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1-3）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
在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变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应该怎样评价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道德总体上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单纯道德评价的范畴，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成就的评价，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评价我国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立场和方法论
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
1.价值观立场。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精神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把道德本体化和独立化，忘记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制约，其独立性只有相对意义。评价道德的价值是正还是负、性质是善还是恶，总是具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方面，看决定道德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方面，看道德对相应的经济基础起作用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从这个基本价值观立场出发，评价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性质，就要放眼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
2.认识方法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在道德领域，所谓整体的普遍联系，就是道德在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历史变革总进程中的状况，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方面。这才是反映本质的道德现象。
3.历史视野。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同向还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静态的无谓争论，只能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人类道德进步的总趋势并没有根本逆转。道德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深刻认识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
二、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
1.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
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
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变革的道德，也给予经济发展以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与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2.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崭新道德，以及不断开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又反过来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营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第一，经济的发展进步和道德的发展进步之间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辅相成关系，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的道德思想武装人民，用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励人民，用优秀的道德榜样引导人民。
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提出了“五爱”的社会公德规范。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和焦裕禄的活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坚持对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就作出新概括、任务作出新部署。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集中阐述和部署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任务。党中央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制定下发了世界政党史上第一部由执政党制定的专门部署道德建设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以及深入贯彻落实，使全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更加自觉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和全社会重视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
第三，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第四，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
第五，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事实证明，我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向的，道德建设的成就，在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检验社会道德状况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证明。
三、我们面临的道德考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些考验，也必然会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
1.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2.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一，道德发展滞后性的原因。道德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同向的，但决非简单同步。旧的道德观念将长久地影响人们，而新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规范，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既是宣传思想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艰巨任务。
第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道德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最为群众诟病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虽然表现为官员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权交易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比如，屡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企业和商人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风险急剧加大，而社会征信等信用体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击的见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向“陌生人社会”文化不断转变，而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比如，让人忧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现象，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心态，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扭曲。
第三，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全相适应的原因。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第四，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的原因。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引起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的亢奋、躁动以及持续、深度的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般传播开去。而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场合、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关注报道的对象。但是，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会上，有哪一个动情至深而泪流满面的听众，能够赞成我们的社会已经全面道德“滑坡”的论点呢？
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道德问题警示人们：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Page]认清道德主流 坚定道德信心
——再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
一段时间以来，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2011年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道德状况，不是人们对败德现象的义愤，而是对道德滑坡的冷漠。无论是感动还是疼痛、谴责还是反思、忧虑还是希望，都传递着社会公众的善良意识和德性本质，反映出干部群众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证明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主流道德行为和主流道德舆论的积极、进步、向善。信心比黄金更珍贵，道德的信心，正源自于主流社会更加强劲的道德呼唤和呐喊。
一、看待道德状况的历史坐标
评判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需要选择并确定具体的历史坐标。道德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道德在历史中生长变化，道德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方能衡量进步还是退步。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事业包括道德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一个基本的依据，正是对过去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进行的历史比较。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亲身经历了这三十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中，毫无疑问，道德的历史性成就占有一席之地。看不到当前存在的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看不到30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成就和主流，就会丧失信心，同样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评价历史上的革命时代时曾说，“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奴隶主不杀俘虏，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这个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说：“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而且要看到“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经典作家是拿昨天和今天进行历史比较，坚持的是历史进步的标准。
现在国际国内都有一种静态地评价中国道德状况的舆论，拿一种固定的标准或既有的模式来衡量中国的道德状况。比如，在人权问题上，认为中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这样那样的差距；比如，在社会公德问题上，认为中国人不遵守公共秩序，特别是不遵守交通法规等；比如，在家庭关系问题上，认为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严重的“家庭暴力”现象；比如，在慈善问题上，认为中国社会的慈善捐赠数量还十分苍白，等等。这些看法的结论就是，既然存在这么多道德问题，怎能轻言中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积极、进步、向善的呢？
实际上，这种静态地评价中国道德状况的舆论，其选择的历史坐标，要么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达到的标准，要么是中国正在继续努力的未来目标。这样的视角，是从国外发达社会看中国，或者是从中国的明天看中国的今天。
但是，如果把历史坐标定在改革开放前，定在新中国建立前，选取从中国的昨天看中国的今天的视角，结论就完全不同。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自近代以来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和历史的曲折，从争取人权，到回避人权，再到人权“入宪”，这样的历史进步，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在社会公共秩序问题上，中国普通百姓拥有私家车的时间还不及西方国家的零头长，今日中国人遵守交通法规的情况，远比西方国家汽车普及早期的情况要好得多。在家庭关系问题上，诸如“打老婆”、“打孩子”这样一些“家暴”现象，过去至多被认为属于封建陋俗，只会受到家人邻里的指责和单位组织的批评，甚至还会有人认为这只是“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在今天的中国，法律对“家暴”有了明确态度，“家暴”不再只是“家务事”，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慈善问题上，慈善事业在当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划在资产阶级的“伪善”范畴之内，哪里会有今天这样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十大慈善机构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的慈善组织及“光彩事业”。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建立3.1万个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种类型、分工协作的社会捐赠网络；社会捐赠数额2006年首次突破100亿元，以后逐年上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更是引发捐赠热潮，社会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
上述实例恰恰证明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进步，是客观真实和有目共睹的。
对这样一些片段性的实例进行讨论的一个方法论意义，是可以启发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道德状况本质的判断，首先在于选取恰当的历史坐标，这样才能正确看待道德的问题和成绩、支流和主流的性质与比重。
二、成绩与问题
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更不是为了粉饰现实。对各类败德行径痛心疾首、严厉谴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近些年来，干部群众对社会道德状况严重不满，自然有客观的现实依据，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让人们对道德状况产生质疑的道德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法则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和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泛化；应当清醒地看到人性自私、“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及时行乐，声色犬马”等腐朽道德观念被重新包装而“科学化”、“合理化”后，对一些人的灵魂所造成的严重腐蚀。
社会公众总是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舆论传播中获得具体道德状况的信息，总是更容易相信自己的直观见闻。这些年，一些官员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贪腐的情节和性质恶劣有加；一些败德的企业屡屡东窗事发，制假贩假、图财害命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一些见危不扶、见死不救的事件频频曝光，互不信任、互相防范的人际关系，令人倍感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官员手中掌握着权力，企业产品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共人际关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摆脱不了的无形的社会之网，因此，人民群众往往从这些负面见闻中，切身感受个体的无助和受伤害，批评社会的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正是滥用的权力、假冒伪劣的产品和冷漠的人际关系等现实问题，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直接的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道德抱怨甚或愤懑情绪。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社会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一些人群中，出现了局部的道德滑坡现象，也是基于事实的判断。反过来，种种道德失范现象，人民群众的道德抱怨或愤懑情绪，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整体状况的悲观、消极取向，使不少人很难接受道德状况主流积极、进步、向善的判断。
然而，对道德问题保持清醒的认知，对败德现象决不宽容和妥协，与肯定道德状况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并不矛盾。既要依据身边的人和事来评判道德状况，也要放开眼量，从全局、从整体、从历史发展的坚实步履中来审视道德的状况。
评价道德发展的问题与成绩，与评价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同一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其巨大成就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同，然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但这些，都不能影响人们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没有人敢否认，也否认不了。问题确实不少，成绩更加巨大，这正是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态势。
对道德领域的形势也应该作这样的评估。一方面，当前道德领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随，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城乡环境、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社会服务、旅游景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
可以认真地梳理和比较一下，30多年来，伴随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问题上，有了多么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改革开放意识、竞争进取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有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和创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又有了多么巨大的改进和提升！正是这些根本性、基础性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和创新，使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和加深；使整个社会以及大多数公民的道德文明水平，继续迈向新的境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成就同向，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同向，与中国人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向。
三、主流与支流
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领域，一些时段、一些领域、一些人群的局部道德滑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有些道德问题还相当突出。但无论怎样高估问题的严重性，败德现象仍属支流，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地位无可撼动。
（一）以腐败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和单位，正直清廉、洁身自好成了“落伍者”，胆大妄为、生活糜烂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面对这些现象，干部群众常说的一句话是：“这哪里还有共产党的味道！”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锐意改革，勇于探索，致力发展，开拓进取，带领群众干事创业，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敬业奉献，不计报酬，不辱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建功立业；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负重前行，超负荷工作，甚至牺牲了健康和生命；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用一身正气坚守着党性，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在抗击非典、防控疫情的斗争中，在关键时刻和危难关头，总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舍生忘死，慷慨赴义。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中坚和骨干在团结带领群众奋斗，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不可能成功推进并驾驭这3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这30多年来突飞猛进、举世惊叹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10年开展了一项“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选取我国8个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党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主要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对他们进行了至少连续一周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的观察和记录。调查结果显示，研究对象总体上平均每工作日工作时间为9个半小时，党政“一把手”平均为11个小时，加班是工作的常态。这些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沈浩、杨善洲、刘金国——这个可以不断排列下去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名录，充分表明好干部决不是个例，而是各级干部的主体。
还要看到，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
（二）以诚信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绝大多数的企业和商家是好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家把诚信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无形资产。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商品就不可能涌向世界每个角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离不开的从主要日用品到高端电子产品的供应基地。
从出口商品来看，2011年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在短短的30多年里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靠的主要是企业的诚信经营和商品的物美价廉。2009年和2010年，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测的中国出口货物分别为1103.2万批和1305.4万批，不合格率分别为0.15%和0.14%；出口货值分别为4292.7亿美元和5521.8亿美元，不合格率分别为0.12%和0.13%。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12.7万批，合格率达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13.8万批，合格率达99.78%。日本厚生省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日本对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达99.74%，高于同期对来自美国和欧盟进口食品的抽检合格率。
从国内商品来看，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做出了更加严格的具体规定。近年来，在卫生部每年进行的抽检中，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0%以上，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合格率更达95%以上。去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2011年第三季度产品质量基本状况报告，在对国内生产加工的食品的抽查中，乳粉、红茶、婴幼儿配方乳粉、酱腌菜、膨化食品、蜜饯、乌龙茶等7类692种食品的批次抽样合格率为91.8%。过去我们吃的酱油，主要是作坊式生产，按照今天的检测标准，根本无法达标，但现在，酱油的检验合格率也达到了90%以上，名牌酱油的合格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与饮食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8岁提高到73.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从0.53上升到0.66，是全球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越来越好。我国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营养调查，据卫生部等2004年10月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报告，与1992年相比，2002年中国城乡3至18岁儿童青少年各年龄组身高平均增加3.3厘米，城乡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显著下降，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14.3％，比1992年下降55％。2002年之后的情况只会更好，例如，据《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5岁以下儿童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比重，1997年为3.51%，2002年为2.83%，2009年则下降到1.71%。这些数据表明，食品质量的提高和安全保障，功不可没。
（三）以公德问题为例。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遇到了新情况、新挑战，一个“小悦悦”事件，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勇敢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以德报德、坚决拒收上万元补偿金的合肥两位农妇，在看到孩子躺在马路上抽动的那一刻“只想着救人”的陈贤妹，这一个个平凡的道德模范，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天天都会出现的义举，为中国社会牢牢地支撑起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道德蓝天。曾被炒作定义为中国道德滑坡“拐点”的南京彭宇“救人反被诬告”案，经权威部门深入调查后真相大白，其完全是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一起普通民事案件，决不是什么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南京近5年来，共涌现出6600多名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陈亚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诚，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这些年，每遇大灾大难，中国社会都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天动地的场面。汶川地震后，一句“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让多少高尚的人们热血奔涌。问一问看过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实况转播的观众，有谁不是热泪滚滚、心潮激荡！
蔚为壮观的志愿者队伍，已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一道真善美的风景线。每逢重大事件，都有上百万的志愿者积极主动参与。为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志愿者就达170万，是奥运史上志愿者最多的一届。如今，志愿者的足迹已遍布各种有组织的关爱活动，并延伸进许多需要帮助的社会角落。据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60万个学雷锋小组，学雷锋志愿者超过3000万人。北京市在2003年就已建立起各级各类雷锋基地1000多个，有5万多个学雷锋活动小组长年坚持在基层服务。目前，全国已建立了43万个志愿者组织，常年开展活动的志愿者超过6000万人，注册的志愿者达2000多万人。志愿者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赤诚心，折射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主流。
汶川地震发生后，俄新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中国面临道德挑战，但中国道德打不垮、压不垮、骂不垮。因为中国人民在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矢志不渝地追寻理想、文化、道德、进步，矢志不渝地追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Page]正视道德问题 加强道德建设
——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
在中华民族的血管里，道德的血液已经奔涌流淌了五千年。充分肯定中国当前道德状况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决不意味着任由各种严重存在的败德现象泛滥成灾，而是要树立必胜的信心去治理和根除这些败德现象。中国人民有足够的道德阅历、道德勇气、道德能力，解决自己的道德问题，完善自己的道德体系，主宰自己的道德命运。
一、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道德发展变化
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正视这一点，是我们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的必要前提。
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都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道德都得到尊重。道德最基本的功能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道德视野内，最根本的利益关系的变革，是个人正当利益获得了重新评价和肯定。道德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根据在这里，道德也因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自身出现了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
中国将发展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找到了真实客观的历史方位。这对道德发展变化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社会成员道德觉悟和道德境界的多样性与层次性，认识到社会道德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与层次性。这也就要求社会在倡导和进行道德导向时，必须考虑人们价值取向的实际状况，既强调道德的先进性，也照顾道德的广泛性，既追求道德的应然性，也满足道德的实然性。这种变化使道德建设从过去的“天上”回到了“人间”，现实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得到大大提升。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客观结果，是使多元、多样、多变的道德规范日渐活跃，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的适应性和弹性也由此增大，道德舆论环境也更加宽松。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当代中国最具基础性的社会变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对更加多元多样的利益主体，对市场、利润、商品、货币、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作出道德上的新阐释。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更加务实，道德对人们在合理合法基础上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更多的商品、货币（金钱），更高水平的消费、享受等观念及行为作出正当性的肯定和维护。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等价交换、利润至上、消费主义、嫌贫爱富等市场经济法则在人们精神领域的泛化，尤其要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人们思想道德的腐蚀。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实现的又一历史性变革。对外开放使中国门户大开，在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同时，苍蝇蚊子也进来了。一个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一个链接了互联网的国家，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道德建设。一方面，中国可以在同世界各国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更好地学习借鉴别国优秀的道德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配置资本、科技、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同时，也会“配置”其所谓的“普遍伦理”和“普世价值”，当今中国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既有深刻的国内根源，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
二、新形势下道德问题的产生机理
毫无疑问，道德问题的主观成因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处在相同的制度、体制之下，同样经受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同样面对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人们的道德境界、道德表现却差异甚大？“物必自腐而蛆生”，差就差在内因。少数官员贪污腐败，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滑坡，而这是最致命的滑坡；一些企业和商人诚信缺失，是因为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是因为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在作祟。这印证了一句话：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在人类历史的本源意义上，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因此，分析道德问题的客观成因，对于我们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1.为什么官员腐败问题易发多发？
少数官员贪污腐败，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权钱交易易发多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从这些年我国贪污腐败易发多发的时段、领域、人群来分析，一个基本规律是，贪腐现象严重的地方，往往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部，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的结合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配置资源的权力展开的寻租博弈，是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基本特征。而所谓寻租，最直接的表象，就是权钱交易。
这样的寻租或权钱交易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很难发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简单、利益主体单一，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生产车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如何销售、利润如何分配、工资如何确定，等等，并不由企业自己决定，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按照计划指令执行。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缺乏寻租的根据，也难有寻租的可能，各级政府对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管制是简便而高效的。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形成的不同市场主体，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流程展开竞争，其激烈程度，被形容为“市场如战场”。如果市场经济发育完善，体制机制比较健全，那么利益主体主要通过市场获得资源，政府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正、透明，从而使权力寻租现象大大减少。然而，由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健全不完善，给权力与市场之间留下了许多空隙，权力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进入市场，金钱也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获得权力。正是所谓的“审批经济”，导致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中，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现象突出。该由政府管的，一些职能部门不作为，有权不用；不该由政府管的，一些职能部门乱作为，有权乱用。这些不作为和乱作为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缺陷，它为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为一些败德的官员提供了贪污腐败的客观条件。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这些年，我国积极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个基本思路，正是从健全完善体制机制上，封堵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源头。实际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工程项目的公开招投标制度等，就大大提高了那些败德之徒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难度和风险。
2.为什么商业诚信缺失问题易发多发？
商业诚信缺失问题易发多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大大提升，生产、流通、消费时间延长、环节增多、层次叠加等密切相关。
在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是在一种简单状态下进行的，生产的产品以单一的农产品和品种有限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交换的手段要么是直接的以物易物，要么是即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消费的物品是人们可以直接判定成分质量的产品。在这样的经济活动条件下，即便是恶意欺诈也很难得逞，因为每一个交易人都是有效的诚信监督者。简单的经济活动，造就了直接的信用监督机制和纯朴的诚信道德。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的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生产环节看，人们原来直接从田地里收获食用的庄稼，现在往往只是现代化大工厂流水线上的原材料，食品加工业产出的商品五花八门，把超市的货架摆得琳琅满目。从交换环节看，原来直接的以物易物和即时交易行为，被越来越多的间接订货方式所替代，支票结算、信用卡结算成为基本的结账方式，期货交易、网络交易等成为新型的时空分离的交易方式。从消费环节看，过去，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只有一步之遥；现在，不仅粮食蔬菜水果的生产可能被施以各种化肥和农药，而且还要经过复杂的加工环节，消费者个人很难有能力检测餐桌上的食物是否“绿色”和“有机”，更检测不出“地沟油”和“瘦肉精”。在这样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可以制假贩假的链条全方位延伸，诚信缺失的风险空前放大，信用监督的职责，根本无法由交易的当事者独立完成，更不可能由消费者个人独自担当。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体系，就没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有多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有多完善。而建立、完善和维护信用体系，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还需要统筹银行、商务、海关、税务、工商、质检、工业、农业、保险、统计等很多部门，共建共享质量信用信息平台，以有效防范和惩处诚信缺失者。显然，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还需要足够的时间。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商业诚信缺失问题的困扰。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但严重的商业欺诈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从美国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的假账丑闻，到震惊世界的麦道夫诈骗案，这一系列恶性案例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远非完美无缺。而其金融信用欺诈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危害自身，而且祸害全世界。
3.为什么公德失范问题易发多发？
一些社会成员的公德失范，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以往调节“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受到削弱，而调节“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在“熟人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在作道德选择时，道德价值观不会出现大的混乱，比较容易拥有道德自信和勇气；而在“陌生人社会”，人们往往需要对新的道德处境进行分析判断，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在作道德选择时，自信心和勇气都可能大打折扣。有一种现象很值得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德失范现象，绝大多数不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人们照样会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但面对陷入困境的“陌生人”，往往退避三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公德水平普遍滑坡了，而更应该说，一些国人在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道德价值观产生了纠结，陷入了道德选择的困惑。
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研究：中国的“80后”、“90后”及现在的中小学生遵守社会公德的情况，总体上似乎要好于更年长的人。他们更快地适应着“陌生人社会”的公德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垃圾分类、过马路走斑马线、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在滚动电梯上靠右站、遵守银行和邮局的一米线规则——这些“小节”的变化，反映的正是中国道德进步的大趋势。
三、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共建我们的道德家园
在对各种败德现象同声谴责的批评声中，我们听到的是对加强道德建设、改善道德环境、治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强烈呼唤。对道德问题，既要回答“怎么看”，更要思考“怎么办”。
1.在思想上提高觉悟，在行动上加大力度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他反复向全党和全体人民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教育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初，江泽民同志就严肃指出：“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他强调，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因此，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分析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时，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是‘细节问题’，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他强调，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反腐倡廉抓源头的一个重点。他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思想道德的建设任务，提升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国际国内的教训一再证明，道德败坏了，一定会反过来损害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彻底毁掉了一个著名的企业，而且伤害了全行业，伤害了相关地区，甚至伤害了国家形象。这样的教训，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正视和治理各类道德问题，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觉醒起来，决不能对道德建设有丝毫的轻视和懈怠；就是要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没有道德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就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道德建设上，要做实功而不要务虚名，要日积月累而不能急功近利。要真正把道德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绩考核指标，纳入干部奖惩评价体系。
2.让法制建设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
道德的后盾在法律，道德的底线在法律。使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是加强道德建设、有效治理道德问题的根本途径。
道德主要依靠良心的自觉发挥作用。人的良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儿童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良心形成的过程，就是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良心就是内化的社会道德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肯定和奖励，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否定和相应程度的惩罚，人们在激励与约束相辅相成的机制中经受着道德磨练。这一过程表明，道德良心仅仅靠正面的肯定和奖励是不可能健全成熟的，而是一定要有相应的否定和惩戒机制，才能促使人们形成“趋善避恶”的条件反射并养成道德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健全成熟的道德良心。这就是说，道德良心既是“奖励”出来的，也是“惩罚”出来的。
道德需要终身学习和修养。儿童道德良心形成的过程，与成人遵守道德规范的良心机理是一致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对更多的利益诱惑和欲望冲动，面对新旧道德规范的碰撞激荡，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新的道德良心的养成，既要靠学习教育、靠舆论引导，更要靠制度强制，包括靠法律惩处的“威慑”。人们往往只看到发达国家公共秩序良好的一面，却忽略了发达国家社会公德背后的法律支撑，当闯红灯、乱停车、随地吐痰等轻微违法行为的代价都高昂到承受不起时，人们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有道德”。中国自从实行“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车的人数陡然下降。这是道德觉悟提高了，还是惩戒机制奏效了？答案显然是：双赢！因为法律本身也具有思想教育的力量，可以促使人们将道德行为由他律转为自律，并通过正确行为的反复强化、对不良行为习惯的反复矫正，逐渐使遵守道德规范成为一种不再需要外部监督和意志努力的自觉行为。治乱当用重典，治理当前的道德突出问题，必须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作用。
3.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是一项全民共建共享的民心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担当。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而不能只当旁观者；都应该成为良善道德环境的维护者，而不能只当享受者；都应该成为躬身行德的实践者，而不能只当评头论足的“批评家”。
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现象值得人们反思。比如，一些人一面抱怨“人心不古”、“人情冷漠”，一面又提醒家人“出门少管闲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面抱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一面又对廉价仿冒名牌趋之若鹜；一面抱怨公共秩序混乱，一面又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逆行闯红灯，等等。这种相互矛盾、“双重标准”的心态，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正是当前道德问题突出的温床和土壤。
强调道德建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就是强调道德建设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事事可为。每个公民都负有道德建设的责任，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道德建设的成就人人有一份功劳，道德领域的问题人人有一份责任。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个人的德行能够折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我们理想的道德家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古训所揭示的道德哲理，在今天，依然是激励每一个国人立德向善的大智慧。一个具有五千年道德文明史的伟大国度，一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继续涌动的，依然是波澜壮阔、大浪淘沙、奔腾向前的道德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