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面对面（1-8）
开栏的话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还不少，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特别是经济增速回落，成为人们热议话题。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看待经济转型？如何扩大居民消费？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如何看待楼市调控？如何看待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如何看待国企改革？如何看待资本市场？从今天起，本报开辟“经济热点面对面”专栏，推出本报记者采访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的系列报道，介绍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全面准确解读中央出台的政策措施，及时反映宏观调控工作的进展成效。用准确、权威、充分的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引导人们理性看待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全力以赴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敬请关注。
目 录
◇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 如何看待经济转型——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 如何扩大居民消费——访商务部部长助理房爱卿
◇ 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
◇ 如何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 如何看待国企改革——访国资委负责人及有关专家
◇ 如何看待部分企业经营困难
◇ 股市为何“迷惘”
[Page]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总体趋缓，第二季度增速“破八”以后，不少人认为经济已经见底，三季度增速会转好或趋稳。但7、8月的宏观数据并未显现出转好迹象。于是，国内各种担忧的言论又多了起来，国际上中国经济将要“硬着陆”的声音也高了起来，国外媒体上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低估了经济下滑的速度，总是跟在曲线的后面”，还有人认为，“全球危机进入第三阶段开始向东扩散，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终于屈从于债务杠杆的影响”。带着对中国经济的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比以往更加复杂，担忧的情绪也很可能会被放大
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王一鸣从几个方面作了分析。
“首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不能由此断言中国经济正在走向‘硬着陆’。如果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急剧下滑相比较，这一轮经济减速要更加缓和。”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4.8%，以后逐季放缓，到2009年一季度急剧下滑至6.6%，7个季度下降了8.2个百分点，而这一轮经济放缓比上次要明显温和，经济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逐步放缓至2012年第二季度的7.6%，10个季度放缓了4.3个百分点。“比较这两轮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很难断言中国经济将走向硬着陆。”王一鸣说。
“其次，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稳中趋缓的态势，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一是国内需求实际增速正在回升。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同比增长20.2%，与前期基本持平，考虑到通胀走低因素，实际增速有所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虽然继续回落，但实际增速已由4月份的10.7%上升到8月的12.1%。二是农业生产形势向好。夏粮历史性实现“九连增”，秋粮长势良好，全年农业有望丰收，为稳定食品供应和物价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东部沿海一些省份经济出现回稳迹象，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上半年增速分别比一季度提高0.2、0.2、0.4、0.3、0.1个百分点。东部是中国经济领头羊，东部经济率先回稳很可能将引领全国经济增速趋稳。
“第三，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观察经济增速放缓要考虑这些因素。”这一轮经济放缓有短期需求波动带来的周期性调整因素，比如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对我国的外需影响很大，国内需求也受到多年来产能持续扩张、过剩压力增大形成的去库存的巨大压力。但不同于以往的是，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已隐含着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国经济在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供需条件发生变化，储蓄率向下调整，已很难再保持两位数增长，潜在增长率将趋于下降。由中长期因素引发的增速放缓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如果剔除中长期因素的作用，短期因素导致的增速放缓就没有那么大。
“第四，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基于纵向比较，若横向比较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3.5%，比2011年低0.4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增速放缓也是正常的。今年第一季度“金砖四国”中印度增长5.3%，俄罗斯增长4.9%，巴西增长0.8%，我国经济回落幅度要明显小于这些国家，这也表明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王一鸣特别强调：“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比以往更加复杂，担忧的情绪也很可能会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增强信心，既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更要看到潜在增长动力。我国投资空间依然较大，消费潜力正在释放，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加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性，使经济增长回旋空间增大，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重视影响经济持续回稳的国内因素和短期因素
国际因素、国内因素，究竟哪个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难更大？
王一鸣分析道，从国际因素看，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程度较高，投资扩张形成的过剩产能往往通过出口释放，当外部需求收缩时，出口下降并反过来会影响投资，从而拖累经济增长。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看，出口低迷的状况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仍将受到外需疲软较大影响。
但他认为，影响经济持续回稳的国内因素更值得重视。从国内看，一方面，产能过剩严重，抑制了工业投资增长空间。据有关统计数据，电解铝产能利用率仅为70%，水泥产能利用率低于75%，风电设备产能过剩超过50%。1—7月份，制造业投资呈现平稳下滑的态势。另一方面，企业去库存压力增大，效益持续下滑，也减弱了企业扩大生产的动力。今年以来，钢铁、采掘、有色等行业经历了明显的去库存过程，据报道，截至8月23日，1269家上市公司期末存货金额高达1.92万亿元。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7%，7月当月下降5.4%，降幅继续扩大。而近几个月来，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在低位徘徊。企业效益下降还导致了一些地区重新出现三角债等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既有需求波动的短期因素，又有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中长期因素，到底哪个因素是主导力量？
王一鸣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通常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逐步显现出来，就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而言，短期因素还是主要的。”
一是出口增速大幅波动并放缓。今年1月份出口负增长，2月份增速达到18.4%，4月回落至4.9%，5月份又出现较大回升，达到15.3%，而7月份又大幅回落到1%，这样大幅度波动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当前，欧债危机仍在发酵，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边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外需疲软、国际资本回流等因素影响也出现了减速。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必然会影响我国出口增长。
二是投资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当前投资的实际增速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推动，特别是基础设施类投资增速加快。但也要看到，随着一些地方税收增速放缓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明显减弱，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和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缺乏稳定和规范的融资方式情况下，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能力受到制约。
三是供给面下降幅度比需求面大。今年以来，反映供给状况的工业增加值、发电量、货物周转量等增速的降幅，总体上超过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的降幅。供给面与需求面的偏离，表明去库存的压力仍然较大。
重视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综合措施稳增长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政府需不需要出手调控？对此，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市场的自然调整，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另一种是强调“轰油门”，以克服经济增速下降的惯性。
王一鸣分析道，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要重视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增长，力争实现全年的预期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经济速度效益型特征十分明显，如果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企业效益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将会大幅下降，各种债务和金融风险也会增大。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还会增加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经济增速放缓中长期因素。试图用“轰油门”的办法回归高速增长的轨道，不仅现实条件不允许，就是采取各种方式短期内把速度提起来了，也往往会造成低效或无效投资，甚至带来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最终也是难以持续的。
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不可复制，在过了几年流动性宽松的日子后，货币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手段去刺激经济以保持稳定的增长？
“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相较以往更加复杂，稳增长也要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王一鸣表示。
要把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结合起来。当前，在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稳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扩大内需最重要的还是要扩大投资需求。应该看到，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比如，部分城市的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需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看病难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需要增加医疗设施投资；大城市越来越多，但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跟不上，需要增加环保投资。在合理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支出是必要的。当然，这些项目也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从中长期看，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不仅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扩大消费需求。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外需，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较大的新兴市场。
把稳增长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稳增长，既是为应对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也是为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争取时间和空间。要坚决反对以稳增长为名，行发展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之实，避免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同时要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和资源重组的作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增速放缓是好事，可以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历史经验表明，创新不仅能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形成新的增长模式，带领经济走出困境。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更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如果企业可以通过政府补助和政策倾斜获得增长空间，就不会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因此，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市场扭曲，把企业注意力引导到创新而不是争取政府补助和政策倾斜上来。
把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但是，不能将应对危机冲击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种常态，更不能因此忽视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应该看到，目前存在的政府资源占有过多、资源配置权过大、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行政干预影响市场规则等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问题依然存在。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当前，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改革审批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审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把各部门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落到实处，清除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的各种障碍，为民间投资增长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记者 朱剑红）（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9月15日）
[Page]如何看待经济转型
——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时隔三年，中国经济增速又一次回到8%以下。毫无疑问，我国已经进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已成为关系全局的战略抉择。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该如何看待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我国采取了哪些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在经济转型上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面临三项紧迫任务，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减速不全是坏事，它是转型所必需的推动因素。”范剑平说，经济转型，准确地表述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当前，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面临三项紧迫任务：需求结构调整、供给结构调整、生产要素结构调整。” 范剑平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从“快字当头”转向“好字当头”，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可见一斑。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我国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为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打造需求结构“新循环”
“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就是让投资和出口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国际大循环，拉动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增加了财政收入、就业，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范剑平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增长模式遭遇考验。
范剑平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政府债台高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大幅下降；从国内看，由于劳动力成本提升，我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廉价商品去抢占国际市场。2009年，我国外贸出口从上年的17.2%骤降为负增长16%。今年7月，我国出口增速再次骤降至1%。这说明，要想让经济实现健康、平稳、可持续增长，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循环——从外需转向内需，让投资和消费在国内形成良性循环。换句话说，就是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在新循环建立的过程中，主要矛盾是消费。”范剑平认为，扩大消费已经成为我国调结构的当务之急。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措施，已经潜移默化地在发生着作用。
范剑平列举了一组数据。2007年，净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达8.9%，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4%；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上述数据，意味着我国外贸进出口更加平衡，也意味着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取得了初步进展。
“如果我们没有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向内需和投资，欧债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很可能会像许多出口导向型国家一样一蹶不振。”范剑平认为，虽然去年以来，我国经济也出现了起伏，但是，大体上还是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
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多策并举促消费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一直是我国的国策。然而，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是消费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究竟该如何拉动消费呢？
范剑平告诉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的增幅一直快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为此，“十二五”规划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不少专家以为，实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然而，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幅为7.8%，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和12.4%，均高于GDP增幅。
“如果‘十二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能与GDP同步增长，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它将为扩大消费打下坚实的基础。”范剑平介绍说，我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一是确保离退休、低保家庭收入稳定增长，今年名义增速将不低于10%；二是“十二五”期间，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幅度将接近或超过GDP增长；三是为促进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发布了城镇职工分行业工资指导线，“十二五”期间增速也要拉近或超过GDP增长。
拉动消费的第二个着力点是让老百姓敢于消费。范剑平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在养老、医疗、教育等三个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截至2011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8亿，全国60%以上的地区建立起新农保、城居保制度，参保人数共计3亿多，再加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目前我国有养老制度保障的总数为6亿多。2012年，我国将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全覆盖，到“十二五”期末，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将力争覆盖8亿人以上。
我国在城乡居民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也大幅提高。2011年底，我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超过12.8亿，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这标志着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制度都已建立。为降低居民教育负担，我国已经实现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今年，我国针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将达到4%，真正实现了《教育法》提出的目标。
此外，国家还采取了诸如节能环保汽车、节能家电补贴等政策，同样在一定时期内较好地起到了拉动消费的作用。
调整供给结构，工业转型取得积极进展
“供给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范剑平指出，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2011年，前10家钢铁、汽车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上升到49.2%和87%。“十一五”期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6%，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36.7%，工业化学需氧量及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7%和15%；累计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亿吨、炼钢产能7200万吨、水泥产能3.5亿吨、焦炭1.07亿吨、造纸1070万吨，占全部落后产能的50%左右。“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了5.8个百分点。
2010年以来，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相关部门扎实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7个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十一五”期间，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改造等专项资金渠道，工信部先后实施了11项重大工程，仅2011年安排资金近140亿元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今年以来，工信部牵头编制的13个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领域专项规划已发布实施。
做好“加减乘除”，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调整的同时，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结构调整同样重要。范剑平认为，要素结构调整，就是要把经济增长对资金、劳动力、资源、环境的依赖，转变为依赖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效率的提升。
“要素结构调整要打破过去的路径依赖，因而是三个调整中最为艰难的。”范剑平举例说，目前我国的万元GDP能耗下降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理想。经济高增长，能耗就大幅攀升，经济增速放缓，能耗才随之下降。只有加速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才能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加快生产要素结构调整的步伐。
那么，如何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呢？范剑平指出，必须看到，经济转型不仅是巨大挑战，还会创造出巨大的需求。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将淘汰落后理解为做减法，那么，结构调整创造出的新需求就是做加法，通过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就是做乘法，而清除阻碍科学发展的种种体制、机制弊端，则可以理解为做除法。
“如果在调结构的过程中，处理好上述‘加减乘除’的关系，用加法、乘法把做减法造成的经济下降因素抵消掉，我们经济转型的步伐就会迈得更稳健。”范剑平说，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一方面要看到各领域转型的积极进展，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上述经济转型的进展离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回落的大背景下，既然我们希望调结构与稳增长和谐统一，不愿意走保增长的老路，我们就应该做好短时期内付出增速放缓代价的准备。惟其如此，才能为今后长远发展夯实基础。（记者 王政）（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9月16日）
[Page]如何扩大居民消费
——访商务部部长助理房爱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前7个月，除3月份小幅反弹，单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路走低。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的任务艰巨。扩大居民消费目前主要面临哪些瓶颈？扩大居民消费还有哪些潜力可挖？扩大居民消费还有哪些思路、方法？带着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商务部部长助理房爱卿。
消费仍处高速增长区间
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是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瓶颈
“当前我国消费状况是由发展阶段决定的。”房爱卿表示，根据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研究，消费率在工业化过程中呈现“倒马鞍形”，工业化初期较高，之后逐步降低，完成工业化后再次上升。2011年，我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5432美元，处于工业化后期，最终消费率48.2%，消费同比增长17.1%。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个阶段，我国的消费增速是比较高的。
当然，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制约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的瓶颈。
房爱卿表示，短期看，一是经济形势变化波及收入和预期。二是消费政策调整影响消费快速增长。“长期看，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外部环境有待完善，是制约消费快速增长的主要瓶颈。”
在重重困难之下，我国上半年的消费市场仍有不少亮点。上半年，消费实际增速比GDP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7.7%，超过投资8.3个百分点，是2002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
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购物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网络消费成为主流消费方式之一。今年上半年，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为5119亿元，同比增长46.6%，增速大大高于实体店。
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发展型、休闲型消费备受青睐。1—8月份，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销售额增速分别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高出2.3和5.8个百分点。在经济调整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人们更多地选择再教育、再培训来提高自身素质，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
消费者的个性选择、展现自我的意识增强，特别“80后”、“90后”消费观念超前，个性化消费成为时尚潮流。据调查，超过三成的高收入群体喜欢购买定制商品，接受个性化服务。
绿色消费正在兴起。节能汽车、节能家电、高效照明灯具、绿色产品成为新的消费主题。近年来1.6升及以下轿车销量占轿车销售总量的70%以上。
家政服务、特色餐饮、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等新型服务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家庭服务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一些大中城市家政服务人员供不应求。1—7月份，全国共接待旅游人群超过6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
扩大消费面临四大机遇
今年我国（不含港澳台）将成第二大高端品牌消费国
房爱卿认为，从长期看，我国扩大消费面临四大机遇。
一是城镇化进程加快将促进居民收入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为扩大消费创造有利条件。据统计，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将扩大3.1倍。二是工业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商品市场供给，为扩大消费奠定了物质基础。三是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为扩大消费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四是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扩大消费提供了技术手段。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但房爱卿认为，我国消费需求还蕴藏着巨大潜力。
网络消费潜力大。2011年底，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1.94亿人，当年网络零售总额达到8019亿元，比上年增长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超过4%，但与英国网络零售占消费比例12%、美国9%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信用消费潜力大。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通过刷信用卡消费实现的比例不足9%，与发达国家信用消费占到消费总额的60%以上相比有很大差距。
服务消费潜力大。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消费潜力巨大。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达1.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数的16.7%。按照老年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3万元测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消费将达到2.8万亿元。家政服务业将快速发展，按照当前营业收入1600亿元和服务业年均15%的增速计算，2015年我国家政服务业营业收入将达到4256亿元。旅游业将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2015年我国旅游收入将达2万亿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高端品牌消费、休闲型服务消费等以提高生活质量、提升品位为主题的高端消费将成为亮点。据美国贝恩等机构预测，2012年我国（不含港澳台）高端品牌市场销售将达到115亿欧元（约合9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高端品牌消费国。
扩大消费需多管齐下
通过促进国际品牌合理定价，减少消费外流
目前房地产调控依然严格，与之相关的家电、家具等消费“大头”都受限制，而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虽然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也有一定副作用。这样一来，扩大消费还能从哪些角度入手？
房爱卿认为，从长远看，要努力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促进消费文化建设。“从当前看，要着力做好‘抓政策、建体系、搭平台、促重点’四项工作。”
近年来相关部委高度重视扩大消费工作，共同出台了一系列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下一步，还要研究储备出台一批政策，突出流通保障消费、创造消费的先导功能，突出信用消费、网络消费等新型方式，突出节能低碳、绿色循环的消费理念。
房爱卿介绍，下一步，要按照《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着力完善有利于扩大消费的现代流通体系。
今后，要通过打造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引导科学消费、规范市场秩序、促进供需对接，营造扩大消费的良好环境。
下一步，还将大力发展网络消费。积极促进信用消费，完善信用消费担保和保险制度，鼓励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领域创新信用消费模式。加快推动服务消费，支持文化、旅游、健身、信息、家政、养老等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重点培育品牌消费，积极培育和发展中国品牌，通过引入品牌和渠道竞争促进国际品牌合理定价，实现境内与境外两个市场、中国与国际两种品牌、传统与新型两类渠道价格“剪刀差”的缩小，减少消费外流。（记者 王珂）（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9月17日）
[Page]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
阅读提示
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总规模达到９．３７万亿元，大约比２０１０年同期翻了一番。1—8月，民间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1%，增长25.1%，增长速度高于国有投资，显示出当前国家各项政策措施对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民间投资仍面临三方面障碍。保护好民间投资积极性，需要从法律、体制、资金、监管等多方面着力。
民间投资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当前各项政策措施对于促进民间投资有怎样的作用？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还面临哪些“瓶颈”？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民间资本
“我国经济发展已基本完成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驱动的阶段，进入依靠科技进步等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决定了必须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的作用，才能推动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增长。”祝宝良表示。
祝宝良说，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的划分标准，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我国的工资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衰落，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和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十分困难，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民间资本作用，这是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经营机制不同所决定的。”祝宝良分析认为，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并具有将其利润进行再投资以实现进一步资产增值的内在投资欲望。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民营企业往往以市场为导向，将资本投向边际生产率高的技术和产业。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06年到2010年间，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的增速连续5年都高于国有经济占主导的中国企业500强，其中2006年和2009年的增速都高出1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民营企业500强的资产负债率也相对要低一些。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民营企业500强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下，低于中国企业500强将近20个百分点。这表明，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此外，民营企业在吸纳社会就业方面作用巨大。目前，我国非公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
民间投资面临三方面障碍
“当前，我国民间资本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破解融资难是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祝宝良说，以前谈到民间投资很多人会先想到我国很多领域和行业不对民间资本开放。事实上，目前在很多行业开放后，民间资本还是很难有实力进入，比如铁路、航空等领域，动辄几千亿的资金投入，单靠民间资本原始积累，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这样的实力。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我国现有融资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民企很难从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只能依赖自我积累或民间融资，技术进步投入明显不足，被迫成为产业链最低端的参与者。
祝宝良认为，除了融资难，建设公平的市场环境也是促进民营投资迫切需要的。现在很多高盈利或通过补贴后具有高盈利的行业被人为设置高门槛，民间投资基本无法进入。资源类和公用事业类的行业，不少民企因非市场因素被迫退出，钢铁、航空、煤炭、教育、医疗中民企被迫退出的案例屡见不鲜。
此外，对于民间投资法制保障的欠缺和行业监管的不到位，也是制约民间投资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激活民间投资热情的主要条件，是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具有私有权利保障和保证契约执行的法律体系，以及值得信赖的专业投资中介服务市场。”祝宝良分析认为，我国当前法律对于保护私有财产已经有了原则性规定，但如何让民间资本吃上定心丸，敢于放开手脚大胆投资，还需要具体法律规则的不断完善和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提升。
祝宝良强调，对于民营资本投入较多的高技术产业和新兴领域，特别需要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民间资本是非常活跃的资本，必须要有投资回报。如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民营资本很难从技术创新中获得应有的收益，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民间投资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政策发力促进民间投资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压力的不断增大，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稳增长、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的共识。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为确保“新36条”得到落实，国务院各部委在今年7月前抓紧制定了42个实施细则，鼓励民间投资。
在政策的持续发力下，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1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4.3％，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10.5个百分点，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8.2％，同比提高7.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中的增长速度很快，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平均增速。
“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民间投资的一系列制度障碍。”祝宝良表示，在我国经济增长本身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民间投资能够出现当前快速增长的状况确实来之不易。然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需要国家不断细化促进民间投资的各项措施，不断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记者 吴秋余）（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9月18日）
[Page]如何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在持续了两年多的严厉房地产调控下，今年年初，一线城市房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然而，随着3月份开始成交量持续回暖，房价也出现了回升的态势。楼市的回暖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房价会不会出现大幅反弹？在稳增长和稳楼市的双重压力下，房地产调控又该如何坚持？记者专访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首次置业需求推动楼市回暖
今年3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持续回暖，部分区域的房价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与此同时，关于“房价将出现报复性反弹”、“楼市库存降至低点，未来将严重供不应求”的言论也充斥在房地产市场上。不少购房者担心，如果市场成交量继续回升，房价会不会真的出现暴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总体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形成的市场格局尚未出现根本性改变，投机投资性购房得到明显抑制，房价基本平稳，住房库存量基本保持稳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8月全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5.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4.1%。
“据我们监测，6、7月份一些城市住房成交量有明显回升，主要原因是大量新楼盘陆续上市，商业银行连续下调购房贷款利率，并在基准利率水平上进一步下浮了购买首套住房的贷款利率，减轻了居民购房的实际负担，使一段时期以来积累的住房需求集中释放。”住建部上述负责人表示，也有一部分群众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改变了市场预期，急于购房。总体来看，当前市场的购房者多为首次置业的自住住房需求，大部分城市这个比例高达90%以上。
进入8月份后，在中央多次强调坚持调控不动摇、国务院派出督查组、住建部会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文遏制地价非理性上涨、有关部门多次通过媒体加强正面宣传等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交易量回升势头开始放缓。
供应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等指标继续保持增长，新建商品住房面积可售量仍居历史高位。今年1—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4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增幅比1—7月提高0.2个百分点。商品住房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1.1%，降幅比1—7月明显缩小2.3个百分点，新房开工持续下滑的情况有所缓解。截至8月底，全国重点城市可售新建商品住房面积仍处于历史高位，短期内楼市不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
房价尚不具备全面反弹的条件
社会各界对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价的下一步走势尤为关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20个，上涨的有36个，环比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0.6%。新建商品房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53个，持平的城市有3个，上涨的城市有14个。8月份，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1.3%，涨幅比7月份回落的城市有2个。
住建部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交易量回升，部分城市房价环比出现微涨，但多数城市房价同比仍为下降。从近期督查情况看，尽管不少城市环比上涨，但同比涨幅普遍仍为回落，有的仍是负增长，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房价大幅反弹现象。
但是，从近期市场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下一阶段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关键时期，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中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巩固调控成果。各地各部门应坚持调控政策不动摇、不放松，坚决遏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努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随着大量保障性住房的建成投入使用，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房价尚不具备全面反弹的条件。”这位负责人说。
限购城市继续执行限购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按照国务院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总体部署，各部门、各地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支持居民合理自住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好现有调控政策，巩固调控成果。继续指导督促限购城市严格执行住房限购措施，确保限购措施实施效果。适时对执行调控政策不力、放松调控政策，造成房价过快上涨的地区实行问责。加快研究并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措施，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
同时，要继续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继续强化住房税收政策的执行和征管，进一步完善应用房地产价格评估技术加强存量房的税收征管工作。加快推进扩大房产税试点城市范围工作。
在继续调解需求的同时，要加大住房用地供应力度，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有关部门将督促各地切实提高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完成率，加大普通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尽快形成住房有效供应。指导各地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加快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建设和上市，进一步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有关部门还将继续做好房价、地价动态监测，密切关注住房成交量、房价等关键指标的新变化，做好防止房价反弹的政策预案。指导各地严格按照规定全面实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公示制度。进一步规范二手房交易行为和中介服务市场监管；严肃查处蓄意炒作房价、不合理收费、发布不实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违规行为。（记者 王炜）（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9月23日）
[Page]如何看待国企改革
——访国资委负责人及有关专家
●提升国家的竞争力，离不开大型国企
●我国国有企业多数处于有效竞争中
●国企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更能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国企改革成就来之不易
该如何评价国企改革成就？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强调，一定要历史地看待。
201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有42家上榜。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从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在短短十几年中发生，关键是靠改革。”邵宁说。
他表示，通过三方面的改革，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一，通过“抓大放小”，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领域，国有经济实施了大规模的主动退出，改变并优化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
其二，对由于经济转型或经营不善而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疏通了破产退出的通道，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1998年到2003年力度最大，约5000户困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了破产，涉及职工900多万人；
其三，对正常经营的国有企业，通过成立国资委，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国有企业多头管理、责任不落实的问题。与此同时，通过建立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如业绩考核制度等，大大激发了企业内在的发展活力。
邵宁说，国企改革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这样的深度、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可谓来之不易。
更重要的是，国企自身做强做优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国企已成为我国自主创新“排头兵”，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重要任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我国需要突破的11个重点领域，中央企业都有涉及。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企业参与了15个。
国企更成为重大工程“顶梁柱”。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奥运场馆……国家的各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中，中央企业做出杰出贡献。
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同样离不开大型国企。当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军工、航天航空、石油勘探等，规模经济要求很高，进行技术创新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当前还只能靠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
邵宁特别强调，中国的国家产业竞争力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我国的民营企业、广大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很强，是国家产业竞争力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改革，目前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提高，这也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几个层次缺一不可，互不矛盾。
国企效益好不是靠垄断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益好主要是因为垄断，把国有企业与垄断等同起来。
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许保利表示，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多数处于有效竞争中。因为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绝大部分行业已经形成竞争格局，包括国有资本比较集中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建筑、机械制造，不论是进入门槛还是市场运营，都已形成充分竞争格局。从行业分布上看，90%以上的国企处于竞争性领域。
他特别选择了一些人认为垄断的石油石化行业、电力行业进行具体分析。
石油石化行业，市场集中度的确比较高，但绝不是没有竞争。成品油市场上，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家公司实力接近，二者存在竞争。目前，BP、壳牌等国际大型石油公司也已进入成品油零售市场，虽然占有的加油站份额还比较小，但进入的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成品油需求量最大、利润最高的东部沿海省份。
石油石化的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具有行政垄断性，这是事实。但是，国家对于这类具有高度稀缺性的资源部门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采取垄断经营是必要的。石油石化行业的高集中度，在全世界极为普遍。世界主要的50个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中，76%的国家只有一个石油公司，20%不超过3家石油公司。
电力行业，电网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由非对称的两家企业经营。发电行业则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5家央企占全部市场50%左右的份额，各地还有数量众多的地方国有电厂、民营电厂。
即使是在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也不存在通过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垄断行为。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都是政府定的。
“一些人说，央企的利润主要是垄断行业企业贡献，这也是不准确的。”许保利分析，央企中，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的企业数量不多，但由于本身体量大，其营业收入占到整个央企的40%。
从企业自身的运营发展看，国企经营绩效的提高是有着坚实基础、经受竞争考验的。从2003—2009年央企发展数据看，石油石化、电力、电信企业营收年均增长18%，而其他企业是22%；实现利润，石化等企业年均增长10%，其他企业则达到24%。目前我国许多身处充分竞争领域的国企，不论是生产规模、发展速度，还是全员工效、科技创新等主要技术指标，在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处于比较好的水平。
他特别强调，有必要从全球视野看待市场集中度的问题。世界上许多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型跨国公司垄断。比如，15家棉花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棉花贸易的90%；6家铝业公司的氧化铝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飞机制造业中，波音和空客占据全球市场90%以上。相比之下，我国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差距还很大。中石化营收仅为壳牌的66%；中航工业营收仅为波音的37%。从全球看，我国企业行业集中度还偏低，不仅没有话语权，而且还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国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必须顺应国际产业调整大趋势，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当然，促进国企做优做强不是要通过垄断来实现，而是要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垄断就意味着保护，而在保护下发展的企业，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而企业大了，能力提升了，往往会拥有市场支配力，相应地就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防止企业以自己的能力损害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同时，企业也要加强自律，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全面退出或私有化不是改革方向
国企未来走向何方？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不过，也有人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建立市场经济、才会有效率，国企应私有化、应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
“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向私有制的全面回归肯定是不正确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实践证明，在探索出所有制新实现形式和推进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国企同样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游泳，而且会游得更好。”
程恩富认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可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也可以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可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一个企业的具体经营绩效会依市场环境、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状态，现实中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有可能盈利或亏损。
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国有经济产值平均增长速度高于10%。2012年1—4月，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27160.1亿元，同比增长12.4%。尽管受国内外因素影响，实现利润有所下降，但上缴税费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程恩富说，将私有制与高效率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并不比同行业、同等规模的私营企业低，绝对不像某些人所说的“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
在程恩富看来，国企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国企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承担着至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与单纯注重利润导向的私企不同，国企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更能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
他说，对于国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国外有识人士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今年2月15日接受中国学者的专访时就特别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应否决私有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一度面临暂时的困境，而国企因技术、管理和市场优势，受到的冲击较小。一些人将民营企业的困难归因于所谓的国企“与民争利”，主张“国企应从盈利性领域全面退出”。
针对这一观点，程恩富指出，国企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并不会消除市场竞争本身，而只能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风险。因为缺少了国企，我国将很难与跨国公司展开市场竞争。目前，凡是国企退出的领域，很多都被外资所控制和垄断。
对国企“与民争利”的说法，程恩富并不认同。他认为，市场经济下国企与私企争利是正常现象，但是，“国企的利润与私企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即使再投资也是私有的。”
“国企的全面收缩是不可行的，但这并不是要排斥私企发展。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还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促进国民共进。”程恩富表示，国有经济是否部分退出，不能以其是否属于所谓的竞争性行业或领域为标准，而要坚持是否能够较快提高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是否能够应对外国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是否能够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对国民经济的高效控制力。（记者 白天亮）（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1日）
[Page]如何看待部分企业经营困难
在东南亚，广州奥王是中高端箱包市场知名品牌。今年开拓国内市场时，奥王却改为主攻中低端市场。
“主要是想快点提升在国内的知名度。”广州奥王箱包实业有限公司营销副总宋春鸿显得有点无奈，奥王的设计和产品质量都是一流的，但是由于长期只做国外市场，在国内的知名度较低。今年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外需再次下滑，1—8月公司国外市场销售额只有1亿元，同比下降了近30%。企业只好转向消费者数量最多的国内中低端市场。
记者近日在广东调研时发现，在外需不振、内需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前期产能集中释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今年不少企业都像奥王箱包一样，感到了经营困难。其中，中小企业、外向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
工业经济总体运行平稳，部分企业遇到经营困难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增速同比回落4.1个百分点；主营收入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6.11%下降到5.4%。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外需、内需增速双双放缓，产能利用率不足，生产活跃度降低，经济运行出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新情况。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比较突出，而且生产经营困难的趋势还在扩大。
但对目前的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也不必过于恐慌。
对市场环境变化，中小微企业最为敏感，也往往首当其冲。但从各省中小微企业情况看，目前已呈现触底企稳的态势。广东省经信委表示，“广东中小微企业运行总体平稳，民营经济好于预期”；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表示，“浙江中小微企业运行呈现触底企稳”；重庆市中小企业局表示，“重庆中小企业市场主体增长较快，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但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陕西中小企业促进局表示，“今年前7个月，陕西中小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记者在调研中也感到，企业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观情绪。广东电子商务企业环球市场集团总经理潘建岳告诉记者，他们平台上的10万家制造企业，今年没有一家倒闭停产。“今年欧美市场需求减弱比较明显，主要依赖于欧美市场的企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表现活跃，如果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总体讲问题不大。而且今年欧美高端制造业产能出现下降，对我国高端制造企业来讲也是个机会。”
一些企业家认为，此次市场环境变化，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广州光为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檀煜说：“LED产业前两年比较火，准入门槛又不高，产能扩张很快，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今年行业整体增速降了下来，那些技术不高的企业倒掉了，就给技术竞争力强的企业腾出了市场空间，对行业健康发展也有一定好处。”
此外，一些行业保持了较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如电子商务和快递行业等。医药、航空航天产业今年上半年生产增速也超过14%，软件业收入上半年同比增长了27%。
生产经营成本上涨，订单不足，是企业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
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最突出问题，是生产经营成本增加。苗圩说，在小微企业生产成本中，用工成本上升最大，普遍上升20%—30%，有的达到50%。
广州毅峰汽配制造有限公司销售副总李科说：“在广州，以前一个月1500元就能雇到人，现在得3000元，几乎上涨了100%。”
潘建岳告诉记者，和东南亚国家相比，广州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正在消失。以牛仔裤加工为例，在广东成本是14元，但是在东南亚只要六七元。
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还体现为融资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涨幅高于产品出厂价格涨幅，物流成本上涨超过10%等。
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市场需求萎缩，订单不足。苗圩说：“不少小微企业反映，订单下降了20%—50%。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不足，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成本上升，其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出口订单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市场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
此外，企业还反映费用负担过重。有企业反映，部分行政审批项目设有较多前置性条件，成为一种变相的行政收费，如各种评估（环境评估、节能评估等）、鉴定、勘验、审计等，大部分需要委托中介组织实施，而中介组织收费名目繁多，近年来收费不断上涨。以云南省一家新开工企业为例，从立项到建成有10多种评估、检测，费用达到总投资的1%。
会员费也给企业带来负担。目前各种协会组织，特别是依托政府部门的协会，数量繁多，企业非自愿参加并交纳会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四川某小企业向工信部反映，其参加的协会达36家，会费已成企业一个主要的负担。
企业还反映，检验检测收费也有不合理的情况。法定检验检测相关费用按规定应由财政支出，但由于地方财政保障不足，普遍存在法定检验检测另外收费的情况；部分企业反映内容基本相同的评审、检测结果，异地互不认可，导致企业重复检测、评审的现象大量存在。
各级政府部门出台扶持政策，企业主动调整，积极应对
尽管目前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大多数企业都能知难而进、主动调整，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开发多元市场，提高核心竞争力。
例如毅峰汽配公司改进了生产设备，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并积极开拓了电子商务这一销售渠道。李科告诉记者，2011年毅峰销售额为6500万元，已经超过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今年1—7月，毅峰已完成销售额4300万元，预计全年销售额将近1亿元。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则通过坚持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掌握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实现了从低端加工组装环节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发展，企业盈利能力得到增强。2012年1—7月徐工集团共出口7000余台各类工程机械，累计完成出口交货值9亿美元，同比增长49%。
江苏辉能电气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低压电器。今年，风电、光伏断路器订单均有下滑，辉能就瞄准了大规模农村电网改造的机遇，研发出来的农村电网专用断路器，目前已接到1000万元订单。
各级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今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预调微调政策措施。4月份，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在财税、金融、市场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扶持政策。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制定情况汇报。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意见》，强化了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加快推进产业升级的保障措施。当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还研究确定了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
各部委也从自身职能出发，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例如，工信部和财政部今年5月修订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在中央财政资金引导扶持方向上，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小型微型企业担保业务倾斜；财政部、工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兴业的实施意见》，推动降低企业注册门槛，简化企业创办审批手续。
同时，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例如，广东省开展了“广货网上行”活动，帮助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树立品牌、拓宽销路；江苏省举办江苏产品万里行活动，向全国推介当地名优品牌产品；浙江、四川等省清理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贵州省每年拿出10亿元，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创业兴业；辽宁省将中小企业发展年度计划目标分解落实到区县，将中小微企业发展工作纳入省政府对各市政府的考评体系。（记者 左娅）（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4日）
[Page]股市为何“迷惘”
●上半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合计超1.08万亿元，同比只减少0.4%
●我国资本市场仍处在新兴加转轨的发展阶段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退市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市场担忧有被放大迹象
今年以来，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A股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指数一度创出三年多以来的新低。股市表现为何如此疲弱？指数走势是否已经与宏观经济形势脱节？投资者对此非常关注。
在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看来，股市目前的弱势，某种程度上正是其经济“晴雨表”功能的体现。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转型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明朗，使得股市也处在一个较为“迷惘”的阶段。
曹远征说，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特别在过去十年里出现持续的快速增长。这一增长过程逐渐形成两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一是中国经济是高度外向的，二是高度外向的经济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而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很可能将告别两位数的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与此相伴的，则是经济增长从过去的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更多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他认为，从今年股市的运行看，对经济转型的反映已显现端倪。今年以来，虽然市场整体重心不断下移，但与结构调整、拉动消费相关的产业却有不错表现，医药、食品饮料、新兴产业等板块的公司股价远远跑赢指数。相反，那些周期性较强的行业，尤其是与投资、出口相关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则不尽如人意。
曹远征说，转折时期往往也是比较脆弱的阶段。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如果未来经济的“发动机”是消费，那么这个发动机点火会比较缓慢。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性，使得市场的估值出现困难。和全球市场相比，A股一些上市公司市盈率已经出现低估，却难以走稳。
截至8月末，国内市场平均市盈率与国外主要市场相比处于较低水平。A股为12.47倍，沪深300指数为9.98倍，标普500指数为14.19倍，道琼斯指数为12.75倍，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为12.60倍，东京日经225指数为35.68倍。
虽然股市不断下跌是对宏观经济的反映，但市场的担忧有被放大的迹象。截至今年8月31日，2475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半年报。从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成绩单”来看，净利润合计超过1.08万亿元，同比只减少0.4%，总体情况并没有市场担心的那么糟糕。投资者对此也需要理性判断。
此外，有市场人士认为，A股市场长期低迷，也与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关。目前来看，A股在把有限的资源有效配置到最需要资金的行业和公司，以及有效发现上市公司价值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而且，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在于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能否有效体现这一原则，也是A股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
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基础待夯实
面对股市目前的状况，一些投资者希望“政策救市”。但更多的投资者认为，股市下跌让很多问题和矛盾显现，目前更应该强化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从根本上化解这些问题，股市才能得到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发展大致可以分出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针对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存在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着力完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出多项改革措施。主要包括：通过扩大代办股份转让试点范围，设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引导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规范发展，推出中小企业债、白银期货，积极推进债券品种和期货品种创新等举措，增加对经济发展重要领域，以及创新创业、现代农业、西部地区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深化发行、退市、并购重组等市场化改革，坚持抑制“炒新”、“炒小”、“炒差”，健全市场运行和约束机制，改善过度融资、定价扭曲等市场弊端，避免资源浪费；通过大幅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推动优化税收环境，提高市场效率；通过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定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鼓励支持股票增持和回购，倡导市值管理，优化投资者结构，鼓励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维护和提振市场信心。
第二条主线是实施阳光行政许可，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水平。加强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坚持对违法违规的“零容忍”，加大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发行和虚假披露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市场公信力，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曹远征说，我国资本市场仍处在新兴加转轨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因此，制度建设是市场发展在未来很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今年以来，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新政策出台不断，这些改革措施必然有利于A股的长远发展，但机制建设产生效用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简单用股市的短期表现来评价。
他认为，总体来看，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着眼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是市场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而非调节股指短期涨跌，可能不宜用“政策救市”的眼光看待这些制度建设。股市运行的影响因素极其复杂，股指涨跌是境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反映，资本市场气氛不够热烈，有上市公司自身的原因，也有国际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影响。
改革已取得阶段性积极效果
在今年监管部门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中，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退市制度改革无疑是市场最为关注的。
近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在不断研究完善适合我国资本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的新股发行制度，努力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多的作用。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发行人和各中介机构独立的主体责任、调整询价范围和配售比例、加强对发行定价的监管、增加流通股数量、加大对炒新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监管力度等均做出了针对性安排，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约束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据了解，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以来，在市场约束机制作用和监管部门的引导下，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积极成果。新股高价发行的现象有所改变。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已经从2011年的48倍降至今年1至8月份的30.15倍，特别是今年8月份的市盈率已降到27.5倍，与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之差比去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2%；新股发行节奏明显放缓。在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市场供求调节下，发行人自主衡量发行成本和发行时机后，有的暂缓发行或减少发行规模。今年1至8月份，新股发行137家，比上年同期的213家下降了35.7%；融资额度为933.8亿元，比上年同期的2101亿元下降了55.6%；新股首日定价博弈机制初步形成。上市新股的平均首日涨幅从改革前的24.59%下降为17.5%。改革以来新股破发比例达到36.6%。机构投资者在定价中作用日益显著，改革前新股平均初步询价家数和配售对象家数分别为39家和65家，改革后分别为52家和95家，增加了34%和46%；市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对于发行中的风险揭示更加充分，信息披露更加审慎客观，市场炒小、炒新、炒差现象明显降温。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改革今年也有了实质性推进。新的退市规则从多方面体现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如强化退市标准和程序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遏制市场炒作；设置退市整理期，为投资者退出提供便利；设立风险警示，强化信息披露；做好退市后续安排，明确公司终止上市后的去向，包括可以申请在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其他符合条件的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中挂牌转让等。自退市规则发布以来，ST股股价出现了一些调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退市制度的导向作用，促进市场实现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功能。（记者 许志峰）（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