇，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十二五”期间的总体思路，勾画出以改革推动发展转型的路线图。
注重顶层设计，全面协调推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十二五”的波澜画卷正在展开。在新起点，改革开放向何处去？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改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各自为政、单兵突进往往会出现‘木桶效应’，进展最慢、效果最差的那项改革会拖累整个改革的进程。改革需要总体规划、统筹协调、系统推进，发挥整体效应。”迟福林认为。
改变单兵突进，注重综合改革。上海浦东，推动实施了210余项改革，从“小政府”机构设置，到“一门式”服务，“外汇九条”、“质检十四条”等一批政策先行先试。浦东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市场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浦东新区发改委副主任吴伟平说：“浦东更加注重改革的整体设计，充分体现综合性、配套性和系统性，实现政策与体制配套、体制与体制配套、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配套。”
坚持市场取向，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层次改革正在破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有进有退、有限有扶，形成正确的‘速度观’。”河北张家口市市长王晓东说，凡是符合科学发展的优势产业就“开绿灯”，凡是“两高一低”的落后产业就坚决“亮红灯”。近3年来，全市累计淘汰关停各种高耗能、高污染企业100多家，10多个“两高一低”的大型项目被挡在门外。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改革的成败，关键要看政府自身的改革。”迟福林说，未来的改革，“有形的手”要克服惯性和诱惑，进一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让“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更要克服困难和矛盾，在“无形的手”无能为力的社会公平正义领域进一步大显身手。
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改善民生，问计于民。今年个税调整，通过听证会了解民情、集中民智，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迈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今后要通过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城乡二元机制，共享发展成果，加快形成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管理体制。
上一个30年，中国靠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下一个30年，中国必将靠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人民日报记者 赵永平 于 猛）
[Page]三个“没有变”廓清发展方位
——从“七一”讲话看新使命新任务③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这是对中国国情的清醒定位，对发展方位的科学判断。
正确判断方位——
不让发展的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三个“没有变”中，最核心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其他两个判断即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中国家的属性都与此相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100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可以绕开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却绕不开生产力落后必须“补课”这个阶段。否则，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然而，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升至世界第二，但代表一国富裕程度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在世界上排100位左右，仅相当于日本的1/10，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GDP的构成和质量看，“8亿件衬衫换不回一架飞机，一火车打火机兑不来一个电脑软件”，生产的多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缺乏“世界名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越向前推进，触及矛盾就越深，涉及利益就越复杂，攻坚的难度也就越大。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马太效应”愈加明显。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
——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当东部城市的学校盘算着是把钱用来买电脑还是建体操房时，西部不少农村教师还在为粉笔没有着落而发愁。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高达3.33倍，接近世界最高水平。
——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从“怀疑中国”的戒备，到“牵制中国”的意图，从气候谈判的初衷，到货币战争的目的，我国外部发展环境挑战频仍……
这些特征表明，我们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由于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社会生产仍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
强调三个“没有变”，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意在不让发展的成就麻痹忧患意识，坚持把真实的中国国情作为推改革、谋发展的根本依据。
扭住“一个中心”——
误判形势、精神懈怠，就可能错失机遇、耽误发展
三个“没有变”字字千钧，深刻地启示我们：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前进道路上，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时期，从物价大幅上涨到国际金融危机，从汶川特大地震到青海玉树地震，从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风险连着风险，挑战接着挑战。如果没有多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我们就不会有抵御复杂风险、应对严峻挑战的强大实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有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辛探索，曾四次提出过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基本路线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论断已含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由此造成严重损失。第四次提出基本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自此，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文明之路、崛起之路。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历史的、必然的、正确的选择，什么时候动摇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或多个中心，党和国家就会迷失方向。“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指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说的这番话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把视线从过去收回来，面对今天三个“没有变”的国情，面对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更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也不会过时。
发展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丧失机遇，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陷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屈辱境地。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清国情、加快发展，我们就能更上层楼，全面小康就能实现，人民福祉就能提高；误判形势、精神懈怠，我们就可能错失机遇、耽误发展，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坚持科学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以GDP增长为中心
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以GDP增长为中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今天的发展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就要求我们走科学发展之路，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着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今天的发展应当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因此，民众能否从发展中分享红利、获得激励相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发展是否支持。这就要求我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使发展真正造福人民，使人民真正成为发展的主力。
深刻认识三个“没有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就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度过九十华诞，我们的前方，是两个“100年”的宏伟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肩负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将再度出发。（本报记者 田俊荣 崔 鹏）
[Page]打一场文化体制改革攻坚战
——从“七一”讲话看新使命新任务④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这一重要论述，为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了方向。
转企改制，让文化市场主体更鲜明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单位都是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各级政府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主要依据行政指令，而不是群众需求和市场导向，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
“通过养人而养事业的实质是财政补贴，而且是不计产出的补贴。本以为通过养人可以把事业养起来，最终是把人养懒了，事业也无从发展。”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罗争玉说。
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结构不够合理、内部机制不够灵活等问题，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文化市场主体，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使整个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蒯大申说。
改革，势在必行。
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改革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按照“二分法”的思路，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清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就是要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这其中，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事业单位转为公司法人。通过建立先进的管理和运营模式，盘活外部资源，激发内部活力，北京儿艺实现了惊人飞跃：演出场次增长7倍，总收入增长100倍，主要演员月收入过万元。北京儿艺的巨变说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蕴藏着巨大潜力，只要体制机制理顺，完全可以在市场中发展壮大。
目前，我国的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基本完成全行业的转企改制。随着大批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转变成面向市场的企业，我国文化市场变得空前活跃，文化产品的供给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年出书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电影产量连年保持在500部以上，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年产电视剧上万部，是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实力偏弱。国际经验证明，只有突破原有行业界限和地区封锁，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规模效益和资源整合，才能最终做大做强。
目前，我国一些已经完成转企改制的文化企业，开始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上迈出新步伐，成效显著。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此次合作是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2008年5月9日，江苏新华和海南新华联合组建的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在海口成立，开中国发行业跨省重组的先河；2009年4月17日，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改制重组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成为地方出版集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出版社跨区域、跨部门战略重组的第一家出版单位。
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创新的理念和思维。目前，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有所改观，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的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极易造成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
转变职能，让公共文化服务更贴心
建立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各地因地制宜，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改变过去那种不管基层群众是否欢迎都由政府部门直接送戏到基层的做法；通过邀请专业团队介绍节目，让街镇文化干部和市民代表直接进行评判、选择，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演什么”，使公共文化服务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杭州图书馆在2003年率先推出免证阅览制度后，进一步联合杭州1市5区的9个公共图书馆，推行公共图书馆借阅“一证通”。杭州读者只要持“一证通”卡就可以在全市9家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
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政府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文化项目，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不过，从总体上看，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瓶颈”。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重文化产业、轻文化事业”，“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的观念。
专家指出，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体系，设立刚性指标，建立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奖惩等挂钩的机制。
“开闸放水”，让文化产业发展更强劲
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
2005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和规范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领域的界限。同年8月，文化部等5部委发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范围和持股比例也进行了规范。2009年国务院制定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这些政策、规划的总体特点就是开放，即放开国有文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通过转企改制激发企业活力；放宽准入领域，放低准入门槛，使其他社会资本有机会同台竞技。这些做法被形象地称为“开闸放水”，几年下来，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文化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目前全国已有2/3的省区市把文化产业作为重要产业或支柱产业来发展，成效明显：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房地产业等行业，仅次于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位居第二；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同期汽车工业增加值；重庆，文化产业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2倍；贵州，文化产业收入首次超过100亿元……动漫产业园区、影视制作基地、数字出版基地等各类文化产业园区遍及全国。
政策的放开和扶持，给了民营资本宝贵的发展机遇。目前，全国从事图书、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制作的民营投资主体逐步增多。电影业80%的市场份额由民营主体占据，近几年票房过亿元的国产大片几乎全部出自民营影视公司。在演艺领域，全国民间职业剧团已有2773个，个体演职人员共计2万余人。在出版发行领域，民营及民营控股的出版物总发行企业有13家，全国连锁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已达10万多个。
从目前看，虽然我国整体进入小康社会，但大多数居民收入仍然偏低，文化消费极其有限，文化产品和服务事实上仍是少数高收入者的“奢侈品”，并没有成为普通居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国居民有限的文化消费中，大多数集中于教育消费，而非文化产业的主体内容。另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文化消费的差距很大，比如，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只有城市居民的1/3。因此，提高文化消费水平，做大文化消费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魂。经过文化体制改革这些年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企业的实力有所增强，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我国的主要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总体上不具备全球影响力，文化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记者 张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