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1-10）
编者按：今年10月，我们党将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从9月15日开始，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将组织系列原创报道，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前瞻报道，欢迎广大专家、网友关注，并积极参与报道。投稿信箱：lilun@peopledaily.com.cn
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一
张希贤：改革开放新30年需要文化新觉醒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先后发表了《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辩证全面地看 科学求实地办》、《创发展新局面、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系列文章，在全国党员干部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对刘云山同志的系列讲话，应该如何系统而准确地把握其核心精神？就此，人民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贤。
张希贤认为，刘云山同志这四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第二个主题是要建设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在现实国情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第三个主题是怎样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张希贤指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今天遇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现实问题：
一是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刘云山讲话着重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问题就是怎样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问题，这是一个理论教育、理论引导、理论武装的问题，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
二是如何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这个前提后，就是我们的人民怎么去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了。当前，我们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没有反映出成功实践的先进文化。我们文化发展的实践很好，但是文化建设没有跟上，没有生动地、创造性地反映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气势恢弘、波澜壮阔而且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
三是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我们的文化建设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推动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就在于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伟大实践经验给予提炼、结晶、升华，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文化作品。
四是如何鼓励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我们除了要有一个专业的文化创作队伍，还要鼓励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文化生产力，让老百姓创造出自己的伟大文化作品。要从老百姓最关键、最需要的地方入手，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
围绕刘云山系列讲话的三个主题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问题，张希贤对改革开放新的30年的新历史使命进行了详尽论述。
改革开放新30年需要文化新觉醒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历史使命
张希贤说，纵观世界文化历史潮流，在18、19世纪，世界的文化潮流起源于西欧，以英法德为代表，而到20世纪，世界文化潮流的重心转向了美国，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和英法德做基本支撑点，对全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年我们学习西方，就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的经济相对于美国底子太薄，美国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数十倍，这才引发了中国人民奋起学习西方，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模式的热潮。所以说，文化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脚步，谁是世界经济前三名，世界文化就跟着谁走，世界各国的文化就跟谁学。当年，我们是世界经济第39位，所以，我们就向当时的美国、日本、德国学习。30年后，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都开始调头向中国学习，而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却还在学习西方，没有调过头来。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发展模式还停留在过去的30年，没有发生新的文化觉醒，我们的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沉湎在学习西方的状态之中。
中国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张希贤表示，学习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学习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学习的那些经典的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也是学习18、19世纪英法德的东西，包括经典音乐、经典文学作品。20世纪我们学美国，主要也是学的美国文化。因为经济本身是火车头，是没法学的，必须通过文化来引导，经济模式本身是一种经济文化问题。如果文化跟不上，那是暴发户，是没有文化的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刚达到世界第二位，这台机器刚开动起来，刚走过粗放型发展，正从粗放型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在我们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文化如何提升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相当繁重。
改革开放新的30年，需进一步实现文化自觉、文化新觉醒，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张希贤说。
在17-19世纪，世界文化中心在欧洲，20世纪在美洲，21世纪要转向亚洲。这个世界文化中心，中国是主力，但不是全部，还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板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能有永远挺立在世界发展潮头的国家，一个国家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基本上也就是五六十年的周期。中国若要抓住这次世界发展的大机遇，就需有文化发展的新觉醒。所以，刘云山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觉悟，就是怎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张希贤表示，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中央提出文化自觉，这里其实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新觉醒问题，告诉我们要改变改革开放过去30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发展基本模式的认识，要改变我们党的领导层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路。改革开放过去30年的基本模式和思路，是基于对西方的政治、经济、艺术等各方面全面学习和模仿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模式，我们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团队，从大学乃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界，言必西方模式，学必西方道路，而对我们身边老百姓的创造有些忽略。
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开始之际，过去的文化发展模式与现在新的改革开放实践发生了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模式已经走向了衰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新模式正在崛起。对于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价值，我们的知识分子恰恰还没有创造出文化作品来。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使命。
文化新觉醒需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文化的本源基于群众的创造
要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新觉醒，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刘云山同志在讲话中指出，13亿老百姓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整个国家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30年的改革开放如此色彩斑斓，其实都是老百姓的创造。改革开放过去30年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跌宕起伏的心理感受，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奋斗历程，我们反映出来没有？我们是不是紧紧地依靠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奋斗写出来了？真正的文化作品是反映时代的文化作品。当年俄罗斯的大小托尔斯泰，就是描绘俄罗斯的实际社会变迁；美国海明威的一些作品，也是描绘美国的社会变迁；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卢梭，英国的雪莱、拜伦，都是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文化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否则就创造不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作品，这是文化的本源。所以，必须到基层去，深入群众，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文化精品，张希贤说。
张希贤举例说，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陕北作家柳清写过一部创业史诗，这是他在延安整风之后到陕北当了三年乡文书才写出的，所以写得才特别真实。正是那代作家在延安以后走向了基层，写的是老百姓的真实奋斗，把那个时代写的很好，才有了我们建国后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改革开放的30年，老百姓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进行深刻的总结。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里，更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以中国人的奋斗为创作本源，依靠中国人的实践，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创作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化精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是大众文化，是毛泽东那个时代讲的工农兵的文化，是我们今天讲的人民群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颠覆，张希贤说。
我们要传承五千年的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老百姓只能创造出原生态的文化。正因如此，毛泽东就曾指出，在中国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阶级没有文化。举一个例子，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里，整个中国才培养了20万8千名大学生，这还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大发展的时期。37年才这么多大学毕业生，这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没有文化的。过去《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和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的传奇演义，还有《牡丹亭》、《红楼梦》，都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
相反，我们共产党创造的文化恰恰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而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创造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是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大众文化，是对中国过去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颠覆。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所有的典型都是工农兵大众。雷锋、欧阳海、小二黑、李双双、王杰等等，全部都是工人、农民的鲜活形象，反映的是中国人当家做主人的新时代。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宣传的红色文化就是源自于当年的工农兵文化。当年的电影《红日》、《红岩》、《红旗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反映的都是工农兵大众自己的奋斗历史，都是红色文化的起源。
文化新觉醒需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文化建党，增加执政成果的文化含量
正如刘云山指出，明确为了谁、搞清依靠谁，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好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党员干部来说非常重要。张希贤指出，我们的干部要提高自身文化创造力，让自己的执政作品更富有文化内涵。比如说城市建设，一个干部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就会把一个城市建设成为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你建设的城市有没有文化含量，老百姓能够从城市建设中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我们必须增加执政成果的文化含量，这样老百姓才会更加满意，执政才会更有成效。
同时，还要注重从老百姓当中发掘更多的文化人才。凤凰传奇、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些人都是大众出身，他们的文化创作很多人就很喜欢。这种文化确实给我们国家的文化带来了一种生机和力量。而且，相对于剧院、殿堂里面的表演，大众文化的创作成本很低，却又是代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清新力量，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方向，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因为他的感情就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因此，除了我们的专职文化工作者以外，还应当把触角伸得更广一点，培养出一种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文化演出队伍，乃至文化发展队伍。
此外，张希贤认为，当前，我们需要发挥好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今天，我国有六千万大学生毕业生，我们应当在指导大学生就业上调整政策的导向，通过政策指导、资金支持，使一部分人分流出来，投向文化的创作。我们13亿人当中有很多好的创造，很多无价瑰宝，就需要我们的六千万大学生当中有那么几百万人深入到基层，深入到群众，专门培养出一支文化教育、创作和演出队伍。当各个层次的人都能投身到自己的爱好当中，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新觉醒。这群文化战线上的文化自由人队伍，怎么去扶持、引导，都需要我们认真考虑。
张希贤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刘云山同志的这几篇讲话当中，包涵着一个文化建党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创造伟大的文化，关键在能不能把文化建设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当中。因此，我们新时期党建有一个转型，就是要实现文化建党，把党建设成为富有很高文化含量的政党。当前，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文化强国，首先要建立一个伟大的文化政党。要让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各级党委都讲文化，使整个党富有文化含量。
新时期要提高党组织的文化含量，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就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化建党，培育我们的党建文化。文化建党就是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我们党，在我们党建当中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党建文化。这是我们新时期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注重文化建党和党建文化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党能否跟上时代潮流，领导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结 语
——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
张希贤说，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建设，很多地方干部对文化方面的重视力度不够，多为对西方文化的临摹，一种与中国文化不协调的临摹，最后搞得不伦不类。在新的30年里，我们应当把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精华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属于我们21世纪中国领导干部的文化作品来。我们的干部要学贯中西，认真向西方学习，学习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做出中西合璧的执政作品，不仅要有属于中国的味道，而且是几方面文化的有机结合。美国曼哈顿群岛上的自由女神，原本的模型是巴黎圣母院旁边的塞纳河桥上的一个普通城雕，美国人把它成功地移植到了曼哈顿群岛上，把它建得特别恢弘，富有美国的文化味道，一下子成为了20世纪美国文化的象征。这说明文化的借鉴是一种文化的再创造，单纯的搬过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再创造，要对人类共同文明进行借鉴、传承与吸收，要学贯中西，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精华，一方面加强我们的文化底蕴，另外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这样才能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的文化走出去的时候，面临一个人家接不接的问题。张希贤举例说，京剧是我们国粹，但恰恰是梁祝小提琴作品是被世界所接受的中国经典作品。为什么梁祝就能为世界所接受，而京剧就不能？因为世界上很多人懂小提琴。所以，文化的影响传播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形式，哪个文化形式好，我们就得用哪个。文化作品富有内涵后，再通过共同的文化形式，就很容易在世界上传播，并能影响世界。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需要有一个能让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文化形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在世界通用的，让全世界接受我们文化的文化形式，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全世界才能学习和接受。（记者 陈叶军 实习生 杨昕）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二
郭建宁：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近十年文化建设战略构想
摘要：在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和识别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回顾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主要有三大节点，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简介：郭建宁，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十年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的民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视文化建设，文化的重要性从来象今天这样突出，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家园的概念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使用和空前普及，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引人关注，文化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路。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先进文化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极端重要性。
其次，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关于文化建设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揭示，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再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发展经济，完善民主法制，而且要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赛，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可能是文化的竞赛。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御腐朽文化。第二，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第三，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建立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第四，贯彻科教兴国方针，培养高素质人才。第五，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二、建设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思考。
“和”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和最高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和观念，内容十分丰富，其思想要点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合实生物的辩证法。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多少年来，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使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中国“和”文化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1] 适应时代发展和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吸收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资源，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都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即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种关系失调造成的危机。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老庄的道家学说、佛家学说等与儒家学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天人合一，贵和持中，刚柔相济的的哲学睿智，弥合了自然与人、社会与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涵养了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情感世界。罗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和气是第一位的，若能被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仁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提倡“兼爱”，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倡“无为”，都是为了实现“和”。庄周更有独到的发挥，针对人与自然的冲突提倡“天和”，针对人与人的冲突提倡“人和”，针对人自身的冲突提倡“心和”。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就是分别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宁静与和谐。因此与其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如说“与天和谐，其乐无穷，与地和谐，其乐无穷，与人和谐，其乐无穷”。
建设和谐文化，必须明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着力于用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总体思路和哲学思考。建设和谐文化，还要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从基本规范抓起，从具体事情做起。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这是和谐文化的具体操作和实践落实。
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引导性和主导性作用；就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其竞争性和凝聚性作用；就要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性和资源性作用；就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创造性，增强整合性，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更加多姿多彩。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精神纽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新挑战下，在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下，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而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动力、行为规范方面形成了相互联系、有机配合的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引导性，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二是整合性，既包括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三是包容性，即不断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四是适用性，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既是人民大众的思想引领，又可以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规范和行动自觉。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从基本规范抓起，从具体事情做起。为此，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落实，还要在三个转换方面多做工作：一是从理论体系到格言警句，使之短小精悍、形象生动，朗朗上口，过目不忘，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二是从理论界走向人民大众，从学术圈走向老百姓，使普通民众都能了解和把握。三是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规范和行动自觉。应当说，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艰巨，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与宣传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在如何进一步凝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如何凝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当前十分重要又颇有难度的工作。当然总的要求已经明确，这就是要体现时代性、突出大众性、富有创造性、具有民族性。但是具体的表述却并不一致。目前看主要是两个思路，一是两个字的表述，其中使用最多的词是：自由、民主、公正、和谐（有人使用或补充富强、进取、创新、仁爱等），这种表述的问题是和西方的价值观区别不大，而且没有怎么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因此有学者主张另一种即四个字的表述，这就是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这种表述从内涵的概括和表现方式的简练性都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总的看，短时间内提炼和形成具有广泛共识、各方面都满意的核心价值难度不小。
第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三十年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如何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四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必然有文化信息、文化标识和文化密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今天我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越来越充分了，在海外建立的两百多所“孔子学院”和不断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就是证明。
关于文化软实力有三个方面问题应当特别关注：一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提升。既要看到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性，又要看到没有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作用的发挥也将受到很大限制。二是软实力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关系。孔子、儒学，当然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重要资源、重要内容，但是千万不能把传统文化和软实力划等号，而是要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如果只是文化的“啃老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就是说，从文化软实力的外部看，要强调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统一。从文化软实力的内部看，要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决不能偏废。三是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要注意是“走出去”，而不仅仅是“送出去”。所谓“送出去”就是以“送”为目的，而不大顾及别人的接受方式和文化习惯，往往是政府买单，组织华人和留学生观看，而对国外主流社会没有什么影响。
第三，坚持文化传承创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人，失去了灵魂，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百年来经历的历程大体是：五四时期是“看不起”，知识精英大都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极左和文革时期是“看不到”，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而划入“封资修”之列；现在的情况则是“看不懂”，近来出版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但青年人以及许多中年人读起来都很困难，远不如西学熟悉。这不能不使一些有识之士担忧。文化传统是民族的血脉和灵根，如果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能在我们的手中一代代的继续传承，那真是对前对不起先人，对后对不起后人，对内对不起国人，对外对不起世人。如果繁体字、文言文、线装书都看不懂，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只能是人种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中国，就不是文化中国，而只是地理中国。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譬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譬如井然，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活力，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当然，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我们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比如从传承方面看，虽然大家都很赞同也非常重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但是在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儒学、国学、孔子的当代作用方面还十分纠结。天安门东侧孔子像的一竖一撤及其引发的轩然大波，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从创新方面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推进文化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难以令人满意。文化创新既要出一流的作品，也要出一流的人物，从作品来看，我们历史上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杂文。反映今天文化的不能只是小品和段子，这是远远不够的。从人物来看，我们历史上有孔子、老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现代有鲁郭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禹），代表今天的不能只是赵小李（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这也是远远不够的。急需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境界，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无愧时代的、一流的伟大作品和伟大人物。
第四，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设主流价值文化。近年来许多模范人物的事迹确实感动中国，可歌可泣。但是主流价值边缘化，道德底线下滑，社会公信力下降，也令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值得好好反思。在谈到中国模式时，大家都注意到腐败与分配不公是严峻的挑战，其实对中国发展模式构成挑战的还有价值观的混乱和公信力的下降，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觉，决不能掉以轻心。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但那时候人还是有精神的。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可精神却变的空虚了，特别是庸俗、低俗、媚俗成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与关注。
当前的问题一是功利化，一是低俗化。而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急功近利，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于是就没有了格调，没有了品位，没有了境界，甚至没有了底线。那种靠“出位”靠“雷人”哗众取宠，靠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来吸引眼球的做法，再也不能任其泛滥，非下大力气加以根本扭转不可。中国哲学史上有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的争论，我觉得对于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来说，知难行亦难，知行合一最难。知固然重要，但行更重要，行胜于言。特别是面对相当浮躁，十分功利的社会现实，让我们都来身体力行，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与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要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文化发展出人才出精品，而且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三
杨金海：六中全会将掀起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新高潮
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先进政党推动
●我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新一轮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产生质变
●中华文化大步走出去的时候已经到了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纯粹靠文化的自发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
杨金海认为， 10月中旬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研究文化复兴的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大喜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纯粹靠文化的自发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杨金海说。
杨金海指出，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形成的一个系统。既要有经济发展，又要有政治发展，也要有文化发展，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但同时它们又不是完全同步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高速发展的经济，却未必有高度的文化发展水平。马克思也曾经讲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的文化可能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文化的发展，使人民群众既有物质生活的保障，又有精神生活的享受。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
当然我们的经济繁荣很重要，军事实力增强也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但是最后中华民族能不能复兴，最根本的标志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就是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社会科学、大众文化等等。只有当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具有现代性，具有领先性，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民来学习，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中华文化才可以说真正复兴了，整个中华民族才可以说真正复兴了。
杨金海表示，中华文化复兴，与古代的文化复兴以及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需要以全球为参照系。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达到全球的领先水平，特别是在文化上要能够创造一套领先世界，并能够为世界人民所广泛认同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人文科学、生活方式等等的时候，才能够说我们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见，在今天的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道路更加崎岖，需要大家认真研究，特别需要我们党提出先进的理论来推动这一伟大事业。
我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杨金海说。
杨金海说，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化经过九十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逐步转变为现代形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建党之初，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党就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引入和建设。实际上，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引入，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都特别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建立，不仅将迎来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而且将迎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所以，在建国之后，我们党领导着人民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动文化建设，特别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地上蔚然成风，不断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出“四有”新人、“三个面向”，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思想。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和谐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文化建设思想。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律、形式、内容等认识越来越深。
但是，杨金海表示，面临新形势，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怎么样深入开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就国内来讲，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在国际上影响还很小。我们对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还不够，还没有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我们、研究我们，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好，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包括中国现代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等，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此外，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国外方面来讲，也非常有必要来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推进文化建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遇，但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特别是近一百七十年来，在中西文化交往、碰撞中，我们有很多教训和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快速发展，世界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也需要研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文化走出去，以推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在看到我们文化大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多变性、开放性等，在带来思想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思想混乱，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去引导文化的发展，消除国内外的一些杂音、噪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共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新一轮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产生质变
“从中国近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来看，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带来的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会产生质的重大变化”，杨金海说。
杨金海说，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思想文化发展的高潮。但是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带来的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是空前的，不仅会超越古代的中国文化复兴，也会超越近代的西方文艺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中华文化曾经几度领先于世界，但到了近代，逐渐落伍。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处于一种封闭保守的、被动引进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表面的学习走向深层的学习，从引进文化到输出文化，一句话，就是慢慢地从弱势走向强势，从世界文化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这种质变，将触动并深刻改变我们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模式。
我们过去一直在争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综合创新等等，这表明，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思想在不断升华，但也要看到，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局限和误区。实际上，这些争论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就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总是绕不开西方文化，要么是学习西方文化的表面现象，要么就是彻底摈弃西方文化，要么就是将西方文化全盘拿来。这些年在讨论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这种弱势文化心理，或防御心理。有的表面上很强势，比如说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很强势，甚至还有火药味，实际上骨子里是一种防御心理，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
这种文化弱势心理、文化封闭心理需要不断克服。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会带来思想文化建设新高潮，这必将带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进一步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更全面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更全面地看待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更主动地参与文化全球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需处理好几大关系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的政治模式也具有独特优势，相应地，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相应的提升。在总结我们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应大力地把我们的文化推向世界。”杨金海说。
杨金海表示，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当中，需进一步学习国外的好东西，这能够促进我们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同时，又要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这有利于促进整个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
杨金海指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把政府的推动和学者的推动结合起来，把政治交往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把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结合起来，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结合起来。
杨金海说，在国际交往当中，要尽量避免用意识形态话语，特别要避免讲大话、空话、套话，而更多地用学术的、通用的、大众的语言来交流，要注意研究、寻找人类共同的语言，用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传达我们的思想文化。
此外，杨金海表示，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有一套理念、一套战略、一套机制。我们现在一谈经济建设，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而一谈思想文化建设，就觉得是抓不着、摸不着的东西，不愿支持、不会支持，这是不对的。如果说过去没有这个条件，对文化建设支持少还情有可原。现在我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应该把更多的力量用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这不仅有益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也有益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记者 陈叶军）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四
郑晓亮：追求公平正义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开放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灵魂，而且是触及了人们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触及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触及政治、文化、社会各大领域，每个领域都体现着深刻的革命，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从单位到家庭，触及到每个社会细胞，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这种变革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的又一大变迁，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又一大转折。
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10月召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次会议对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文化发展关系到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关系到综合国力竞争，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关系到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会议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发展的一贯思想、一贯主张、一贯政策、一贯原则，同时，也看到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还看到了改革应当全面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个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宗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动、教育全党全国人民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此期间，党提出文化发展“两为”方针，让各族人民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宗旨目标就是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天下受苦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使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历经28年的艰苦奋斗和战火硝烟，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开创了中华民族史上的新纪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文化宗旨依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目的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江山永不变色。在此期间，党提出文化发展“双百”方针，让各族人民懂得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目标是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水平，繁荣人民精神生活。虽然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但党的文化宗旨没有改变，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占主要地位，经过29年的曲折历程，积累了一大批具有经典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作品，成为几代人的学习榜样与奋斗旗帜，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角度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冲击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沉着冷静，清醒面对，闯过一个又一个风险难关，始终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旗帜，即使在国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际，以及国内少数地方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排挤与诋毁，但总体上依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不动摇，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角度再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性质。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第22次政治局学习会议上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要求，可以看做是党在改革开放时期主张的“两大”方针。这种思想在党的十二大会议报告提出的“高度文明”和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多次会议文献中得以体现，所以可以说“两大”方针贯穿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始终。今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针对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重申了这个思想，即“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大家知道，“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明作为一面鲜红的伟大旗帜，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高举着，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着，人类进步事业的人们高举着。从人类发展的是非曲折、正确与否、文明高低来认识，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
第一，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社会先进文明的代表，依然以其先进的文化思想、文化理念、文化立场、文化体系为共产党人所认可，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有中国共产党深厚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科学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指导思想，依然以其先进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政治立场为共产党人所认可，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有中国共产党深刻的阶级基础、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执政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的伟大旗帜，依然以其先进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理论、科学思想为共产党人所认可，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有中国共产党深层的科学意识、科学思维、科学道路和科学方法。
第四，正义性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人类正义的事业得到新的发现和提升。正义的方向、事业、思想、意识等，都得到新的内涵、新的阐释、新的理念、新的要素。人类发展历史从此发生新的变化。
第五，实现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人类价值的取向得到新的认识和提高。价值的内涵、标准、认识、取向等，都发生了变化。人类价值观由于对价值认识的改变而随之转变。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成为共产党人的重要价值观，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成为正义事业的价值观的代表。
第六，正义性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人生观的认识得到新的发展和升华。为正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成为共产党人人生观的座右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宗旨与目标。无论从哪个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都伟大高尚、无私奉献的典范。
当今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本身，也包括吸收人类先进文化遗产和先进科学技术，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原则的最基本的标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改革，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改革，都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性质。
在我国，公平正义体现是多方面的。推动社会健康持续科学发展，推动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推动人民群众精神愉快、品德高尚、意识文明、理念科学，推动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提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大繁荣，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着公平正义事业的时代主流。
因此，公平正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建立和谐社会、建立和谐世界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最新发展和时代贡献。
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改革，都必须以人民群众能否接受是否认可为成功与否的标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是解决文化过度消费财政问题，而且要解决文化机制落后问题，更要解决人的精神产品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推动力问题，即精神世界健康发展的问题。人民利益在思想文化的体制、机制上能否得到最大保障问题，以保证马克思主义正义事业沿着健康持续科学道路平稳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平正义性质得到最佳体现。
我们期待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以看到党是如何保障公平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得到充分的坚持与弘扬，看到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平正义性质，看到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看到改革成果如何由人民共享，看到文化改革如何体现富民强国战略，看到文化领域的改革如何与经济、政治、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健康协调发展，以新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作者系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五
田辰山：文化事业是社会灵魂工程
中国高端文化要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
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田辰山教授
●文化属于心灵表述、心灵工程，这是最根本的。所以考虑什么样的心灵表述、什么样的心灵工程可以实现创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反其道行之，才是抓住文化工作根本的战略。
●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需要经过理性自觉、产生理性自信、然后有自强心，在此基础上怀有平等意识。否则，自惭形愧是无从谈起文化问题的，只能是奴隶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考虑出发，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界限不应该是问题，而民本、民生、和谐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或文化则必须加强，不能削弱。
●软实力不是提高不提高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中国人应当去自己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智慧，寻找到自己的软实力。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光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美食、变脸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更须是高端文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认为，不能将文化事业仅限于娱乐层次、产业化的层面。文化属于心灵表述，文化事业是一项心灵工程，抓住这点，就抓住了文化工作的根本战略。中西文化交流中，需经过理性自觉、自强，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实现平等的交往。中国人应当从自己的文化中去寻找自觉的软实力，中国的高端文化应该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
文化事业是社会灵魂工程
记者：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就？具有什么有利的条件？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田辰山：我们具有的物质力量比过去强大了许多，也有很大的财力投入。这是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如果把文化更多地放在娱乐层次、可以产业化赚取利润的手段看，这反而最后会成为最致命的挑战。文化属于心灵表述，文化事业是一项心灵工程，这是最根本的。所以考虑什么样的心灵表述、什么样的心灵工程可以实现创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反其道行之，才是抓住文化工作根本的战略。
文化自觉、自强才能文化自信
记者：前期，《红旗文稿》刊登云杉的文章，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同时联系了国内外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高度，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做了一个阐述。文章在网上发表以后，反响很强烈，田教授，您怎样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概念？
田辰山：早在2002年，我写过一篇“自觉性、自信力、文化交流：百年来中华文化自觉现象的历史脚迹”的文章，是在香港开的一次文化问题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后发表在江苏社科院杂志上。其中，我谈到中华文化为什么应该自信的观点，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产生信心有三个最基本的理由：
一、中华文化有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它让我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和谐、求平衡。这是祖先传下的法宝。它让中华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华文化是一个道德体系，人道体系。它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的身上，人存在它们就存在。
三、中华文化是个开放体系，最能与时俱进、最能包容、自重。它的内涵像大海一样深广。这都是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照的特质，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这也是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
我认为，文化自强与文化自觉、自信是一个整体。文化自强是文化自觉、自信的延伸，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作基础。可以说，没有文化自觉与自信，谈不上文化自强。因为有自觉和有自信之落实点在先，才能有自强之源泉，才有可交流之意义。而自觉、自信之落实点从哪里来？这是需要一定的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的标准、经过恰如其分的审视自觉逻辑发现的。如果只是有感觉，不理性，甚至冲动，就发现不了中华文化值得自信的落实点，就没有第二步的交流，没有交流之中自强的来源；甚至干脆就是“西化”。
“西化”也有角度问题、也有个认真研究的问题。向西方学习、文化交流、现代化、西化等这些概念，在意义上是很容易互相游移的，但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在学术上，不同意义上游移是一种偷换概念或者推理的短路现象。自强是在自己坚实的位置上开始的。对自己的文化抱虚无感，是无法找到位置的，就会局促不安、尴尬不适、常处被动精神状态。交流永远是有政治意义的，不这么想的人是庸人。也即，交流需要平等，没有平等，谈不上交流，自强也就无从谈起。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需要经过理性自觉、产生理性自信、然后有自强心，在此基础上怀有平等意识。否则，自惭形愧是无从谈起文化问题的，只能是奴隶文化。
不能让不利于民生的文化泛滥
记者：文化不仅有世界性、普遍性，也有民族性和国家性，两者是相补充的，相对应的。在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出现了意识形态文化化和生活化的趋势。在大力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如何确保国家文化的安全意识？
田辰山：关于文化安全问题。我曾经在人民大学做过一次“西方宗教主导下的世界与中国文化安全”。我以为，将意识形态文化化和生活化趋势看成问题，这很奇怪，实际上很幼稚。幼稚就是连常识都不懂，是不能作指导充满政治的现实国家思维的。宣传非意识形态与纯文化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啊；非意识形态和纯文化观点对达到某种政治十分有利而已。看不到这种非意识形态和纯文化观点的政治性和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恰好反映的是自己不懂得自己搞的是什么政治。这很关键啊。关键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什么样的文化，归根结底是你想搞的是什么政治？
从中国文化传统考虑出发，意识形态和文化不应是矛盾的，其界限不应该是问题，而民本、民生、和谐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或文化则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不能让不利于民本、民生与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泛滥，成为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的滋生土壤。中国要有自己的思维，不要动不动就是外国经验。外国经验属于另一种文化结构，到中国来之后会发生水土不服问题，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意识，这方面理论上的逻辑并不深奥，经验上的失误教训早已经足够了。国外搞文化产业不影响反而加强其国家安全，到了中国这个逻辑很可能不可成立，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什么文化啊！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逻辑如此不同。需要增长点外国可以，中国不可以，中国可以，外国不可以的知识吧。
中国人应当在自己文化中寻找软实力
记者：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和交融、交锋可以说更加地明显了，如何增强国家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田辰山：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明显，这是很正常、很自然不过的。因为全球化让大家形体上更近了，思想文化更具政治性了，文化活动背后的得失更现实了。如何增强国家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和传播力？如何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哪里，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软实力？你不喜欢讲人与人要搞好关系的价值观，只喜欢讲独立一己，个人与上帝同等价值，你怎么会具有比西方文化更强的软实力？西方自由主义就是讲这套的，没有人讲得过它，这是中国文化认为不适当的，最不应该讲的东西，怎么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讲软实力？中国恰恰需要认识人与人要搞好关系的价值，才是符合人类前途的适当价值，这样看，才会看到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软实力先不是提高不提高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你实际有软实力，但认为自己没有，人家没有，你却认为人家软实力很强大，那么，你这辈子也有不了软实力。没有软实力，可以凭借物质、军事硬实力去虚张声势；这种情况是这个世界应该结束的局面。中国首先需要认识到自己的什么东西是软实力；软实力就是人们都喜欢的道理，没什么复杂的。但是没有道理经过歪曲也会让人觉得很有道理，也会虚张声势被人们认为是软实力。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很强大的软实力，关键是如实把它的道理讲出来。
中国人现在讲不出自己文化的软实力道理来，这是关键。为什么？因为它自己变得不懂得自己文化的道理了，而去轻信那种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经过明显歪曲了的、明显没有逻辑的道理。中国讲述自己都不用自已文化的道理了，而是用西方的话语和概念了，这样怎能讲得出自己文化的道理出来，怎么能不歪曲自己？怎么能有软实力？中国应当彻底扭转这个局面才能找到自己的软实力，才能主动起来。也就是说，中国人应当去自己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智慧。用一个美国学者的话，要找到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今天现实之中的延续是什么。三十年改革现实之中有六十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六十年中有一百年的传统延续，一百年的历史有几千年的传统延续，它是什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有他们时代的不同思想，但其中贯穿着传统的延续，这个延续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它是什么？中国需要做这个功课，需要找到它，讲清它的道理，做到了这点，就找到了软实力，就知道增强国家舆论引导话语权和传播力的战略战术了。
这个软实力，离不开独具特色的中国人文精神——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浑然而一的万物互系不分、只有中国人最为充分开发的通变互系式思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式的人生观——追求和而不同和天人合一。这种软实力的开发，离不开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深刻了解，离不开贯通中西的比较哲学思想阐释，离不开用中国文化讲述自己。
中国传媒界勿盲目吸收西方“一多二元”模式
记者：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有这样一个表述，要引导广大工作者和文化企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公益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性质相对混淆，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相混淆，这是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体制弊端的重要表现。我们如何解决这样一个体制上的弊端，把文化的经营性和社会的公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提升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
田辰山：文化事业是社会灵魂工程；关乎社会伦理健康和社会和谐的根本。要围绕什么是荣什么是耻、要以建立社会道德为己任。这个是核心问题。
中国传媒界，尤其是在中国传媒理论和形态创建问题上，不应当盲目吸收西方思想文化 “一多二元”模式。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导致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如我与他、我们与他们、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规定为自然敌对性，也即，将自己与任何他人、政府与人民、我的国家和民族与任何他国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只看成是唯一我征服你的对立和冲突。它基于一个特定传统和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人性必然邪恶信仰和由这一信仰导致的人与人的隔膜与猜疑，且走向极端的一种思维逻辑。如若以此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思维逻辑，必然形成导致社会矛盾与分裂的思想根源，与创建和谐发展社会的方向背道而驰。所以认清、弄懂二元对立的游戏逻辑，是十分关键的。
中国要避免把社会媒体拥有权或操作权完全交与少数强者私人手中。公众与政府必须对社会传媒理论及其形态具有主导能力。私人媒体运营必须接受公众监督。原因很清楚，正是美国学界对美国媒体所深刻分析的，私人媒体是以逐取个人资本扩大为第一目的的；它的神圣原则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驱动下的传媒历史和现状是同一种现实：媒体除了将公众作为赚取利润收入对象，不对社会负有责任；理性的意思是在如何赚取利润的手段上，而且这个“理性”受“最大利润为第一目的”的非理性驱动。媒体在传播内容上必然是以推销逐取利润为目的的社会理念、低俗内容产品、最小成本不顾质量的节目。中国传媒理念、形态、手段和内容已经出现使社会出现思想混乱（形而上的说法是自由）、色情、耸人听闻、渲染暴力的现象，其中包括报刊、书籍、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大量的形形色色低俗广告阻碍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正常接收。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取消传播正义与邪恶思想界限，以娱乐无害为形而上原则，削弱道德意识；而且不分节目内容、不分受众对像，一律灌输纯以促动最大收视率和扩大读者面为目的而编制的内容。有的甚至公然编制和散布谎言，给社会不和谐带来隐患。负有社会责任的传媒形式，逻辑上不应以逐取最大利润为第一目的或绝对目的。媒体本身政治性质决定，它一旦以赚取私有资本的扩大为第一目的，逻辑上必然走向成为少数强者维护私人利益政治工具的路。
传媒从职人员应当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社会意识素质，拒腐蚀，坚守基本职业道德与人格。传媒实体内部应当树立自律原则，建立惩治受贿贪污乃至编制虚假新闻和虚假内容产品行为以及避免制作严重危害道德意识节目的机制与自律原则。媒体不可以为吸引受众为目的宣传色情、暴力、低俗意识和播放有损社会和谐与健康理念的节目。
各级政府机关应当树立对私有经济实体清醒的独立和超越意识，避免与私有经济实体的利益趋同倾向。政府机关要站在社会与公众的整体利益一边，发挥对私有经济实体的领导作用和在经济实体符合国家利益和政策合法经营情况下提供必要支持，而不是让私有经济力量染指政治，发生与其利益趋同并一起制定欺骗公众的政策。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不应当重蹈西方二元对立的恶性循环逻辑。
传媒形式用创造性态度和生动活泼方式传播和谐世界观、鼓励和谐思维，就是科学发展观实践。它就是要宣传不绝对、不极端、不抽象、不片面、不狭隘；就是传播整体观、全局观、局部与整体的合理关系观和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方面之间的和谐关系观。媒体形式致力于这样和谐社会传播环境的建构，就是创造友好气氛的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实践符合人民利益的好政治。
中国高端文化要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
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您是否有集中思考？
田辰山：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已有多年时间的集中思考。简洁说来，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首先，中国人自己是否认同中国文化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中国文化走出去，还不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美食、变脸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须是高端的文化。西方文化被推向世界，人们认为它在价值观上是走得出去的软式力，是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等价值观。中国文化有没有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大智慧的东西值得走出去？只有把属于中国文化的这些值得走出去的东西介绍出去，才会让别人从高处、从整体处，从深层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国是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
中国人要真正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真正理解是表现在一种中西思想传统整体上的比较，这种整体比较需要表现在对中西思想传统各自结构上差异的理解。为什么中国至今达不到对西方这样程度的理解（西方也一样不理解中国）呢？就是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是用西方思想概念和话语讲述中国；这套思想概念和话语又被中国人翻译成中文，用这套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一套来讲述自己。中国现在已经不太知道怎么用自己的文化来讲述自己了。这里的陷阱是，这套话语讲述出来的中国是扭曲和解构中国思想传统的。中国的很多价值在西方话语中都被解构得面目皆非，变成无地自容的东西。这是因为很少人意识到，这套西方话语背后有一层独具西方特质结构的文化纱幕。它是深嵌在语言结构之中的，下意识的，表面上看不到摸不着的。怎样才能掀开这层无形却又实实在在的文化纱幕？须从比较哲学阐释学角度，用中西思想传统两个不同的结构，把两个传统看清楚。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第一步是从“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下走出去；先到西方去理解西方，然后从庐山之外的西方用西方结构相比较地看中国，才会对中国得到一个在庐山之外看到它雄伟壮观气势的风貌，才看到中国文化之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走出去，贯通中西的比较哲学阐释学是必要的条件。这个时候，才会意识到西方语言讲述中国带来扭曲其危害在哪里，才会意识到中国必须用自已的文化讲述自己。只有用自己文化讲述中国，用比较哲学阐释方法，才会将中国文化讲述为西方人能够听懂、理解的东西，才会原汁原味，才会避免扭曲和误解。才会感受到，中国文化有中国人非常引以自豪的东西，在高端层次上属于独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很值得让别种文化的人了解，了解之后，才不会误解中国，不误解中国，才会减少摩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个世界才会有朝着和谐方向走过去的可能。当然文化问题不是一切，不能代替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但文化理解对政治和经济纠结问题的解决，起码是减少了难度、深度上都较大的障碍。（记者 陈叶军）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六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高书生
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高书生
专家简介：高书生，1961年12月生，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工作，参与国家若干改革方案的制定。2003年以来，主持和参与文化体制改革多项配套政策、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主持《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起草工作。
文化产业是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而逐渐兴起的新兴产业。发端于2003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扫清了认识障碍和体制障碍；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0年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目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全局，在人类产业发展史上都属罕见。要促进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集思广益，进一步理清思路。本文拟就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若干重点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关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我们党的一大理论创新，既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发展文化产业清除了理论障碍，同时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然而，文化体制改革时至今日，仍然听到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区分不开的，在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相互重叠的“准公益性”灰色地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事业与产业只是概念之分，文化是可以产业化的，应当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化”。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单位大都采取事业体制，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2003年起，文化体制改革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把文化单位区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种类型，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其成为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在出版发行、文艺表演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重点领域，除个别单位继续保留事业体制外，绝大多数都已作为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即使在最难区分的新闻媒体行业，也已确定改革思路：党报党刊将广告、发行、印刷等经营性部分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电台电视台将网络传输、电视剧制作以及广告经营等经营性部分也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实行制播分离。下一步，拟将各类报刊社区分为时政类与非时政类两种类型，推动非时政类报刊社转制为企业。
文艺院团的分类改革被认为是最难的，目前也确定了基本思路，即保留事业体制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代表国家水准、起示范作用的，主要是文化部直属的文艺院团；一类是体现民族特色、属于民族瑰宝的，如少数京剧、昆曲；再一类就是市场发育需要一定过程、高雅艺术的，如芭蕾、交响乐、歌剧等。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分得开的，在公益性和经营性之间不存在模糊地带。
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党的十八大以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前后十年时间，文化事业单位就基本完成了分类改革，这在我国改革史上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严格的、规范的改革，凡是转制为企业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必须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做到“可核查、不可逆”，在体制上保障和巩固改革成果，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树立了典范。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体制改革从来没有提出“文化产业化”，而是始终坚持事业和产业“两轮驱动”。即使全面完成文化体制改革，所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依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站）等，也包括继续保留事业体制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以及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和重点文艺院团等。“文化产业化”的观点，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误解。
关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除了对二者进行科学的区分外，还应当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区分事业和产业是为了推动改革，那么，强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则是为了促进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她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传承，并作为共同财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事业是文化的积累与积淀，而文化的积累与积淀是永恒的、永无止境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积淀的就是人类在过去创造的灿烂文化。与此同时，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在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在充分吸收以往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还会产生新的精神文化需求，并表现为各种市场需求。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当期文化消费，就要依靠文化企业创作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繁荣文化市场，从而形成了文化产业。
如果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二者的内在联系就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文化产业的成果，除满足当期消费外，必然会作为文化的积累与积淀，逐渐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组分。因此，文化产业发展是文化事业繁荣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文学艺术、人文社科、科学技术等原创作品不断涌现，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文化事业的繁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
有鉴于此，深刻把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深化对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更高层次上寻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效途径，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关于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的关系
当前，文化生产力相对落后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与供给这对矛盾中，供给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造成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既有生产能力不足的总量矛盾，也有布局不合理的结构矛盾，总量和结构矛盾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供给不足状况。
解决总量矛盾的主要手段，就是要大力吸引社会投资，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要提高投资的有效性，避免无效投资，就需要在战略上调整文化产业布局和布点，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文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的关系。
人们习惯于把文化产业称作“内容产业”。从文化的特性看，内容是文化产业的内核，这一称谓无可厚非。但文化是无形的，其传承和传播需要载体，需要渠道和终端，这一特性是不该被忽略的。基于此，把文化产业看作是内容和渠道的集合体，既包括文化内容生产，又包括文化传播渠道，应当说更为贴切。
关于内容生产的类别，习惯上按照行业区分，包括影视制作、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动漫游戏等。目前，我国文化内容生产体系较为完备，从文学创作到艺术生产，从舞台表演到影视剧生产，从音乐、广告制作到书报刊出版，等等。
关于文化传播渠道，目前主要有四条，即出版物发行（含图书和报刊）、广电传输网络（含有线和无线）、电影院线和文艺演出院线。相对于较为完备的内容生产体系而言，我国文化传播渠道显得“支离破碎”、有系无统、不够完整。在图书发行渠道上，过去的新华书店系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这些年被肢解了，特别是随着各地组建省级出版发行集团公司，新华书店一般都变成了出版集团公司的附属物，其首要任务是优先发行本版图书。与图书发行一样，有线电视传输网络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中央投资建成了光缆干线网，但分配网（俗称用户网）由地方运营，即使顺利实现了“一省一网”目标，依然是以省为单位封闭运行，而不能互联互通。相对而言，电影和文艺演出两条院线以及广电无线传输网络，组建之初就提倡打破地区封锁，实行跨地区经营。
渠道不畅，已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需要把文化传播渠道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是要打破地区封锁，建成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各地可以合理设置“收费站”，但不能再“画地为牢”，人为地阻隔文化传播。需要强调的是，相对于“内容型”文化企业而言，“渠道型”文化企业更容易在短期内迅速扩大规模、壮大实力。
对比分析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从产业体系的完整性看，传播渠道无疑是“短板”或“短腿”。因此，在文化产业的功能布局上，倡导“渠道优先”更迫切，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
三、关于骨干文化企业和中小文化企业的关系
产业是企业的集合体，文化产业也需要有数量众多的文化企业支撑。文化产业同其他产业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为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具有个性化强的特点。鉴于此，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既要尊重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创作生产规律，兼顾集约化与个性化、社会化生产与分散化创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培育市场占有率较高的骨干企业，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向优势企业适度集中，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发展机制灵活、市场反应快、适应力强的中小企业，不断拓展文化产业的广度和深度。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扶持中小文化企业，形成较为完善的、配套协作的分工协作体系，应当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目前有一种倾向，主张大力发展中小文化企业，甚至把文化产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小文化企业。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文化企业从创业、成长到成熟，规模会越来越大。只有被竞争淘汰的中小企业，没有不谋求扩大规模的中小企业。换句话说，做优做强甚至做大，几乎是每个企业家的梦想。不可否认，由于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所具有的个性化强的特性，无论文化产业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小文化企业都具备骨干文化企业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都会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特别是随着文化产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小而全”的文化小生产格局被打破，那些专业性很强、比较优势明显的中小文化企业会越来越多。
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目前骨干文化企业的数量偏少。特别是由于地区封锁、行业壁垒，由于文化资源尚未与资本市场实现有效对接，文化企业的规模都不够大、竞争力都不够强，即使掌控稀缺资源的国有文化企业也难以做大做强，难以造就混业经营的文化产业“旗舰”或“航母”。
当前，我国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面对人民群众快速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迫切需要一批骨干文化企业。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与科技融合的新阶段，文化企业要集成应用新技术，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本实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活跃于国际文化市场的文化企业，都是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巨无霸”。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看，也需要一批骨干文化企业。有鉴于此，无论是满足国内需求，还是参与国际竞争，都需要把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如果把中小企业比作文化产业的“乐队”，那么，骨干企业就是“乐队”的指挥。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来自中小文化企业，但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方向以及整体实力则取决于骨干文化企业。有鉴于此，在文化产业发展上应当坚持“两点论”，既要扶持中小文化企业，又要培育骨干文化企业，二者不可偏废。
四、关于文化和经济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常常把文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文化视为花钱的事业，甚至于认为文化建设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情，对文化发展采取漠不关心以至于规避的态度。
2003年，国家统计局会同宣传文化部门开展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课题研究，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研究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2005年课题组依据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统计验证，获得了较为完整、翔实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根据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从2010年起，文化产业统计已纳入统计部门的经常性工作。
据统计，2004~2008年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现价）为22%，其中法人单位的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现价）为23.3%，高于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现价，18.4%）近5个百分点，高于同期服务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现价，19.4%）近4个百分点。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文化体制改革奉献给全社会及宏观管理部门的一份“厚礼”。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传承和传播文化的载体，早已跨越了单一的纸张时代，文化载体的多元化、多样性，把多业态的文化产业与制造业、旅游业、建筑装饰业、信息业、包装业等门类较多的相关产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文化资源的挖掘、保存、开发和利用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从生产到传播再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前端链接各类装备制造业（如广播电视、电影、演艺、考古、印刷等设备生产），后端对接各类电子设备制造业（如电视机、计算机、手机、阅读器等终端设备生产），文化内容（如新闻、资讯、影视、动漫、游戏、演艺）已成为信息业、旅游业的“血液”，以设计为核心的文化创意正在改造提升建筑、装饰、包装等传统产业，如果将民族文化元素或符号，经过创意设计植入建筑、装饰和包装材料及旅游纪念品，将会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随着立体视觉产业的兴起，立体视频的采集、制作、播映、显示所需的摄像机、电视机、计算机、手机、银幕等设备必然面临更新换代，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将是巨大的。一旦立体摄像机进入家庭，市场前景更为广阔。
文化是无形的，它具有极强的渗透力。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它必将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不再单纯搭台，它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五、关于文化产业的区域布局
我国文化产业尽管刚刚起步，但受到的关注程度非常高，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对于地方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既要保护好，也要引导好。
在制定“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时，将近一半省份明确了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目标，有的表述为翻一番或翻两番，比如山东为翻两番，北京、湖北等地为翻一番；有的表述为占GDP的比重，比如浙江、广东等省为5%，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最低为4%、最高为8%。姑且不论文化产业的统计口径是否一致，单就这些规划目标而言，确实是催人奋进的。
2008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500亿元的省份有5个，分别是广东、山东、江苏、北京和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之和为4012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52.58%。假如2009年和2010年按年均15%的速度增长，这5个省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超过5000亿元。“十二五”时期，如果这5个省份能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到2015年末，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总量就是2万亿元，其余地区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只要每个省份达到385亿元（相当于上海市2008年的水平），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就能够达到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就有可能达到5%。
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目前文化产业各门类区域间的结构趋同、同质竞争现象十分突出，既存在于传统文化产业，也出现在新兴文化产业，还体现在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建设上。出版发行、演艺等传统文化产业目前存在的空间布局不合理，根源在于文化资源的行政配置方式；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的“遍地开花”、“蜂拥而上”，以及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的雷同，根源在于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而造成的投资盲目性。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文化资源是按行政方式配置的，无论是电台电视台，还是书报刊社，以至于文艺院团，从中央到省、市甚至到县都是按行政区划和部门配置的。文化资源的行政化配置方式，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不仅如此，这种体制已演变为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伴随着各地组建门类齐全的文化企业集团，这一状况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
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最终依靠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引导文化资源和要素向优势企业适度集中，培育一批文化产业的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当前，特别需要把组建若干家中央文化企业集团公司作为重点，推动中央文化企业尽快上市壮大实力，通过并购重组等多种手段，推动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引导文化产业区域布局合理化。
调整和优化文化产业的区域布局，除推动文化资源存量布局优化外，还需要引导各地加深对文化产业的认识，鼓励各地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要突出特色、体现差异，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特别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上，要强调产业孵化与集聚效应，立足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的辐射力。在国家层面要加强文化产业区域布局的统筹规划，建设一批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区，引领文化产业发展。
六、关于文化贸易的海外布点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战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扩大文化对外交流和贸易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对外贸易，对于提升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发展文化对外贸易应当尊重文化贸易规律。一般而言，在文化贸易的初期，重点是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当文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企业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贸易经验与实力，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就成为必然。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和服务出口的规模较小，国内文化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还不够强，在一定时期内，文化贸易的重点仍然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和服务出口。但从现在就应当积极谋划，在海外进行文化传播渠道布点，通过控股、参股以及并购等多种方式经营影院、剧场、书店甚至电台电视台，一方面为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文化对外贸易的水平和质量。（原载《中国编辑》）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七
陈少峰：提升内容产业 促进文化大繁荣
丰富和繁荣文化内容之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
大力发展并提升文化内容产业，是繁荣我国文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就目前我国文化内容产业的形势而言，存在着两个大的瓶颈：一方面是内容上重数量而轻质量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总体上缺乏市场化程度高的品牌化精品，尤其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内容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则是中小企业是内容提供的主体，而它们一般缺乏较好的利润收入和能力，也难以满足打造产业链的要求和制作精品的实力。
日前，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就如何通过发展和提升内容产业、促进我国文化大发展繁荣等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
无论从国内的需求还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解决文化内容的生产机制问题，尤其是解决市场化的内容精品制作动力机制问题，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文化内容的重要事项。
陈少峰教授指出，文化大繁荣需要考虑与内容产业相关的六个层次：
一是文化内容的丰富性和具备较高的质量即拥有品牌化精品内容并重。
二是文化内容要照顾到不同的受众或者消费者层次，包括精英与大众、城乡、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尤其是要提供满足青少年（含儿童）需求的文化内容产品。此外，个性化的大众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概念和问题。所谓个性化的大众，就是大众的选择可能属于同一种类别或者风格，但是选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三是文化内容要体现引导性、提升性和满足型的不同要求，即同时照顾到意识形态和市场化的两个部分。
四是文化内容要能够同时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市场，具有竞争力，即解决中国文化内容产品的竞争地位和实质性消费，外来文化产品的消费占比不能过高。
五是解决应对传统演艺市场的萎缩、缺乏文化内容传承力的问题。即解决怎么样融合创新，或者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的问题。
六是解决文化内容传播的载体，即覆盖和投送范围，让更有内涵的文化内容产品进行传播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里就涉及到平衡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保障传播体系的影响力。
总之，陈少峰认为，丰富、发展和提升文化内容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文化内容不仅是繁荣我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涵；而且，在文化内容产业做好之后，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通过内容知识产权不仅可以延长产业链，而且可以通过艺术授权等做法来带动文化产业制造业乃至延伸至其它制造业的提升。但是，目前文化内容的生产和激励存在结构性问题。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的产业结构可以分为内容产业、传媒平台产业和延伸产品制造业三大部分。在其中，传媒和平台产业的企业获利最多。它们还包括新媒体即电信运营商与网络技术公司，它们都成为媒体企业，其中的网络技术含门户、搜索技术、视频、社交、微博、硬件等都是媒介化的内容下载、交流和消费的终端平台。
因此，在道理上，最好是由大型的传媒企业和平台企业来做内容会更合理。但是，目前的文化内容主要由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而中小文化企业提供文化内容，则存在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内容需要品牌、品牌需要持续化，持续化需要实力和能力的积累。而且，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大型文化传媒企业，支持的资源流向平台和国企，以及少数大的民营文化企业。
陈少峰说，显然，这里存在着内容创作与内容经营主体激励不足的难题。除非采取一些新的对策，否则内容生产和提供的重要事业将存在虚弱化的困境。我们在对策上需要选择以下几个做法：
第一，要引导或者要求传媒与平台企业制作精品，特别是国有传媒企业制作精品内容。
第二，鼓励平台企业制作内容，如视频网站制作内容或者独家内容。
第三，中小企业要转变做法，重视商业模式，以商业模式特别是注重可复制性的商业模式来实现内容更大规模的盈利。
第四，转变观念和认识。在重视产品艺术性的时候，应该明确艺术产品和艺术的区别；艺术产品需要获得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和消费者一致的肯定性评价。
第五，处理好艺术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以企业家作为产业运作的主要决策者。
第六，重视创新，以商业模式为主导的创新。在创新的方法上，不是仅仅重视一般的原创，而是要重视能够带来品牌效应和产业链开发价值的核心资源的原创，即重视有效的创意，重视延长产业链经营的创意。
第七，政府应当更加重视支持优秀的文化内容产品和具有可持续战略的文化内容提供的企业，奖励在市场竞争中做出“双丰收”贡献、即内容健康和产业价值大的产品和企业。
同时，陈少峰表示，文化内容产业领域的竞争格局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几乎所有的文化内容领域都已经成为双重竞争的格局，即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是同步化的。如果我们的文化内容产品不能吸引人，国内的消费者也就将转向消费国外的文化产品。所以，作为繁荣我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文化产品必须是在国内与国外文化产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我们文化企业的内容生产能力将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记者 陈叶军）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八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自觉、自信、自强之路
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
缘起
“软实力”概念看似新鲜，但其内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一切可以量化为物质力量的实力都是“硬实力”；而一切不可以量化、却可以转化为精神力量的实力都是“软实力”。因此，以往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弘扬、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政策策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产业对积极健康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的追求，均属文化软实力建设。由于文化软实力同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存在很大的交集，所以，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文化软实力建设。例如，云杉同志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原载《红旗文稿》第15、16、17期），立足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广阔背景，紧紧围绕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展开系统全面的论述，颇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因此，该文既是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纲领性力作，也同样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读后颇受启发和教益。由此联想到，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也必须走自觉、自信、自强之路。
自觉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自觉，最重要的是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决策者，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苏联解体就是典型的例证。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不仅完全可以和美国“叫板”，而且常令美国和西方寝食不安；但是这样的硬实力并不能避免它解体。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硬实力不行，而是因为文化软实力大厦的坍塌。尽管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观的迷失和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则是最深层、最直接的原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战略，所运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文化软实力渗透。对此，西方学界和军界也非常清醒，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假如世界被毁掉了，只要图书馆没有被毁掉，我们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建设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在疯狂的侵华战争中刻意摧毁中国文化，他十分露骨地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他清楚，一个民族一旦失去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记忆，那就只配做奴隶了。印书舘和图书馆等文化软实力载体的作用尚且如此之大，何况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的文化软实力载体。可见文化软实力确实关乎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当迈步于中国文化软实力自觉之路时，这是必须深刻认识的第一要义。
自信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自信，最重要的应体现为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和扬弃、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新、对外国文化的包容和借鉴。所谓中国文化的根，是指古代传统文化。它源远流长，以儒释道为主要内容。由于受历史和科技水平的局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难免有封建糟粕和迷信杂质，但其主体内容博大精深，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软实力要素，其理性价值和伦理精神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生命力之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讲仁义、倡忠勇、敬孝悌、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合和、求大同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统一的文化血脉。所谓中国文化的魂，是指植根于中国国情并开花结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魂，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艰辛探索、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集体智慧结晶，是迄今为止引领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最有效的思想指南和精神旗帜。这个魂，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使我们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正确地辩是非、权利弊、明善恶、察优劣、分主次、导思潮、御谬误、扬正气、振精神、择战略、制规划、统全局、不断开拓新境界。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长劣短，同时，由于受政治制度的左右和价值观的影响，对中国的认识和所取态度也各不相同。对此，我们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理应有更宽阔的胸襟、更高远的目光，敢于宽容差异、包容多样，善于兼收并蓄别国之优长并创新超越。当迈步于中国文化软实力自信之路时，对“根”的尊重和扬弃、对“魂”的坚守和创新、对外国文化的包容和借鉴，是不可或缺的三个环节。
自强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自强，最重要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努力。一是大力繁荣发展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提高中华民族智力素质和谋略水平。二是切实搞好宣传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推进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水乳交融地渗透进思想理论、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三是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不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不断开辟文化产业的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四是不断加大对文化软实力平台、载体、传媒、产业的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占领科技制高点，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五是加强中国国家形象的设计，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贯彻落实的措施，使热爱祖国、勤劳勇敢、独立自强、正直守信、尊重人权、文明礼貌、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等优秀品格成为中国形象的指代词。六是加强文化软实力研究和发展的总体规划，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外交战略的需求，及时组织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重大课题攻关，并从战略层面、组织层面、学术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等全方位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当迈步于中国文化软实力自强之路时，至少必须有上述六个方面的艰苦努力。
科学发展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科学发展，首先要夯实经济基础、增强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后劲。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文化软实力属于上层建筑，只有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才能为之提供充足的资金，以便更好地建设队伍、开展研究、更新平台、提升科技水平、增强和扩大影响力；只有各项政策都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维护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使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理论主张、理想信念、核心价值、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精神宣传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欢迎。因此，为了做大做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既要坚持以人为本、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统筹兼顾的方法，协调思考文化软实力建设内部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要把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思考来部署，使文化软实力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建设、生态建设相互支持、相互策应、相互补台，而避免相互矛盾、相互干扰、相互制肘。总之，走好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自觉之路、自信之路、自强之路，皆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当三者统一于积极、健康、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之日，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真正做大做强之时。（作者系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前瞻之九
文化体制改革：进展、难点和前景展望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锋
2007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向全面铺开发展，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整体上市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促进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同时，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还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探索。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动因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具有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显著特征。应当肯定，在建国初我国文化事业“一穷二百”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文化发展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导致了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觉醒，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自主性、互动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成为新的趋势和潮流，从而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机制和提供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落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使文化建设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我国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因。
从国际方面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促使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国的支柱产业。美国的电影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影视产业无不吸引了全球消费者的眼球，不仅成为其创造利润和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实现其产业全球扩张的利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集团，如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德国贝塔斯曼、日本索尼公司等，依托其创意研发和传媒网络优势，迅速成长为跨国运营的国际文化传媒巨头，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贸易份额。文化市场作为全球竞争的新领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体制的封闭状态，还基本上没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以致我国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因而，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文化版权贸易一直是我国与之谈判的焦点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烈要求我国开放文化市场，并且已经在某些领域通过种种方式进入我国文化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也不能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何顺应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国际规则逐步开放文化市场，通过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来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应对国际跨国文化传媒集团的挑战，提高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互连网、数字化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动因。一方面，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转变为互动传播，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和界限日益模糊化；另一方面，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的无限扩展导致内容严重不足，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一变化在客观上要求传统文化体制进行变革，从国有单一提供主体向多元、互动提供主体转变，形成全社会创新文化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动活泼局面。同时，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也要求打破传统文化体制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窠臼，以便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迅速地“越界”流动，优化组合，从而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新世纪之初，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之机，正是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推广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进展情况的回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文化发展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论断，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分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建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相适应，“党委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运行”的新型文化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选择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丽江、重庆、西安、沈阳9个省、市和35家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一些省、市也相继选择了若干地区和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但不享受国家试点地区的政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现将试点的进展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1、在开放文化市场投资准入门槛，发展民营和混合文化市场主体，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非公有制资本开放了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非新闻类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投资领域。2005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和规范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领域的界限。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同时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同年8月，文化部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范围和持股比例也进行了规范。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据文化部提供的数据，在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中，非公资本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三分之二，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拍摄的电影占总产量的80%以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资本和外资广泛参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
2、按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的改革方针，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分类改革要求和200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精神，各试点地区积极推动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印刷、广电、广告、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等文化行业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进行产业化运营。到2006年底，全国已有111家出版社、11家国有电影制片厂、23家电影公司、29家省市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同时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普遍推行了岗位责任制、上岗竞争制、效益工资制、资产经营目标制等。其中，一些已经完成转企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其部分经营性出版发行业务为主体，吸收相关国有和民营资本，组建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4月成立的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了10%的民营资本投资，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国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探索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按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分类改革要求，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上海画院、重庆红岩连线等文化事业试点单位，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试点地区普遍增加了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投入，深圳、杭州、北京等地还进行了公共文化产品面向社会实行政府采购、政府补贴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5年4月，国务院颁发《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了“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要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并确定2005年为“对农服务年”，基本实现农村边远地区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实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的两馆建设项目，从2002年到2005年4年间，国家财政投入4.8亿元，对全国1078个有馆无舍或设施落后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解决县级两馆设施空白点和设施落后问题，为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落后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地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省、地、县和乡镇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4、文化市场流通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为培育市场流通主体，破除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存在的国有经济垄断、政府管理条块分割的弊端，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公平竞争的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各试点地区在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市场流通体系改革，着力发展连锁、物流等新型文化流通组织业态。以新闻出版行业为例，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华书店已基本完成组建企业集团和转企改制的工作。全国性的连锁经营企业已达29家，23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市连锁经营，全国建成10万平方米以上图书物流中心5个，年赢利水平千万元以上的有10个，全国性的民营连锁经营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达10万个，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快速成长。与此同时，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等国务院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创办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交易博览会，东北、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形成集文化产品交易博览、论坛、版权交易和投融资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产品流通和要素配置的平台。此外，北京书市、上海国际电影节、杭州国际动漫节、广州国际音像博览会、成都广播影视博览会等大型专业化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也各具特色。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文化经济政策不断完善，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实现转企改制，人员身份转换和历史债务、坏帐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付出必要的改革成本；同时，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和传播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的“意义内容的公共性”，因而同样需要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扶持。试点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综合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改革试点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地区转企改制企业给予3年的所得税免税政策，全国新闻出版单位享受所得税免税政策期限延长到2008年，试点地区新开办文化企业给予3年所得税免税的优惠政策，文化产品出口给予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等；二是财政支持政策。国家财政相继出资设立了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出版发展专项资金等，以增量投资的方式强化对公共文化事业和原创精品文化产品的支持力度。通过与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推动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内容建设，同时也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公共化进程和投资机制的转变；三是探索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江苏省以财政增量投资2亿元设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探索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打造混合经济结构的文化市场战略投资者，促进文化产业快速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上海市投入财政资金5亿元，对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和资助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形成了“政府委托投资、专家管理、管办分离、面向全社会资助”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成为我国第一家比较规范的区域性文化基金会。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在改制中尝试利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49%的国有资产，吸收社会资本投资参股，以1.6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实现了3.48亿元转让收入，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2006年，该企业在改制为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买壳上市，在探索文化产业如利用何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6、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开始启动，文化立法工作逐步加强。为适应文化产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按照中央指示，试点地区尝试将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三个政府主管部门合并办公，综合行使文化管理职能。同时将工商、税务和各文化部门的执法队伍整合为综合执法机构。这两项措施，为解决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条块分割，以及市场监管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国家和省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经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和《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理》等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推动了我国文化立法工作的进程，使我国文化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2007年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
2007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由试点进入全面推开的第二年，也是文化建设从起步发展向快速发展转变的重要一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以“网络文化”为专题的第38次集体学习。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关事宜。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掀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活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短短一年间，中央政治局两次专题学习和研究文化建设的有关问题，中央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专劈一节论述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并且把文化建设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改革是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强大动力，2007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1、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新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按照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6年3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部署精神，文化体制改革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分三个层次在全国推开：
（1）北京、上海等9个先行试点地区，由点到面全面推进；
（2）其余大部分地区先试点，后推开；
（3）西藏等个别地区先进行调研，待条件成熟时再开始进行试点。
目前，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陆续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地区的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安排。据统计，全国已117个地级市开展文化体制改革，约占全国地级市的35.1%，试点单位达380多个。动漫游戏作为新兴文化产业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因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影响而出现产业发展的无序现象。2006年4月，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等10部委《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4月，组建了“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同时出台“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这一创新机制和专项资金的扶持政策，在国家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有利于化解政府职能交叉、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弊端，降低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促使我国各地设立的“动漫产业基地”建设进入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2、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了新的进展。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2007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提出按照“政府组织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机制发展”的思路，“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立20万个“农家书屋”，到2015年基本覆盖全国的行政村。10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文化部发布《“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提出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级负责；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合资源、填平补齐；深化改革、配套推进；改善服务、加强管理”的原则，改扩建农村乡镇文化站24000多个，其标准不低于300平方米，到2010年，实现全国所有乡镇建立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文化站、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文化站工作队伍，合理有效的农村乡镇文化管理体制的目标。为此，中央财政将分期投入补助资金39.45亿元。这两项改革和规划措施，对于扭转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落后状态，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乡镇公共服务的综合职能。
3、文化经济政策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一是调整音像制品增值税和营业税税率。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出版物的增值税税率一般为13％，而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增值税税率为17％，二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200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自2007年1月1日起，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增值税税率由17％下调至13％，对电影发行单位的发行和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等免收营业税。二是以专项资金支持新媒体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2007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07年数字电视研究开发及产业化专项的内容，其中，提供超过1亿元的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北京市政府拿出10亿元设立了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园区建设。从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总量扩大，而且结构明显优化，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动漫游戏、创意设计等新兴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在文化产业中的比例不断提升。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INTERNET GUIDE 2007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在互联网招聘、电子邮件、游戏资讯、音乐服务、视频点播/直播市场、网络安全、数字杂志等10个互联网分类热点领域中，其2007年的增长率均超过了30%，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游戏工作委员会认为，2007年至2011年，中国网络游戏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0.2%。摩根士丹利发布的《2007年中国互联网及媒体预测报告》、摩根大通发布的《2007年网络投资报告》、德勤发布的《2007年媒体发展趋势报告》均一致看好我国新媒体（互联网、手机等）市场，认为2007年将是中国新媒体市场发展的关键年。摩根士丹利全球副总裁季卫东认为，如果中国的网民超过中国人口的10%，那么互联网就将成为主流媒体，市场的并购将加速产业的集中度。另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的增加值之比为37：20：43，2006年提升为42：18：40，从业人员之比由31：17：52提升为34：17：49。可以看出，核心层在总量结构中所占比重有明显提高，显示出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总量结构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4、文化产业在获得银行金融支持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无论从供给和消费来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文化产业具有风险投资的性质和轻型化的资产结构特点，因而长期以来难以得到银行的间接金融支持，成为发展的一大难点。2007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与金融界合作，探索银行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同意以版权质押给予创意企业小额贷款，北京银行同意给予全市文化创意产业50亿元授信额度。
5、文化产业在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方面取得了新突破。继2004年北青传媒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06年上海新华传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壳上市后，2007年又有阿里巴巴、新华文轩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粤传媒、辽宁出版传媒在国内A股市场成功上市。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出版传媒也是我国第一家经主管部门批准，实现编辑内容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大型出版企业，并且挂牌交易的当天就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以329.53%的涨幅名列两市第一。这对于相关文化传媒企业整体改制上市，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和结构调整功能做大做强我国文化产业，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和重要的推动作用。据了解，目前有十几家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国有出版企业筹备上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已获主管部门批准。
6、制定并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进一步规范外商在我国文化产业的投资行为。随着我国文化市场有限度的对外开放，国际跨国文化传媒公司迅速抢滩我国文化市场，有些甚至采取“打擦边球”的方式进入我国尚未开放的文化传媒领域。2007年10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其中，在文化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鼓励、限制、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和领域，这有利于我国有效利用外资发展文化产业，同时规范外商的投资行为，切实保障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信息安全。
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不断优化。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9亿元，占GDP的2.4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2005、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保持了18%和17%的年增长率，高于GDP增速约6—8个百分点。此外，2006年文化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41％，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均比上年有所提高。2006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有1132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为1.48％，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4.0％，同比提高0.16和0.24个百分点。预计2007年我国文化产业仍将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年增长率。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评估、难点与前景展望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果
从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的近5年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明显提高。
一是理论成果。党中央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新文化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世界、党的文化执政能力、四个建设、三个创新、分类改革等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为新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是开放成果。文化市场的逐步开放改变了以往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的文化市场封闭局面，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资本和外资广泛参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促进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
三是改革创新成果。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转换机制、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文化市场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文化市场开放、引入社会资本和出版传媒企业整体上市融资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国新型文化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露端倪，依稀可见。
四是政策成果。以税制优惠和财政支持为主体的文化经济政策已初步成型，趋于成熟。
五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成果。改革促进了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提高，公共文化建设成果显著。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文化建设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分析
应当清醒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诸多的配套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互衔接，统筹安排。加之文化体制改革起步较晚，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准备不足，因而虽然新体制的嫩芽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明显发挥，但传统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的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影响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
1、近几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化市场开放的“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推动的效应。总体来看，我国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仍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就文化领域而言，民营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文化经济的平稳增长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说明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改革还比较滞后。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缺乏动力，配套政策不完善，改革难度大。
2、随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市场体系改革和发育相对迟缓、对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日益凸显。目前，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有所改观，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与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尚未全面接轨，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这也是我国文化市场上缺乏战略投资者，国有文化产业集团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经营，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3、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界定不够清晰，传媒行业的深化改革和体制安排面临困惑。集中表现为传媒文化产业集团“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对外融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难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战略与其事业性质的体制特征存在着内在矛盾，如果不加调整，其改革目标存在着落空的可能。
4、国家文化宏观管理和监管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这方面的改革涉及到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事关系等诸多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目前，党政关系仍未理顺，一些地方以党代政，对文化市场微观主体经营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仍较普遍；政府职能方面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职能交叉、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依然突出。从而不仅导致了市场微观主体的交易成本过高，而且依靠以专项资金为主要手段和行政推进为主要方式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配置资源的传统体制，存在着管办不分、资助覆盖面窄、监管缺失等弊端，抑制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市场微观主体的内生增长动力，影响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5、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体制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文化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如何管理，已有2006年7月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加以规范，而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的管理、监督和运营体制如何改革，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做法。例如，上海在市委宣传部设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办公室，对市属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统一行使管理、监督和运营的职能；浙江、江苏则由省国资委统一行使这方面的职能；重庆设立了国有文化传媒控股公司，负责运营市属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我国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具有巨大的运营和增值潜力，但由于体制安排不尽合理，这种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一次涉及全局性的深刻变革。其深刻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必须相互衔接、同步推进。而且，由于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内容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文化艺术生产的不确定性、其成果难以量化评价的模糊性、投资和消费的审美偏好等，使之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过程中，既有利用市场机制发现价格、放大文化的财富效应，以及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运营效率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商业价值追求的趋利性与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缺陷所导致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与人民享有基本文化权益之间的矛盾等。即使是美、英等西方文化产业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破解。由此可见，文化建设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需要我们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能做出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
（三）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和形势展望
从改革的路径选择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借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了先试点、再推广，逐步推进的方式，具有渐进式改革的显著特点，应该说是符合国情的做法。为此，我们要充分考虑文化艺术的特殊发展规律，认识到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不同，文化体制改革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的丰富经验，物质基础比较雄厚，同时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应该有更高的起点，不必象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对于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框架经历长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传播方式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党的十七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以全面制度创新为特征的新阶段。一方面，试点以来文化市场“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推进的效应已经显现，我国文化市场的活力和潜力明显释放。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我国文化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对体制机制创新和市场环境提出了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的落差，以及党的十七大对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机制创新，突破目前改革面临的若干问题和难点，在“十一五”期间，把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体制的基本框架构建起来，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环境条件。
1、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继续推进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发展混合经济结构的文化企业，重塑文化市场的微观主体。
一是要完善配套政策，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配套政策的重点是人员身份转换和企业的历史债务、坏帐问题。根据一些试点企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经验，采取新、老分离，对原事业职工保留事业身份和待遇，从而由政府托底过渡，有利于化解改革的阻力。由此形成的企业财务缺口和历史债务、坏帐，建议由国家财政支付其改革成本，促使转制企业摔掉包袱，焕发活力。
二是鉴于社会资本实际上已经广泛进入出版、报刊等国有垄断性文化行业，建议在这一领域进行吸收社会资本，整合“工作室”等社会资源，推进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同时配套进行书号审批制度改革，以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内容创新的积极性，规范文化市场管理和行政执法，杜绝长期以来存在的“买卖书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
2、加快文化市场体系改革，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是要在积极推进市场流通组织改革，发展连锁、物流等新型业态和文化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版权市场等文化要素市场。
二是要改革现有的行业协会，实现政府与行业协会分开。同时依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特点，发展一批自愿结合、自治管理的文化行业组织，使之在提供行业信息、咨询服务、人才培训、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要加快发展法律、会计、服务代理等文化市场的中介机构。
四是要结合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的市场壁垒，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为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
一是要在目前国家不断加大投入、以财政专项资金强化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探索和推广政府采购、财政补贴、贴息、委托经营等面向全社会的市场化机制。要借鉴国际经验，完善配套政策，积极培育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使之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按照“党委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运行”的改革目标，推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一是要理顺党政关系。要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地位，党委部门既要依法发挥领导作用，但又不能以党代政。要科学界定党委与政府的职能分工，探索党委领导、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既合理分工，又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工作机制。
二是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行大部门制为契机，整合国务院有关文化主管部门，设立国家文化委员会，切实解决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的问题。
三是要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
5、积极推进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体系。
一是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建议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专项资金的同时，借鉴国际经验，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按照“政府出资、专家管理、社会监督、面向全社会、间接资助”的原则，对文化内容创新和民族文化传承给予支持，由此带动具备条件的省、市、自治区设立区域性的文化发展基金，形成国家财政对文化发展资助的完整体系。
二是要在文化产业利用资本市场方面取得新进展。要积极推动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同时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和结构调整功能，培育文化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促其在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投资兼并、结构调整中发展重要作用，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不断优化。为保障国家的文化信息安全，要借鉴国际经验，对国有传媒企业上市，在股权结构（黄金股或A、B股）、信息披露（豁免制度）、人事安排等方面做出特别的制度安排。
三是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社会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如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组合投资等。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加之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强劲，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文化市场。如何使文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把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变为巨大的文化财富，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遵循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行持续的改革和探索，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2006：文化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2007：文化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7。
4、中宣部改革办主编：《文化发展战略论坛文集》（三），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
5、韩永进：《新的文化发展观》，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6、胡惠林：“论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3期。
7、齐勇锋：“关于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几点设想”，《文化政策调研》2004年第1期。
8、齐勇锋：“文化体制改革难点探析”，《中国经贸导刊》2007年第5期。
9、齐勇锋、王家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探索”，《文化蓝皮书》，2006。
10、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课题组：“财政以基金方式支持文化发展研究报告”，齐勇锋、魏鹏举、贾旭东、张志强执笔。
[Page]十七届六中全会前瞻之十
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锋
金融危机使我国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资源消耗过大、污染严重、结构不合理，以及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粗放式发展问题充分显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文化产业是符合国情特点，有利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其概念和内涵因世界各国强调不同的侧重点，除文化产业这一通常概念外还有其它不同的称谓，欧盟称为“内容产业”，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称为“创意产业”，美国名曰“版权产业”，台湾、香港和我国大陆的北京等地区则名为“文化创意产业”。
1、文化产业是典型的绿色经济，是符合我国国情特点，有利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文化产业以非物质文化资源为加工对象，为市场提供文化意义消费，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低，需求弹性大，产品附加值高，价值链长，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作为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历史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四大文明古国，历史文化资源积淀之丰厚举世罕见，且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与自然资源匮乏和过度开采，后续资源不足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严峻约束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优越条件极为明显。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在产业选择方面，应当把文化产业作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促使文化产业超常规发展，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容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基本途径。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文化消费活跃、消费结构提升的阶段，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是文化消费迅速增长，而物质消费比重逐步趋缓的阶段。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600美元。如果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按年均经济增长8%计算，预计2010年我国人均GDP可接近4000美元，2020年将突破8000美元，提前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人口众多，内需市场庞大，目前正处于消费结构转换的节点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增长强劲。以电影产业为例，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电影票房在2008年同比增长30%的基础上，继续逆势上扬，同比大幅增长42.96%。①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物质产品都存在着结构性过剩的问题，而文化产品和服务则仍存在着供给缺口。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公民收入水平的逐年提升，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文化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其中间产品和服务是最具创造性的生产要素，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具有广泛的关联带动作用
新技术革命为文化功能的扩展提供了新的手段，使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属性日益凸现，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文化业态，如网络服务、动漫游戏、数字媒体、手机视频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明显提高。目前，文化产业与信息、旅游、体育、教育等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正在发生普遍的渗透和融合，形成了以文化内容为纽带、关联度日益密切的庞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文化产业高端领域的创意设计、电子商务，以及会展、广告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农业日益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内在价值、品排、信息化和集约化水平，在推动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4、文化产业具有就业容量大和灵活就业的特点，是吸收大学生、研究生等知识阶层就业的重要产业部门
人口众多，就业难度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文化产业的行业和门类众多，产业链条长，就业容量大，就业形式灵活多样，不仅适合个体、自由职业者和掌握传统技艺者等各类不同群体就业，而且，作为知识经济和服务行业，特别适合大学生、研究生等知识阶层就业和创业。据有关专家估算，在北京多达数10万人的“北漂”中，有一半以上属于灵活就业的各类文化人和应届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
5、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支撑性产业
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密切，促使国际竞争日益向以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为重心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方面转移。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现我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不仅需要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同时也需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而文化产业正是发挥文化的传播、渗透和影响作用，支撑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主要产业部门。
二、文化产业在促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2009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率达15%以上，高于GDP年均增长5—7个百分点。2009年，尽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文化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8400亿元左右，比2008年现价增长10%，快于同期GDP的现价增长速度3.2个百分点，占同期GDP初步核算数的比重为2.5%左右，比2008年提高0.07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法人单位的全年营业收入为27244亿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占98.4%；从业总数为1182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53%,占城镇从业人员的3.91%。对比国家统计局2004年和2008年两次根据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所作的统计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2004年相比，2008年法人单位数增加14.3万个,增长近45%；资产总计增加9170亿元，增长50%；从业人员增加186万人，增长18.6%。
二是经济效益大幅提高。2008年，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为26802亿元，比2004年增加10577亿元,增长65%。文化服务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利润为981亿元，比2004年增长5倍多；规模以上文化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92亿元，比2004年增长110%；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13亿元，比2004年增长40%。
三是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成效。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经营性单位数量明显增加，新兴文化服务业得以快速发展，大量骨干文化服务企业涌现。2008年，在文化服务企业中，资产和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分别有1582家和977家,比2004年分别增加587家和512家。近年来涌现出的骨干文化服务企业多为广告、传媒、电视网络公司、出版和报业集团、影视制作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和集团化经营单位。
四是非公资本比重明显上升。在文化产业经营性单位中，2008年实收资本83238亿元，其中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之比为47.5：52.5，与2004年的51：49相比，非公有资本所占比重有所上升。①
总体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呈现出外延扩张高速增长的快车道，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在促进文化市场发展繁荣，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国家软实力以及促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是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大幅提高文化产业的经济总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依托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文化产业作为绿色产业的功能和特点，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把文化产业的振兴规划纳入国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投资计划中，使文化产业总量在“十一五”时期大幅提升，从目前占GDP2.5%提高到5%左右，到2010年，提升到7%左右，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形成我国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和精神文化产品生产部门的合理比例和优化布局。
二是要发挥文化产业作为创意和内容产业对相关产业的诱导作用、溢出效应和引领作用，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作为创意和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的巨大市场需求对上游的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发明有强烈的诱导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标志性的高新技术成果，如王选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比尔? 盖茨发明的“互连网视窗系统”，以及视频手机技术等，都是在文化内容消费快速增长的诱导下，经过科研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而诞生的。这些重大技术发明一旦问世，往往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化行业，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对文化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文化产业，通过文化的产业化，利用市场机制生产出大量的创意和内容，而由于创意和内容能够通过现代媒体进行广泛传播，因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知识扩散和溢出效应，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比其它产业更为显著，从而有利于提高公民素质、改善一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而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间接的影响，使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从依靠投资和资源而转移到依靠人的素质、创意和技能方面来。
引领作用，是指文化产业作为内容、时尚和符号产业与信息、旅游和体育产业日益融合发展，引领和带动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意设计、电子商务、会展、广告等对制造业、农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和提升作用。从产业发展趋势看，文化创意和高新技术作为最具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将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的引擎，对促进我国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是要发挥文化产品的内容消费、娱乐、休闲的功能，积极扩大内需，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大幅减少，拉动内需，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成为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目前我国已越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消费结构转换的节点；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精神文化产品的特殊需求明显增加，展现出文化产业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发挥文化产品的内容消费、娱乐和休闲功能，就是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喜闻乐见的影视、演出、音乐、美术、动漫游戏、图书、娱乐、节庆活动、休闲旅游、体育健身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大幅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把公民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推动内需增长。同时，也为走出后金融危机的阴影，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文化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这种独特作用是其它物质生产部门所不具备的。
四是要发挥文化产业就业容量大和灵活就业的功能和特点，促进就业增长
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衰退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就业和再就业困难重重，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明显增多。面对就业压力，要采取多渠道、多途径的措施。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要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同时降低企业注册登记门槛，发挥文化产业就业容量大和灵活就业，就业形式多样的功能和特点，使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特别是就业困难的大学生、研究生的重要产业部门。
五是要发挥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促使中华文化快速迈进国际市场，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泥潭，却彰显中国因素的积极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提供了机遇。发挥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及其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作用，就是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高竞争力，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出口持续增长；利用发达国家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争取更多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要抓住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文化传媒资产大幅缩水的时机，推动我国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参与跨国兼并重组，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迅速发展壮大，培育一批“中华牌”的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全面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使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
三、新形势下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发展思路
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就是要把发展文化生产力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依据文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破解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难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精神文明建设规律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和新型文化体制的基本框架，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我国的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一是顺应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要求，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塑造以公有制为主导、具有混合经济特点的文化市场微观主体
新技术革命和现代传媒为文化功能的扩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市场空间，使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属性日益凸现，从而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弊端，促使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态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市场微观主体。目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人员身份转换和历史债务，使转制单位摔掉包袱，焕发活力，轻装上阵？二是如何吸收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三是如何对具有“事业体制，企业化经营”这样过渡色彩的国有文化产业集团进行公司制改造，使之既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同时又能够激发活力？要按照2008年中央114号文件的精神，完善和落实配套政策，总结和推广试点单位的改革经验，以有利于文化生产力发展为原则，因地制宜，继续进行积极的探索。
二是顺应文化市场化发展的要求，打破行业和区域壁垒，营造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竞争的文化市场环境
市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是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公共平台。我们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改革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问题，打破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市场壁垒，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要积极推进市场流通组织改革，发展连锁、物流等新型业态和文化产品市场，培育人才、版权等文化要素市场；按照政府与行业协会分开的原则，改革行业协会。同时依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发展一批自愿结合、自治管理的文化行业组织，使之在提供行业信息、咨询服务、人才培训、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加快发展法律、会计、资产评估、服务代理等文化市场的中介机构，完善市场机制，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是顺应文化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更大规模地引进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
文化的社会化发展是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延伸。也就是说，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在加强市场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改革审批制度，更加广泛地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更大规模地引进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打破国有资本垄断文化领域的局面。鉴于社会资本实际上已经广泛进入出版、报刊等国有垄断性文化行业，要按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精神，在这一领域进行吸收社会资本，整合“工作室”等社会资源，推进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同时配套进行书号审批制度改革，以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内容创新的积极性，规范文化市场管理和行政执法，杜绝长期以来存在的“买卖书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
四是顺应文化融合化发展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的资产重组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是一个封闭性的体制，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和管办不分的问题，结构很不合理，产业链基本处于断裂状态，资源呈现碎片化状态，严重影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三网合一”意味着文化行业之间、文化与电信，以及文化与体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边界模糊化，形成了行业融合化发展的趋势。随着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文化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预计今后几年将会出现一个文化资源整合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的高潮，一批文化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将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间，政府要发挥规划指导、政策支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要靠市场来实现，要发挥金融杠杆在兼并重组和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打破行政壁垒和条块分割，促使文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
五是顺应文化资本化发展的要求，改革国有文化资产运营、监管体制，构造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服务平台
文化产业是可以创造庞大社会财富的朝阳产业。我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文化资本增殖潜力巨大。因此，把文化产业发展置于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平台上，使我国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为巨大的国民财富，是顺应文化资本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改革国有文化资产运营、监管体制，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本出资人制度，为国有文化资本运营创造基础性的条件；要依托北京、上海和深圳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以及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作为改革开放实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探索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新方式，发展一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推动文化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文化资本化进程，是新时期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应该着力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六是顺应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要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特点的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着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和区域特点的多元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目前，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格局。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中心城市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湖南为代表的中部则是通过制度创新、内容创新实现娱乐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了“文化湘军”异军突起，“文化影响力大于经济影响力”的耐人寻味的现象。云南、广西、四川等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促使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既保护了资源环境，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这说明，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二者并非同步发展。因此，我国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起点应该更高，无须像经济发展一样，走“率先发展东部，然后通过要素转移发展中西部”的梯度路线。在新形势下发展文化产业应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发挥比较优势，根据区域的资源条件和区情特点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探索具有区域特点的多元发展道路，避免“同质化”发展模式。
七是顺应文化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探索更大规模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加快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制度安排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国际化和多元化。文化市场作为国际竞争的新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体制的封闭状态，还基本上没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以致我国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也不能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何顺应文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国际规则逐步开放文化市场，通过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来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同时，设置必要的市场壁垒以保护民族文化资源，体现民族文化特色，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深入思考的一个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