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7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编
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蔡 武
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根本问题。《讲话》的发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纪元，成为中国新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今天我们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其目的不仅在于重温《讲话》的重要内容，继承延安时期所开创的革命文艺传统，更在于深刻理解《讲话》精神在今天的时代内涵，把《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当前，我们弘扬《讲话》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一，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今天，我们讲“二为”方向，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任务贯穿到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我们讲坚持“双百”方针，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坚持主导、发展主流的关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努力发展先进文化，同时以宽广的胸怀、长远的眼光，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从而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使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更加绚烂多姿、生机盎然。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引导和鼓励艺术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作用，搭建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平台；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提高群众评价权重，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的评价标准；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让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科学发展，就是要努力统筹好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关系；要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和双重功能，按照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的发展思路推动文化建设；要坚持统筹协调，推动区域平衡、城乡平衡，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既注重国内文化建设，又不断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力度；注重把握国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扎实实推动文化建设。
第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解放思想，赋予《讲话》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引领文化艺术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同时，要努力适应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深刻把握文化发展的新特点，了解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在文化工作中不断创新。要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创新，实现题材、体裁、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不断提升文化的原创能力，增强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信息化时代，尤其要注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坚持自主创新，努力用先进科技传播先进文化，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提升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四，必须坚持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近几年来，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努力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积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文化艺术生产力。实践证明，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强大动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着力振兴文化产业，推动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巩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成果，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第五，必须适应全球化潮流，扩大对外开放。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大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更加博大的胸怀，吸收和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加大文化领域智力、人才、技术的引进力度，吸收外资进入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要真正地把优秀中华文化送出去，把优秀世界文化引进来，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六，必须坚持大团结的方针，努力营造良好环境。今天，我们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艰巨任务。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营造团结和谐、昂扬向上的氛围，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尊重劳动，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气氛，推动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要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伯乐识马的慧眼，善于发现人才，大胆使用人才，在使用中培养和锻炼人才。要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采取切实措施，建立激励机制。要与艺术家交朋友，做艺术家的贴心人。用良好的环境吸引人才，用真挚的感情团结人才，用科学制度和健全法规管理人才。要制定有效的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文化建设，形成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当代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如火如荼的发展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呼唤着广大文化工作者以高昂向上的精神面貌承担起文化发展繁荣的历史使命。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推动各项文化工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广大人民群众是“大鲁艺”的老师
于 蓝
1942年初夏，延安召开了文艺界的座谈会，毛主席做了极为重要的讲话。我年龄小、资历浅，还没有资格去参加那样的盛会，我们“鲁艺”的许多同志都去参加了。谁也没想到，5月30日那天，一个身着普通制服、两膝打着补丁的中年人，来到了我们“鲁艺”师生集合的院内，他就站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突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顿时惊呆了，原来，他就是我们心中最敬仰的毛主席！他怎么来了？而且是这样朴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我傻呆呆地望着他膝上的补丁，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毛主席笑吟吟地挥手致意，让大家坐下。他的语调是那样亲切平和，他所讲的内容，深入浅出，而且极其生动，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全场静极了，他话音琅琅地说：“……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到‘大鲁艺’中去……‘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他还用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的关系，说大树是从豆芽菜一般高的树苗苗长起来的，不要瞧不起豆芽菜。
那天，我印象极深的还有，毛主席引用柳宗元的《黔之驴》的故事，说明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自以为了不起，“当群众看清你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你就吓唬不了他们”，说这不过是“黔驴之技，技止此耳”。毛主席边说还边做出动作，形容驴踢腿的样子，引来了大家由衷的笑声。就是在这样与大家亲密无间的谈话中，把你的思想点透了、提高了，并把你的感情点燃起来，使你一定要到“大鲁艺”中去。他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亲自送到了“鲁艺”广大师生的心坎儿上。
不久，王大化、李波、羊路由、安波、贺敬之、刘炽等首先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到百姓中搞起“新秧歌运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出队每到一处，漫山遍野坐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的一大片，欢乐声回荡在山谷四周，响彻九霄云天，盛况空前。后来，我们非常荣幸地在枣园为毛主席和他居住地的群众，演出了根据当地风俗结合时事编排的“新秧歌”，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1943年12月，“鲁艺”又组成文工团，由张庚同志率领去绥德专区农村等地一边学习、一边演出。根据当地群众斗争生活，我们集体创作了多幕秧歌剧《惯匪周子山》。当时，剧本写出来了，角色分配了，但却排练不出来，艺术效果出不来，大家真泄气了，急坏了导演，苦坏了演员。幸好毛主席的教诲言犹在耳，“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大鲁艺’的老师”，我们的领导和导演张水华、王大化等人决定邀请当年参加这些斗争的农民干部申红友来参加排练。他哪里搞过导演工作呀？怎么会排戏呢？谁知，他竟能那么自如地点拨你，教给你怎样生活在农村地下斗争的规定情境之中。例如听到敲门声，要带着警惕的心情去判断，听出是暗号后，才去开门但也要小心不被敌人发现……他又教给你可以用盛米的斗，来遮住手中的油灯亮光，以免暴露目标……就这样一下子整场戏活了起来。记得《惯匪周子山》带回延安演出时，受到了广大干群的热烈赞赏。这次创作尽管我的角色戏份不多，但是，我认为是自己第一次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对农村革命妇女形象的塑造。
在“鲁艺”去绥德的同时，民众剧团到关中，西北文工团去陇东，青艺、部艺去三边……作家艺术家纷纷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定的革命文艺方向，投身到“大鲁艺”中去，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革命文艺事业空前繁荣。以后整个解放战争阶段，大家都是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创作出大量生动、活泼，为民众所喜爱并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在文学方面就有《白毛女》、《血泪仇》、《红旗歌》、《小二黑结婚》等20余部人民文学丛书出版，这些作品在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了现在，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我主演的电影，比如《白衣战士》、《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等，之所以大家会记忆深刻，就是因为我们真正深入到每个具体环境和具体人物中，真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生活，才能那么感人至深。
因此，我认为，我国文艺战线上不断取得优秀成绩，都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分不开的，是毛主席的教导，以及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发扬和不断深化，才使我们文艺事业有了如此繁荣发展的局面。
如今的“大鲁艺”就是我们伟大的现实生活，走进“大鲁艺”就是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拜人民群众为师，为人民群众服务。近几年，我也欣喜地看到《唐山大地震》、《钱学森》等一系列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也充分证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是文艺创作的灵魂。
尽管70年过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至今铭记不忘。因为实践证明，“大鲁艺”——也就是广阔的现实生活，永远是我们文艺创作不枯竭的源泉，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值得文艺工作者尊敬的“大鲁艺”的老师。
把最美的旋律献给党和人民
印 青
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感到很荣幸。重温毛泽东同志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然能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讲话》所阐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仍然常读常新、仍然需要我们认真遵循。下面，围绕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汇报几点体会。
一、艺术必须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艺工作者就是要用真情谱写时代强音
《讲话》发表之际，正值中华儿女抵御外辱、抗日救国的艰苦岁月，《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崭新的面貌，走向生活、走向战斗的前线，以笔为刀枪，创作出许多革命的、战斗的文艺作品，成为那个时代最嘹亮的号角。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对此，我逐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能不能通过我的创作，尽可能地让老百姓更加了解党、理解党、热爱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基于这一理念，我创作了《走进新时代》、《一切献给党》、《在灿烂阳光下》、《永远跟你走》、《江山》、《同人民在一起》等一批歌曲。在创作中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只是喊口号，一定要出于真情、来自实感、发自心底，要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情感冲动和向往追求。这些歌曲播出后，我曾先后收到过近万封听众来信，有不少是来自农民工兄弟，他们说对生活曾一度失去信心。但从电视里听到这些歌曲后，受到极大感染，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日子一定会好起来。这说明，用真情、真心，把自己的艺术实践融入时代发展，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文艺必须与时代同行，紧扣时代脉搏，高扬时代主旋律，矢志不渝地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最强音。
二、艺术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就是要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抒发百姓心声
《讲话》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在我看来，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创作方向。
一直以来，我在创作中注重用恰当的音乐旋律来展现和提升歌词的思想内涵，努力用大家普遍喜爱、易于接受的音乐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使人们通过歌声，昂扬斗志、焕发激情。我希望自己的音乐情感要深、境界要高，能够抒发人民的心声，表达“大情、大爱”，表达对祖国、对人民、对时代的，真挚的、纯粹的、深厚的，沉浸于心底但却难以言表的崇高感情。这些年我努力做到这个追求，写了一些作品，像《走向复兴》、《天路》、《西部放歌》、《世纪春雨》等。歌曲《走向复兴》这首歌，开始我写了十几稿，都不是很满意，主要是想这首歌应具有普及性、传唱性，不分男女老幼都能演唱、都能接受、都愿意去唱。为此我反复尝试，最后确定用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风格，用民族民间的音乐语汇，用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群众歌曲形式，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推出后受到欢迎，我感到很欣慰，更使我意识到文艺工作者只有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代言，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和艺术价值。
三、艺术必须肩负起使命担当，军队文艺工作者就是要用嘹亮军歌鼓壮军威士气
我在军营出生、在军营长大，16岁参军入伍，曾经当过6年战士、3年排长，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起来，是部队培养了我，我对军队和军队文艺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自己所肩负的职责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军营生活、部队官兵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写军旅歌曲也是我投入精力最大、创作最多的。应该怎样歌颂这些最可爱的人？应该怎样来表达他们的心灵呼唤？应该怎样来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等等，这些问题我总在思考，并在艺术实践中一个个追寻答案。这些年我先后创作了《当兵的历史》、《边关军魂》等几百首军旅歌曲，其中有50多首是反映全军各军兵种、各个专业技术行业题材的。我把这些创作当作是“为兵服务”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在训练场、演习地，还是在边防哨所、高原海岛，当这些军旅歌曲在战士们的口中吼出，在军营里回响，并得到许多地方上群众的喜爱时，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军营是我永远坚守的舞台，为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写歌、写出好歌，是我永远的职责。
今后，我将牢记使命，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把最美的旋律献给军队、献给党和人民。
生活照亮艺术
迟子建
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是缔造了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更是位博览群书的杰出诗人。1942年，他以领袖的远大胸襟，以诗人的真挚情怀，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文学工作者，我想结合自己这些年的创作实践，谈一些学习《讲话》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这就鲜明地告诉我们，作家不能与现实脱节，没有丰富的生活作为文学的源泉和动力，作家的创作就会陷入困境，苍白枯萎。
我最初学习写作，是30年前，那时我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求学。我写了几篇“小说”，投给两家刊物，均遭退稿。因为小说所写的，不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是生编硬造的，结果自然是失败。找到创作的症结后，我把笔触转向童年生活的北极村，转向生我养我的那片冻土地，我的笔立刻变得滋润了，故乡的风土人物，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淌出来，这就是我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处女作《北极村童话》。
这些年的写作让我品悟到，凡是那些我写得比较好的，得到读者好评和社会认可的作品，都与深入生活密不可分。我曾经去煤矿采访过，所以在写作以煤矿为背景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落笔就不慌张。为了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追踪放养驯鹿的鄂温克部落，一直到人迹罕至的大兴安岭深处，体味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原生态的歌声。当我进入小说时，我接触的那些血肉丰满的鄂温克人，便自然地跃动双足，与我的笔共舞。
从文艺的审美层面来说，我们说艺术照亮了生活；可是从艺术的诞生层面来讲，无疑是生活照亮了艺术。没有生活，艺术就是一盏枯灯。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生活，就拥有了创作的万能钥匙，所以他才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也就是强调艺术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对此我深有感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好的语言，一部作品也就失去了魅力。而好的语言，来自多个方面，比如读书，比如心灵的历练，再比如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小说家塑造人物，要想对人物的一言一行描述得准确、生动、贴切，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民间语言生动、洗练，又充满韵味。比如有一次我去鱼市买鱼，看见有个卖鱼的，守着一个注满了水的大铁皮盆子在卖鲤鱼。盆里的鱼有活的、死的和半死不活的。当我问他鱼的价钱时，他在描述半死不活的鱼时，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半阴半阳”，真是又生动又文气。后来我的一篇小说写到卖鱼的情节，便把这个词用上了。一个词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很多这样来自民间的鲜活词语汇集在一起，就是一条文字的彩虹。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针对文艺的继承和借鉴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曾做过3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师，那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散发着经典的光泽。为什么那个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大家？我想除了这些作家身处一个思想变革的时代、深切关注民族的命运之外，还与他们深厚的学养和开阔的眼界有关。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郁达夫等，都非常热爱外国文学，有的还翻译过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家是充分继承了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一代，也是充分吸收借鉴了世界文学优秀成果的一代。比之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些大家，我们这代作家，无论在生活经历还是在学养上，都有欠缺。好在对于写作来讲，我们还在成长期，我们可以更刻苦一些，为自己补充营养上的不足。
但是，注重吸收和借鉴，就像毛泽东同志所指明的那样，不是照搬，而是吸收那些有益的东西。外面的风景再妖娆，毕竟是别人的风景。一个作家的写作，只有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根植于自己的人民，才能获得蓬勃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地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独特的风姿，吸引世人的目光。
在不久前举办的伦敦书展上，我参加了一场与英国作家的对谈。主持人问我，你为什么会想到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我打量着主持人穿的鞋子，打量着与我对谈的英国作家穿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鞋，我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穿的鞋子，很可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部落的人，他们生活在大森林中，他们穿的鞋子，至今还是自己打制的，是那种朴拙而又美丽的鹿皮靴子，我觉得这样的靴子留下的足迹，值得一个小说家去追踪，更值得人类铭记。”
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我愿意一直追寻这样的足迹。因为这样的足迹里，有我们民族的记忆，有我热爱的山川草木的气息，浸润着我的情感，与我血脉相连，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