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怎么看”系列报道（1-3）

中国进入“高通胀”时代了吗

    编者按：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近日，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给全球经济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国内外都十分关注、关心中国的经济走势，形成了一些讨论的热点。比如，中国是否进入了“高通胀”时代、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否可控等。从今天开始，本报在“人民观察”栏目陆续推出“经济热点怎么看”系列报道，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这些热点问题，敬请关注。　　

　　6.5%，7月份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创下37个月的新高，似乎让人有点担心。

　　其实，在抗击通货膨胀的舞台上，中国并不孤独。

　　如果把这个水平放在国际上比较，最有可比性的是经济发展阶段一致的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6月份俄罗斯通胀率为9.4%，巴西为6.7%，印度为8.7%，越南为20.82%。

　　为什么是新兴经济体？难道中国进入“高通胀”时代了吗？

　　7月通胀率为何创新高

　　食品价格仍领跑，但当前价格运行依然处于温和可控区间

　　虽然7月份的CPI在6月份6.4%的基础上继续上行，但整体物价的水平并没有让各方感到意外。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没有超出此前社会对物价上涨程度的预期，导致物价上涨过多的主要原因还是食品类价格上涨过多。”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4.8%，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4.38个百分点，占物价上涨的2/3。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占整个涨价因素的22.5%。

　　总体看，导致当前物价上涨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国际输入性较强、货币流动性充裕以及前期自然灾害等因素，也有资源性产品以及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上涨累积效应不断释放的影响。但从结构上看，食品价格领跑的特征仍然鲜明。从环比看，猪肉、蛋、水产品价格继续上涨，涨幅分别为7.7%、0.8%和1.2%；鲜菜价格受阴雨天气较多、季节性品种更替等因素影响止跌回升4.1%；受暑期旺季来临影响旅游价格上涨4.6%；拉动食品类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2%和0.6%，合计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0.45个百分点。

　　如何看待当前物价走势？

　　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表示，7月CPI虽然再创新高，但属于正常水平，没有太大的异动，总体上反映了前期影响物价上涨的一些因素没有根本消除，而且影响仍在继续。

　　国家发改委的分析认为，从国际比较看，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较高通胀压力，即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消费价格也上涨了3.6%和4.2%，大幅度超过其2%的警戒线。

　　从长期趋势看，1978年—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CPI年均上升5.56%。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9.6%，CPI上升5.4%。从30年经济运行的统计结果看，当前CPI上涨与GDP增长仍然处在一个温和可控的范围。

　　为应对价格较快上涨，各级政府综合采取了控制货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安定民生、加强监管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当前价格运行依然处于温和可控区间。”周望军说。

　　本轮通胀成因复杂

　　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是正相关，本轮价格上涨是诸多因素叠加

　　CPI持续高位运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入了“高通胀”时代？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向记者表示，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物价上涨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说，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是正相关，经济高速增长必然拉高需求，需求增大必然拉高价格。处于高速发展中的“金砖四国”基本都属于这种情况，其他一些国家像越南等甚至达到了两位数的通胀率。

　　姚景源分析，与改革开放以来几轮物价上涨相比，这次物价上涨的原因复杂。“历史上大的通胀主要是经济过热，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造成的。例如1994年的CPI涨幅是24.1%，但是199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61.8%！所以以前解决物价问题的办法也简单，就是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紧缩信贷。”

　　本轮价格上涨的原因有国际的，有国内的；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有深层次的，还有现实的，是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

　　首要的是货币因素。姚景源分析，正常情况下，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应该是GDP增幅加CPI涨幅，再加上两个百分点左右的系数。按这个标准衡量，这两年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速显然太高了。“流通中的这么多货币冲到哪里，哪里就有问题。为什么出现炒绿豆、炒大蒜、炒字画，甚至炒宣纸？因为流动性过剩。”

　　但是，姚景源认为，要历史地看待这两年的货币政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对欧洲的冲击不一样。对欧洲主要是冲击金融体系，对中国冲击的是实体经济。最严峻的时候，我国有15%的企业倒闭，还有20%的企业被迫减产，上千万人失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只能而且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4万亿投资，否则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任何经济活动都有成本，有代价，保增长、战胜世界金融危机也有成本，就是今天的流动性过剩，并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是战胜世界金融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别无他路。”

　　第二是国际因素。本轮通胀比前几次多了输入性因素。过去我国对外依存度不像现在这么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原油、铁矿砂、铜矿砂的对外依存度都在50%—60%的水平。中国和世界经济已经结合成一体了，国际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反映到国内市场。

　　2008年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主要都是“发票子”，全世界都是流动性过剩，所以直接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今年一季度，我国出现了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仔细分析，我国进口数量没有大幅增长，但是用美元计算的进口金额大幅上涨了。比如铁矿石进口数量增加了14.4%，而以美元计算的进口金额增长了82.5%；黄金价格去年年初时一盎司刚过1400美元，现在涨到1600美元。“原材料、有色金属、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通过进口直接推高了我们的价格。中国作为第二大进口国，只能接受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这是以前没有遇到的，也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姚景源说。

　　第三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CPI中食品权重较大，为什么70%左右的涨价因素是农产品上涨？姚景源认为，目前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组织化程度太低，企业规模太小，流通环节太多，流通手段陈旧落后，市场秩序混乱，是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近些年一直在呼吁改善农产品的流通体系。

　　“全世界绿豆、大蒜都不会成为投资品，但是中国出现了。这说明我们农产品的流通体系太薄弱了！”姚景源说，“我国农业一边是千家万户小生产，一边是千变万化大市场，两个‘千万’的对接是很难的一件事，可是我们把这副对接的千斤重担交给了农民，农民挑不起来啊！这需要政府来帮，支农惠农的政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且要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流通领域。”

　　第四是整个社会成本上升。比如农业生产成本，农药、农资、化肥、塑料薄膜的价格都在涨，农民务工成本也在上涨，这些成本上涨也为价格总水平上涨奠定了一个前提。

　　下半年物价总水平可控

　　当前价格运行拐点特征明显，预计后期价格总水平同比将有所回落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在一个研讨会上曾表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往往是密切相关的，只不过通货膨胀一般比经济增长滞后一些，本轮通胀也是前几年经济增速较高的一个滞后反映。CPI从去年11月份突破5%开始，一直在5%左右徘徊，到今年6月份突破6%， 7月份达到6.5%，应该已经达到本轮的高点，下半年应该会往下走。周望军也表示，“当前价格运行拐点特征明显，预计下半年我国食品类价格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稳中略有波动的态势，但由于翘尾因素快速下降，预计后期价格总水平同比将有所回落”。

　　对今年后几个月的物价走势，姚景源表示应该有信心。

　　一是宏观环境有利于物价的稳定。从国内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这为抑制通货膨胀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宏观环境。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近日表示，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有利于减轻物价上涨压力。从国际看，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乏力，使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幅不会高于上半年。近期国际市场原油、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大宗商品环比价格都大幅回落，国际市场输入性通胀压力明显减弱。

　　二是有物质基础。一方面粮食供给充足。今年春夏，我国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本来大家很担心的夏粮却比去年增加了25亿斤。再看占全国粮食总产量75%的秋粮。黑龙江、吉林、辽宁三大主产省的播种面积增加了，气候条件也不错，只要剩下两个月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中国粮食还将丰收。另外，我国粮食库存储备充裕，远远超过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另一方面工业消费品仍然保持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市场格局，一些行业还产能过剩，所以中国工业消费品价格不会大涨。

　　三是有政策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物价稳定问题，去年以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遏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今年又将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确立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在应对这一轮物价上涨过程中，各级政府坚持贯彻中央精神，强化政府责任，加强市场保障，降低流通成本，整治市场价格秩序，对困难群众采取有力有效的救助措施，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四是翘尾影响大幅减弱。8月—12月份翘尾因素下降速度较快、幅度较大，月均将下降0.66个百分点。虽然后几个月仍有一些新涨价因素，但新涨价因素将明显低于翘尾下降因素。

　　稳定物价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周望军分析到，主要有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国内能源资源需求增长偏快、秋粮生产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生猪和水产品生产恢复还需要一定时间等。特别是美国后期实施第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极大，一方面可能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得国际输入性压力加剧，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更多热钱继续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可能导致国内投机性资金增加，增大我国稳定物价总水平的难度。

　　面对重重挑战，周望军表示，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基础上，今后一段时间将重点采取四项措施稳定物价：一是对流通环节进行清理整顿，取消高速公路的超期收费项目、降低过高收费标准，大力清理整顿农贸市场、超市进场费以及银行卡的不合理收费；二是继续推进完善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的联动机制，督促各地在年底前全部建立起来；三是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炒作、价格垄断等违法行为；四是继续加强粮食、生猪和蔬菜的供给，保障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人民日报》2011年8月10日，记者　朱剑红　陆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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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当国家统计局拿出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时，应该说，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硬着陆”的议论似乎并未平息。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年二季度GDP增速回落到9.5%，与金融危机时的2008年三季度的9.7%很接近，并据此判断中国经济或会出现“硬着陆”。

　　现在没有硬着陆，也不存在下一步会硬着陆的迹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明确表示，虽然看起来二季度的9.5%与2008年三季度的9.7%数据上差不多，但事实上背景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目前的回落是在政府主动调控、而且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产生的。从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二季度，四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9.6%、9.8%、9.7%、9.5%，连续四个季度基本稳定在9.5%—1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回落，也是比较平稳的增长。

　　中国经济到底是不是“硬着陆”、会不会“硬着陆”，潘建成用一系列数据做了说明。

　　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景气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二季度企业景气调查，目前的企业景气指数依然处于相当高的位置，二季度指数比一季度还略有提高，在135点左右。“这个景气指数是比较理想的，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理想、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而且企业家预期三季度景气度继续保持平稳，可能还会略有提升，企业家判断经济也并不会出现向下走。”潘建成说。而2008年三季度的企业景气指数从当年二季度接近140点掉到130点以下，接下来四季度更是大幅下滑至107点。显然，景气指数的情况与2008年大不一样。

　　第二个指标是就业。从工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看，当前处于历史比较高的水平，达到10%以上，明显地高于2008年、2009年乃至2010年的水平。“如果企业的情况很糟糕，有很多破产或者说面临破产，就业、用工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地增长呢？”潘建成分析说，美国、欧洲的经济复苏步履维艰，首先的问题就是失业率高，就业不景气，其背后反映的是企业家对不确定的未来缺乏信心，不敢增加用工。中国经济在2008年、2009年的危机冲击下是什么情况？也是用工增长迅速回落，就业成了大问题，现在明显不是这种情况，很多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用工荒。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用工需求较快增长是在农民工工资上涨比较快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说，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用工需求也还在增长，从逻辑上可以说明企业是扩张的，企业家对市场的前景是看好的，没有出现收缩的情况。

　　第三个指标是企业利润。当前企业情况到底好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看企业是不是赚钱。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8.7%，比1—5月份的增速还提高了0.9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0.2%，其他类型企业的增长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速度高很多，这反映了民营企业的活力。目前，企业销售利润率是6.2%，处于历史比较高的位置。“企业既赚钱又愿意增加用工，还谈什么‘硬着陆’呢？”

　　第四个指标是投资。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33.8%，全社会增长25.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增长14.6%，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速度。民间投资增长的速度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家对未来有信心。

　　民间投资的增长快于全社会的增长，民营工业的增长也明显地快于国有和外资企业的增长，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民营企业的动力是很强劲的，说明当前的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很强劲，而且，这种强劲的动力在我们比较严厉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下依然保持。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现在没有‘硬着陆’，也不存在下一步会‘硬着陆’的迹象。”潘建成说。

　　放慢一下脚步，为了以后跑得更好

　　虽然没有“硬着陆”，但GDP增速的确在回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6%，增幅比去年上半年回落了1.5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回落了0.1个百分点。如何看待经济增长速度的降温？

　　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包括四万亿元投资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随着中国经济的回升向好，以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部分经济指标在二季度的回调，正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是刺激政策退出后市场的正常反映。

　　例如，前期对汽车销售的补贴政策取消，再加上部分城市出台了限购政策，今年汽车销量开始从前两年爆发式的增长转向正常增长，限额以上零售企业汽车的销售金额增速同比回落20多个百分点；房地产的调控也对相关产品的销售造成一定影响，家具、部分建材和装修材料的销售金额都比去年同期出现明显回落。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看待“降温”。

　　首先，上半年经济增速仍处在平稳较快区间，没有出现大幅下滑，属于稳中趋缓。第二，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第三，在经济增速适度回落的同时，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民生得到较好保障和改善。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2%，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8.7%，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7个实现了利润同比增长。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万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6%，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3.7%。与此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工作全面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第四，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有利于减轻物价上涨压力，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也有利于各方面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保民生上。

　　“就像一个人跑步，不能老是以加速度在冲刺，他必须要放慢一下脚步，为了以后跑得更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对“降温”这样形容。

　　宏观调控的难点和重点，是处理好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经济也一样，增长、结构、通胀，三者你快我慢，有喜有忧。

　　走出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怎样处理控通胀、稳增长和调结构三者的关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点和难点。控物价，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稳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解决各种矛盾的关键。调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当前，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在宏观政策上把握好三者的平衡。把控物价放在突出位置，采取综合措施，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合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加大调结构力度，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业发展，加大对农业、节能减排、自主创新、改善民生、中西部地区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时提出，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总水平，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李朴民在解读中央政策时表示，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取向，至少体现了五个更加注重。

　　第一个是：更加注重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要坚决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要改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发展环境、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

　　第二个是：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要巩固农业发展的好势头，全力夺取全年农业特别是粮食丰收，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尤其是要切实抓好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努力实现全年节能减排目标。

　　第三个是：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大规模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确保今年1000万套建设计划的落实；继续改善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加强社会保障，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个是：更加注重内需的平稳较快增长，继续完善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政策，挖掘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环境，逐步健全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伏。

　　第五个是：更加注重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既包括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也包括深化财税金融、农村、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同时，要保持外贸政策的基本稳定，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积极扩大进口，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减弱、国内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的背景下，各方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

　　李朴民说：“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拥有许多机遇，比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等。同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依然处在较高水平。因此，只要我们贯彻好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好中央确定的政策措施，就能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的起伏，更不会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可以说，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我们是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的。”（《人民日报》2011年8月11日，记者　朱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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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如何“软着陆”

      “坚决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牢牢把住科学补正贷款合同还本付息条款和补充合法有效抵质押物两个关键，用科学的机制让风险早暴露、早发现、可度量和早干预”……财政部、中国银监会等部门正强化措施，从担保、风险控制等方面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控制新增债务。各地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多年积累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审计公告披露，截至2010年底，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约占62%。

　　地方债务问题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也是国际舆论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10万多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究竟有多大？如何有效化解潜在风险？本报记者分赴上海、重庆、安徽、山东、广西等省区市进行调研。

　　投向是否合理？

　　大多投入基础设施，而非用于经常性开支

　　举债融资，风险几何，关键是个“用”字。

　　与西方一些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有很大不同，中国地方举债用途大多是基础设施建设，而非主要用于经常性开支。

　　1992年，上海成立全国第一家市政府授权专门筹集和管理城市建设资金的国有投资公司——上海城投。“这家地方融资平台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上海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问题。”上海城投副总经理王志强说。

　　统计资料显示，1950年到1992年的43年间，上海平均每年财政收入101亿元，上缴中央79亿元，自身财政可供支出仅为22亿元。这22亿元中，能够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更少。“上海城投成立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城市规划、建设费用为杠杆，以政府信用为背景、以公司为法人来募集资金，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王志强说。

　　在山东，政府最早的举债行为可以追溯到1979年。当年，乳山市和郓城县2个县（市）举借政府性债务70.3万元，主要用于城市供水建设项目。此后，政府举债用于城乡建设成为常态。

　　“广西是后发展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资金是最大瓶颈。近年来，广西通过举债融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之渴’。”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席鸿康说，广西债券融资主要用于保障民生、重大项目等领域。

　　地方政府“债务累累”形象的背后，是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的大量优质资产。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负责人说，该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主要投向国家和地方急需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民生领域。其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约占平台贷款的40%，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占25%左右。

　　截至2010年底，安徽省各级政府已支出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中，用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支出达353.07亿元，投入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方面的支出达398.24亿元。

　　而在重庆，70%以上的区县债务资金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等公益性项目；在山东，81%的已用债务资金则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等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

　　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应对两次金融危机和抗击自然灾害提供资金支持。比如，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各级政府筹措政府性债务资金558亿元用于灾后重建；

　　二是为推动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支撑。截至2010年底，地方各级政府投入教育、医疗、科学文化、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建设等民生方面的债务余额13753.12亿元；

　　三是为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打基础。截至2010年底，地方各级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59466.89亿元，占61.86%；用于土地收储10208.83亿元，占10.62%。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说，中国地方债务逾70%的收益都用于基础建设融资以及土地收储，这增加了政府的资产额，“因此，尽管债务水平较高，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仍非常强劲”。

　　风险是否可控？

　　隐患局部存在，总体上安全可控

　　城投债交易遇冷，地方债发行出现部分流标……一些地区和行业存在的债务规模较大、债务负担较重等风险隐患，近段时间引来一些担忧，但个别单位出现的偿债困难或风险隐患，并不构成系统性或全局性的风险。

　　7月28日，山东省审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底，山东省市、县两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37.44%，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46.15%，低于国际普遍采用的100%的警戒线。

　　“从总量上来看，山东省地方债为4752.19亿元(不含青岛)，占全国地方债务总额的4.4%。这与山东经济大省的地位和经济发展速度是匹配的。”山东省审计厅副厅长黄利明说。

　　而在中部地区的安徽，至2010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为35.49%，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为48.05%。

　　从审计结果看，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至2010年底，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为52.25%。如果按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全部转化为政府偿债责任计算，债务率为70.45%。

　　再从债务余额与政府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对比来看，除财政收入外，我国地方政府拥有固定资产、土地、自然资源等可变现资产比较多，可通过变现资产增强偿债能力。

　　事实上，30多年来，地方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和财力增长，偿债能力不断提高，偿债条件不断改善，逾期违约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在不少专家看来，地方债务真正让人担心的，是其运行存在一些不规范问题。例如，大部分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多、管理不规范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着手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健全严密、规范的政府新债控制机制。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蚌埠等市成立了政府投资管理委员会，对政府债务统一归口管理。重庆2010年首次将区县领导班子的债务管控水平纳入区县实绩考核，建立了债务风险指标预警机制等，区县债务规模增长得到有效控制，2011年、2010年和2009年债务规模基本持平，债务率始终控制在100%以内。

　　建立严格、有效的政府债务存量消化机制。2007年，安徽省全面开展化解县乡政府性债务，省级财政共安排近7亿元资金予以奖补。重庆市政府去年下发文件，明确了“消除乡镇债务、控制区县债务、优化市级债务”的分类管控政府性债务管理总体思路。

　　构建稳定、可靠的政府到期债务偿还机制。截至2010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及14个市政府建立了偿债准备金制度；山东有10个市本级和27个县建立了偿债准备金制度，全省的偿债准备金已达到71.27亿元；“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合肥市本级财力安排用于偿债风险准备的资金超过200亿元。

　　从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到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中央坚持统筹近期和长远，兼顾治标与治本，提出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平台如何解忧？

　　“降旧控新”从细从实，债务风险逐步内部化

　　地方债风险为人诟病，融资平台往往被推到风口浪尖。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总数达6576家，相应的政府性债务余额占债务总额的近一半。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管理级次多、链条长，资本金到位率低，盈利能力较弱……融资平台已成为银行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应时而生。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开始了。

　　从“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十六字方针，到“分解数据、四方对账、分析定性、汇总报表、统一会谈、补正检查”的六个步骤，银监会多年来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问题上态度鲜明，坚持不懈地做好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工作。

　　国开行安徽分行严把项目入口关，融资平台贷款要严格对应建设项目；根据项目特点设定相应的资本金比例、偿债覆盖率、抵质押率、贷款期限等风险控制边界，匹配对应的还款计划。坚持审慎的信贷原则，截至7月末该行融资平台贷款不良率为0.12%，低于其同期表内贷款不良率的0.27%。

　　“降旧控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着力推进平台贷款的退出管理、合同补正、追加抵质押物、增提拨备和提高资本占用成本等工作，从细从实化解既有风险、严控新增风险。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介绍，截至今年6月末，确认现金流达到全覆盖、拟退出平台贷款管理作为一般公司类贷款运营的平台贷款2.8万亿元，涉及平台2900家。

　　融资平台基本上由地方政府主导，防范和化解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关键还看地方政府风险意识强不强、采取的措施是否给力。

　　在政府融资平台建立最早、发展最快的上海，几大融资平台负债率均较低。资料显示，2009年和2010年，上海城投的负债率均控制在60%以下。上海久事2010年的负债率为45.3%。“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市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独特的制度设计，对我们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很严格，不会让一个企业超规模负债。”上海城投副总经理王志强说。

　　上海市政府每年都会召开一个内部联席会，明确政府投融资公司当年的目标和责任，调配不同公司承担公益项目的比重。

　　对融资平台债务管控，重庆市也不含糊，为重庆城投等8个大型投融资集团明确了“三个不”原则：一是财政不直接为“八大投”融资担保。二是“八大投”互相之间不能担保，防范“骨牌”效应。三是财政不为“八大投”提供借款，实行物理隔离，严控财政资金风险。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说：“通过优化，重庆‘八大投’能够保持良好的资金流动性，也有优质的资产用于偿还债务。”

　　目前，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融资规模迅速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保留的平台公司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运行，逐步实现债务风险内部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对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更加规范，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基本得到制止。

　　而彻底化解平台蕴含的风险，需有“堵”有“疏”。

　　安徽黄山市通过尝试资产证券化、引导国有优质资产上市等方式，积极推进政府性投资项目融资方式实现多样化，妥善处理在建项目后续资金。

　　市政债券和贷款互换，成为不少专家眼中实现融资平台债务“软着陆”的一个可行办法。屈宏斌就提出，发行市政债券并以其收益偿还银行贷款。这为地方政府发行新债（长期债券）以偿还旧债（短期债券）的展期打开了大门，从而缓解了对银行的违约风险。同时，为地方政府开辟了融资渠道，以透明和市场化的方式满足未来基础设施投资之需。（《人民日报》2011年8月17日，记者魏贺、禹伟良执笔，参与采写记者崔佳、谢卫群、庞革平、马跃峰、朱磊、谢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