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李义平从经济发展视角谈文化建设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还需靠文化来解释 　

　　[主持人]: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您的专访《从经济发展视角看文化建设》，重点阐述了您对文化的认识。怎样看待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李义平]: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很多学者认为，越来越多的从文化的角度去关注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纯粹的经济理论对于文化、对于经济的发展、健康的发展的解释程度最多是80%，剩下20%必须靠文化。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它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比如说，现在哪个地区到底经济发展不发展，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它的资源多少，甚至也不取决于它的位置怎么样，而取决于它的一种商业精神。美国有一位学者萨克森宁写过地区优势对美国128公路和美国硅谷地区进行了一个比较，美国128公路地区有很多的优势，地理位置上有大学，历史上有军事订货，硅谷地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所大学——斯坦福大学，但是他们有浓郁的商业氛围、创业的精神、冒险的精神，这就是文化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推进作用。另外，我们所以选择市场经济，记得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之前，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出来之后先是务虚，然后务实的，这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变迁问题。西方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之前，走向资本主义之前，他们也有一个政治讨论，他们这个讨论就是怎么样对待财富。原来中世纪的时候，财富都是万恶之源，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让人们公平的、正确的、合乎规则的挣钱，才是社会和谐的一个规则。　

　　[李义平]:我们还注意到，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过《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唯一的康庄大道，但是他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前，写了《道德情操论》，温家宝总理对《道德情操论》是很推崇的，而《道德情操论》先研究的文化、研究的伦理学、研究的人。　

　　[李义平]:第三，一个社会能够发展起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走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社会资本很重要。有了社会资本之后，容易团结起来，容易沟通，所以出现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今天下午我在《光明日报》参加一个幸福观文化的讨论会，幸福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个主的价值判断问题，引导得好可以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这都是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而且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说，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去审视文化建设，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能够对应起来，能够呼应起来。　

　　文化产业要发展 机制体制比金钱重要 　

　　[主持人]:网友说，您在文章里提到，文化产业的改革需要放开和开放，为什么说这个制度变革比资金更重要？　

　　[李义平]:我们党的决定里讲到文化这两个字，这个概念在党的决定里是包含两种含义的，一种含义是文化产业，一种含义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刚才网友所讲的是文化产业，产业层面的文化。这个东西应当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三维生产，什么叫三维生产呢？一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了，一种是科技产品的生产，一种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我们现在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处于顺差的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层面的不仅是逆差，而且是大大的逆差。　

　　[李义平]:我注意到，中央前几天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我们可以从一个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它怎么样才能发展起来。文化作为产业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层次含义比较浓的像政治、哲学，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不太适宜市场化，而意识形态比较弱的像演出、会展、电影、戏剧等等，包括动漫，都是可以市场化，而且必须走市场化之路。实际上，所有的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都在于走市场化之路。要走市场化道路的话，就好象马克思原来讲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时候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商品的所有者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只有社会需要你的商品，需要你的使用价值，你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按照这样一个道理，文化产品要走市场化的道路，第一条就是你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你必须得到市场的承认，你不仅是中国市场的承认，你要走出国门，还有国际市场上的承认。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谍中谍4》，肯定是宣传美国的，美国人不愿意核弹头掉下来，但是它很有吸引力，这样的价值理念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你所承接的价值理念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要走出国门的话，文化要成为巨大的产业，成为产业就要挣钱，不仅要为中国市场所接受，而且要为世界上的市场所接受，这是一个问题。　

　　[李义平]:另外，文化产业要成为一个产业，被市场所接受的话，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我喜欢看京剧，有的戏演了几百年，演到现在还是那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八个样板戏，现在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不能停留在古老的传统的剧目，不能停留在八个样板戏，要有时代精神的产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应当反映社会大众现实的生活，另外还有制作技术的问题，你的制作技术、你的营销手段。我为什么说体制机制、制度比金钱更重要呢？我就想，原来国有企业没有改革的时候，你给了他那么多钱，他给你花了但是没有效率。　

　　[李义平]:马克斯·韦伯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精神，市场经济才迅速地发展起来，他认为，对于钱，对于这种精神，对于市场经济的革命并不重要。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一开始也没有钱，就是从亲朋好友那儿借来的钱，但是这种体制，这种精神，他可以把项目选择得很好，滚动发展的能力很强，如果没有体制机制的变革，光花你的钱，不负责任，花完了就完了，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说明这个体制机制很重要，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说明这个体制机制很重要。要推动这种体制改革的话，你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你必须有投入和产出的计算，你的失败，你的成功，必须和投资者的利益紧密地挂钩。我想多说两句，中国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必须走市场化之路，这个路到底怎么走呢？　

　　[李义平]:比照一下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怎么发展起来呢？通过放开和开放。放开让民营经济进来，民间资本、民营经济进来，一开始就是市场因素的，中国的市场允许这么发展，然后通过开放，引进外资，不仅带来他们的资本，而且带来他们的技术，还带来他们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比照一下，文化产业作为一个产业，其实也可以这样。当然文化产业有很多的特殊性，通过政府审慎的把握，适当地开放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下建成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我想这个体制机制比最初的给钱更重要，如果有了这种体制机制的话，他们有一本书叫做《西方世界的兴起》，很薄的一本书，讲到西方世界所以能够兴起，不是因为给钱了，就是因为这种体制机制，充分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改革开放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也不是因为谁给我们钱了，也是因为这种体制机制无限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文化是从来不需要记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主持人]:网友说，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化有哪些特点，怎样理解“文化是从来不需要记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的含义？　

　　[李义平]:“文化是从来不需要记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是一个下意识的，是不加思索的。就是你怎么样吃饭，怎么样待人接物，甚至在瞬间的那一刹那。比如说，一个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要把他的生活阅历、受教育背景的阅历，这一切阅历都是激励式的，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会一刹那暴露出来台州那里经常遭到台风，但是基本上没有靠政府，都是靠自己，所以它是下意识的，从来不需要记起，也是从来不会忘记的。文化绝对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口号，我原来看过很多的企业文化，请人编的，素材编好了，企业文化编好了，企业就垮台了，文化是融在人们血脉之中的一种自觉行动，我们概括起来仅仅是一种概括，比如讲到企业文化，海尔“真诚到永远！”，是对它的文化的准确的概括，它不是找一个好词。还有长虹，长虹当年是“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它是大型国有企业。文化一定要概括，一定要概括准确，不是选几个好词的问题，文化首先是自觉的行动，你不概括都有文化。你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风格绝对不一样，你再到清华大学去氛围又不一样，那就是文化氛围。　

　　经济、文化不能两张皮　

　　[主持人]:网友说，从历史经验看，一国的文化跟一国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状况有怎样的联系？为什么说市场经济的理论对于经济发展的解释最多只有80%，剩下的必须要靠文化去解释？　

　　[李义平]:我最近几年看了经济学的历史、文化、哲学，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不发展，以及为什么这样发展，不那样发展。著名的有当年马克斯·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千七百多年以后的事，主要是新教的革命，崇尚创新、节俭、自信、诚信，靠着这样一种精神，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还有一个法国学者阿兰•蓓蕾菲特他解释经济奇迹，他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他说除了土地和劳动这两种因素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土地和劳动可以作为一切物质要做的代名词，第三种因素就讲的是文化。　

　　[李义平]:还有一个日裔的美籍社会学家福山写过《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他明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最多占80%，20%靠文化。他说，为什么美国没有国家的参与，很多大型企业都出现在美国？日本人为什么特别的团结，讲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企业好多都是中小企业，他讲的文化的因素。美国学者保罗•卡尼迪写过《大国的兴衰》，他认为16、17世纪中国的发展很快，大国之所以能够兴衰，这里面也有文化的因素。所以概括起来说，我们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有经济体制的因素，经济体制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个体系。比如说很明显的，你到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有极强的商业氛围，这个商业氛围很重要，我甚至觉得一个地方出一种人，大企业家都出在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因为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的。　

　　[李义平]:不仅一种文化出一种人，而且一种文化出一种产业，新经济肯定发展在美国，美国为什么出现乔布斯这样的人，疯狂一样的敢于冒险，容纳失败，硅谷就是能够容忍失败的地方。而日本、韩国特别是德国制造业发展得很好，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特别服从权威，在这样一个领域可以很认真地把制造业的东西做得很到位，没想到他的制造业做得很到位，金融危机期间倒有了非常良好的表现。我们中国，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缺大量的技术工人，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大概是不容影响的，所有的这些都说明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码的解释程度要到20%以上，纯粹的经济体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你不能说这个经济体制变了，人们的观念不变化，那就两张皮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文化观念的创新 　

　　[主持人]:网友问，为什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追求，更是一种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追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文化发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李义平]:去年6月2日人民日报曾经在理论版头条发了一篇文章《从更深层次上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已经刻不容缓。现在应当回答的是，我们现在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95年说到现在，为什么迟迟难以转变？这里面有体制的问题，体制、制度、政策不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难转变。这里面还有文化的问题、有追求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话，肯定是寸步难行了，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度地依靠外需，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国际上的经济发展，很被动的。我们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国际上的卖点靠便宜，靠便宜的结果非常尴尬的是我们资源环境的损失很大，劳动力压得很低。现在这个资源环境、劳动力都不是原来那个条件了，资源的负担很重，环境污染广大人民群众很有意见，劳动力价格太低，工资太低，启动内需无从谈起，另外西方国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靠的资本密集、基本靠的创新，我们的创新能力很不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前段时间还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说是一个文化层次的问题呢？我们前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仅仅为了经济增长速度，为了GDP，造成了很多的失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失衡，造成了对人民福利指数的、对人的关心不够，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增长速度。　

　　[李义平]:1973年别人已经走过的路，1973年美国学者佳尔布里斯写过一本书《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他说一切的目标、一切的理由都是为了发展，然后忽视了人本身的存在，发展是为了人，环境的污染，汽车的气体对环境的污染，工厂里放出来的东西对人们眼睛的刺激等等，他认为应当转过来，应当转到以人为本，以人作为出发点。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人们讨论得更多的是幸福的问题，为什么幸福的问题这么重要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感到不幸福的话，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当然，幸福的问题是个主观判断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快速发展的时候，一开始幸福水平感觉可以提高得很快，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时，经济在发展，幸福提高的程度就会边际效应极限了，而且人们通常是横向比较，我也好了，你们你比我更好，所以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社会公共目标、公共服务的解决，怎么样通过分配的问题的解决，不要两极分化得太大，社会公共目标、环保等等，这些东西都搞上去，使人们的幸福指数能够提高，这也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新的追求。另外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里面确实有个创新的问题，而创新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创新，为什么创新不上去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李义平]:奥巴马说乔布斯是美国精神的代表，乔布斯是极端的疯狂的人，极端的冒险的人，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人。美国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创新。还有，比尔盖茨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陈景润，陈景润就一心一意地追求他的目标。我看过一本《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他总结出来，创新方面，基本上推崇相对的个人主义。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人长期的独立的思考的结果，最初表现为异端，表现为跟大家不一样，而且有一种冒险精神，冒险就是未知领域，未知领域是非常宽泛的，我们认识的领域仅仅是一部分，我们没有认识的部分还是相当之大的。我看发展经济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们说缺人力资本，其实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一个是缺欲望，一个是缺冒险精神，一个民族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冒险，但是必须有冒险的人去探索无限的未知领域。而我们如果过分强调集体主义的话，往往一开始就扼杀了这些具有异端的想象的人。我们不是说不强调集体主义，我们应当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哪些领域应当让个人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发挥他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乔布斯的领域应当是这样的，陈景润的领域应当是这样的，企业家的领域应当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你要创新的话，你必须有这种精神。　

　　[李义平]:当然，你还必须改变科研体制，科研体制不能泛行政化，还是纵向的大量的科研资源都集中在有行政背景的官员的手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个追求的变化，是我们一个目标的重新调整，要把人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以人为本了，要把创新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文化观念、文化层面的变革和一个新的认识。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设五大内容 　

　　[主持人]:有这样一个问题，网友提到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文化建设有怎样的作用？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具有怎样的特征？　

　　[李义平]:我们国家的历史，历史上是自然经济，又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我们落后了。我们所以要改革，就是计划经济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在伟大的邓小平的指引之下，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邓小平说，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能搞，社会主义也能搞。我们开始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前进，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但是根据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他有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念。首先，正确地对待财富。中世纪认为财富是万恶之源，要正确地对待财富，你这个财富必须是阳光财富，一个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在奉公守法，按法律法规规范之下挣的钱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多，比尔盖茨对社会贡献大，乔布斯对社会贡献大，虽然他也挣了钱了，但是他的产品是社会的需要，我们应当反对那种为富不仁，或者非阳光财富，所有人成为富人，实际上对这个社会就贡献大了，应当成为人的社会责任，这是市场经济国家讨论的一个结论。　

　　[李义平]:第二，应当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价值的评价体系和诱导体系。比如说，让每个人都发挥自我优势，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适合做生意，做企业，我可以纸上谈兵，纸上谈兵的不一定能实战，你让他做企业可能马上就亏了，有的人适合搞科研，杨振宁先生适合搞科研，比尔盖茨也不适合当大官之类的，你让他发挥比较优势，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给人们广阔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这个社会各自有了比较好的定位，这个社会就欣欣向荣，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如果官本位泛行政化的话，其实就是封建等级制度之下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特别小，而且是一个等级制度的时候，它是一个纵向联系的东西，而市场经济是一个横向联系的东西。你要把所有的比如说教育、科研这些东西都行政化了，行政官员级别去分配科研指标、科研项目，他没有时间做，找人给他做，做的项目也不好，所以明显与市场经济不适应，不仅加大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而且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达国家，美国当总统都是排在第十一位的职业选择。　

　　[李义平]:第三，要有浓厚的商业氛围和企业家精神。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到长春去，长春人跟我说，李长春同志在我们这儿考察过，李长春同志说东北振兴不能光等着国家拨钱，你们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老天爷经济，是老祖宗经济，老百姓经济，就是讲的一种商业精神。我去浙江，我说你在这儿干得不错，他们说浙江还用干吗？浙江自己就可以干起来。所以这就是一种商业精神。我到台州去，原台州市委书记蔡奇，现在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其他资源，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他可以利用全中国的资源，全世界的资源。所以这个企业家精神，包括他们的冒险精神，包括他们的创造精神，包括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是很重要的。　

　　[李义平]:第四，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包容失败。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都来自于竞争，你要竞争的话，就要公平进入，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平均利润的形成是市场经济成熟的一种标志，而所以能够形成平均利润，是资本可以在各个行业、各个产业之间自由地流动。我们现在是垄断，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广东视察的时候，进一步讲到我们改革的方向是要打破垄断，虽然垄断企业有了高额利润，但是以降低效益为结果的。所以，应当是公平进入，包容失败，自由选择，然后进行有效的竞争。　

　　[李义平]:第五，诚信与职业道德。没有诚信的话，市场经济搞不成。学校没有文凭，企业生产假冒伪劣，然后我们吃什么东西都不放心，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你的市场经济还怎么搞呢？就没法搞了。　

　　[李义平]:还有职业道德，马克斯·韦伯认为职业道德就是一种天职，就是最基本的职业底线，你不能卖文凭，你不能患的病没有那么重就给人开那么多的药，企业不能夸大宣传产品的功能，所有这些，包括履行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都是市场经济的文化或者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市场经济将是难以运行的，当然这些东西的形成，一个是自觉行动，一个是市场的博弈，你卖假冒伪劣，下次没有人买你的，另外是政府的监管，政府不能等到出现问题才出来监管，应当防患于未然，这是政府的职能所在。

　　建设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 　

　　[主持人]:刚才您也谈到了中国有非常丰厚的文化遗产，网友提了一个关于传统文化的问题。网友说，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这个问题您简单地给网友回应一下吧。　

　　[李义平]:我这样看传统文化，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传统文化应当是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要不然为什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术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通知，要不为什么五四运动明确地提出来“打倒孔家店”。几前年来自然经济的文化积淀起来的这样一种体制、这样一种文化，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马上就没有竞争力了，比如我们的徽商，我们的晋商，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马上就不行了。所以传统文化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司马迁的《史记》里说“经商的不如倚门卖笑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非常重要商业，非常重要企业家，这样的文化当然和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了。另外传统文化还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没有大规模的生产，没有大规模的交换，没有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封闭就是看自己什么都好，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英国的大臣要朝拜清朝的皇上，清朝的皇上看着自己什么都好，就不需要英国的东西，其实那时候英国已经发生工业革命了。　

　　[李义平]:还有，包括推崇官本位，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有人都向这一方向奋斗的话，对当官趋之若鹜，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秘鲁一个经济学家索托曾经在秘鲁做过一个调研，他决心把一个小微的两三个人的企业注册下来，看看要花多长时间，决心不行贿。每天工作十九个小时，花了近一年才注册下来，其中两个环节不得不行贿，不行贿下一个环节就进行不下去，吃皇粮的多了，环节也就多了，还推崇墨守成规，还推崇知足常乐，还推崇终点平等。马克思讲到德国的时候，马克思是德国人，《资本论》是在英国写的，他说德国人写不出政治经济学，因为在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来都是小学生，他说德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不发展，封建的东西有很多很多，他说德国当作活人，活人拖着活人，活着拖着活人是既得利益的集团挡着德国的前进的步伐，挡着德国的改革。所谓的死人拖着活人就是封建的意识形态、旧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认识到它是在自然经济下产生的，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产生的，和市场经济的体制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当然它可以进行改造，日本是儒家文化的背景，进行了改造，韩国是儒家文化的背景，它进行了改造，台湾是儒家文化的背景，它进行了改造，改造得很好，既保持了传统，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李义平]:其实我们讲到市场经济，各国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美国有美国的特色，英国有英国的特色，韩国有韩国的特色，日本有日本的特色，德国有德国的特色，我们有我们的特色，这个特色包括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它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不是囫囵吞枣的接受。现在说文化体制、文化建设，我看到很多地方，就是从很古很古的地方找出个古人来，我去京九线坐火车，有一个城市，是历史名人谁谁谁的故乡，还有个地方，经过考证，把西门庆都考证为是他们那儿的人，认为这就是文化了。其实这种文化和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和我们所要建设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不相适应的，我们是要建设文化，但是我们是要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我们要建设一个积极向上的，能够促进创新的，能够促进民族凝聚力的，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而不是把那些古的东西、死人的东西又全部拿回来。我想我这个态度应该是正确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访谈就要结束了，感谢李教授再次作客人民网，分享您对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有关思考，同时也感谢各位网友的热情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李义平]:谢谢主持人，谢谢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