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1-4）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引发收视热潮，《邓小平时代》再登畅销书榜……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现伟人生平、追寻先贤心迹，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
“一个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家”……在中国大地上，他以如椽巨笔，擘画前无古人的伟业；以胆识胸襟，推动国家民族的前行，将社会主义中国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伴着伟大领导者的脚步，我们听到历史的隆隆雷响”，从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中，我们能感受到大江大河的奔腾，触碰到历史深处的脉动，寻找到打开民族复兴之门的钥匙。
今天，他的理想和13亿人的梦想，仍在路上。请允许我们截取伟人思想的四个不同维度，于缅怀、追忆之际，向我们的总设计师致敬，为今天的改革者加油。
——编者
目 录
◇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一：不改革死路一条
◇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二：没有公平就失败了
◇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三：对腐败要下得了手
◇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四：还是法治靠得住
[Page]不改革死路一条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一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改革依然是社会主义存在和赓续的方式、更新与完善的方式、发展与壮大的方式，依然需要拿出党性与血性，拿出勇气和魄力
1976年10月，秋雨中的长安街，两个年轻人大声呼喊“邓小平，你在哪里”，人们唱起了愈渐高亢的国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艺术性地向人们呈现了粉碎“四人帮”前夕的那个历史时刻。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望当年“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于深切的缅怀中，我们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中国是在困顿与落后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谷牧带队赴西欧五国考察，看到瑞士发电厂已经在用计算机管理，而在中国西南一家大型炼钢厂，一台140年前的英国机器居然还在使用。那时，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法国戴高乐机场的使用效率是首都机场的30倍……
“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带着十年“文革”的重创进入世界坐标，中国开始心情复杂地审视自己所处位置。“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改革开放前夕，总设计师的沉重忧思化为掷地有声的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这样的判断，现在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可以说，从36年前揭开大幕那一刻起，“改革”二字就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改写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那一代共产党人，正是深怀“开除球籍”的忧患，带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思考，顶着“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巨大压力，开启了激荡中国、震撼世界的伟大变革。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深刻论断，到“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惊天一问，以1978年为起点，30多年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带来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催生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中国改革的方程式，一次次突破禁区、打破定律、创新模式。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业绩，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由此开辟的“中国道路”，打破了以西方为标准的一元演进模式，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证明，“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36年过去，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面对的是更高起点上的艰难攀登。“中国赢在了现在，但能否笑到最后还很难说，所有人都在观察，北京的改革决心有多大？”外国观察家的话固然刺耳，但也尖锐地触到了实质：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改革依然是社会主义存在和赓续的方式，更新与完善的方式，发展与壮大的方式，依然需要拿出党性和血性、拿出勇气和魄力。犹记邓小平同志“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的期许，以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的疾言，习近平同志“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的铿锵话语，“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坚定誓言，是对总设计师最好的告慰。穿越30多年时光，改革，始终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担当，是今日中国引领方向的旗帜。
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以此为意象，深圳莲花山公园，有座名为“自我完善”的塑像：半身大力士用力挥舞着锤头和凿子，开山劈石、雕凿自身。30多年来，正是以“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去沉疴于自我革命，除痼疾于壮士断腕，步步逼近光辉的山巅。到今天，这一伟大的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已是呼之欲出。进一步“长风破浪会有时”，顿一步“一篙松劲退千寻”，后半程改革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事关13亿人的福祉，更关乎社会主义的未来。
1984年，邓小平在中山视察，攀登了当地的罗三妹山。下山时，工作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他毅然回答：“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今天的中国，新的改革窗口已然开启，新的历史转机已露端倪，以一脉相承的信念、一以贯之的决心推进改革大业，我们所创造的一切，将“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
[Page]没有公平就失败了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二
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是沟通国家上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
1992年的那个春天，深圳仙湖公园，邓小平铲土种下一棵榕树。当旁边有人向他介绍“发财树”时，邓小平接过话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上路的。“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番话，依然振聋发聩。
而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邓小平的另一番话无疑引发了更多的共鸣：“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从致力“先富”，到强调“共富”，“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社会公平成为邓小平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逻辑来看，“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燃旺全社会的发展热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效率优先”的策略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才让“站起来”的中国，有了“富起来”的今天。
“当一位领导人的生涯落幕时，观众的生活已然变化，历史的道路可能也大为转变”。应当说，正是“先富起来”的历史选择题，让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她的13亿人民，站到了一个可以讨论更高层次问题的新起点。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缺乏效率的公平，不可能是真公平；丢掉公平的效率，也绝不合乎正义。如果改革到最后连公平都没有了，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科学社会主义蓝图时，就曾这样强调。在改革开放推进30多年之后，我们对什么是公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种公平，既包括结果公平，也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假如“寒门难出贵子”依然是人们无奈的喟叹，假如“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依然是社会潜行的规则，假如“知识不是力量、编制才有分量”依然是体制壁垒的注脚，假如“无机会群体”的出现、“马太效应”的产生依然难以避免，甚至愈演愈烈，我们就很难说，“公平”的核心价值得到了弘扬，社会主义的本质得到了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将纾解人们的“公平焦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致辞中强调“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反特权，推进着国家的政治平等；力度空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着社会的身份平等；自我革命的简政放权，推动着市场的经济平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棋局中，频繁出现的“公平”，正是社会利益的平衡点，思想观念的交集点，社会情感的共鸣点。
伟人未竟的事业，是后辈政治家建立历史功业的起点。方今之时，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是沟通国家上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这，正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承担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近日召开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无论是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还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无不体现着对分配公平的高度关切，对机会公平的热切倡导。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关于恢复高考决策的历史剧情，让过来人潸然泪下。当年，这一彰显公平理念的伟大决策，让千百万青年享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今天，人们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改革能够像36年前一样，凝聚亿万人心，释放改革红利，再一次激发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强大内生动力。（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8月20日）
[Page]对腐败要下得了手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三
对于腐败，要有“零容忍”的认识，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动。在反腐这个问题上，“力度”比“态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时钟再次跳动”的中国。当“真理标准讨论”激荡解放思想的春潮，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释放改革开放的活力，总设计师高瞻远瞩的擘画之中，也有着对历史深处忧患洞察入微的把握，而后者可能更需要廓清迷雾的眼界、果敢坚毅的决心。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反腐败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大潮初起，与思想一起解放的有利益，与体制一起松动的是欲望。广东沿海地区一个县委书记，侵吞缉私物资把家搞得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最终被枪决，成为反腐“改革开放第一案”。对此，邓小平严厉指出“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告诫全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如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就可能要“改变面貌”。
将是否反腐，上升到改变党和国家面貌的高度，这样严峻的判断，源于对腐败问题的深切思考：如果手握权力的国家公仆，堕落为以权谋私的人民公敌；如果“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权力机关，异化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集团，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更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水火不容。在反腐败问题上，必须拿得定主意、“下得了狠手”。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遗憾的是，反腐败也同样如此。经验表明，社会转型期的“轨道变化”制造大量“灰色地带”，伴随而来的腐败滋生，几成现代化进程中的通病。腐败作为“全球性灰色病毒”，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上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莫不如此。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其变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可谓绝无仅有，因此也难以逾越腐败高发的阶段性特质。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早已做出判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改革势必泥沙俱下，但如果不及时清淤疏浚，听任污泥浊水泛滥，放纵老虎苍蝇横行，就会带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此断言，“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遏制中国，那就是中国自己”。而在中国经济社会迅疾发展的36年，反腐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彰显党的决心和反映社会民意的晴雨表，成为能否捍卫核心价值、展现自我革新能力的试金石。事实证明，对于腐败，要有“零容忍”的认识，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动。在反腐这个问题上，“力度”比“态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当今中国，正行进在“历史的三峡”，反腐败也越发紧迫而重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让社会公众产生“相对剥夺感”，振奋社会信心要反腐；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在党和群众间隔起无形之墙，重塑执政伦理要反腐；贪官祸国，污吏殃民，是对党的宗旨信念的极大败坏，正本清源要反腐。“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今天的共产党人，正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韬略，回应着一代伟人深邃的历史洞见。
在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邓小平提出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就是抓紧惩治腐败，“至少要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打虎无禁区、拍蝇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恰如这一告诫的隔空回响。反腐需要硬手，倡廉亟待实招，十八大以来的22个月时间，史无前例的反腐力度，信守着“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的承诺，践行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誓言，让人民充满信心，让社会充满期待。
邓小平曾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现在看来，我们党过了这一关。最重要的是，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反腐败全力支持，这是我们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保证。（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Page]还是法治靠得住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四
要法制，不要人治，是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中国迈向未来的出发点。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温伟人教诲，会更深切地感到，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将是我们给予后来者的最宝贵的馈赠
1979年春天，一位77岁的老人常会在深夜步行经过天安门附近的东长安街，他就是当时牵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为了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彭真受命和他的立法“苦力班子”一起，披星戴月，在3个多月时间里制定出了7部法律，徐徐推开了尘封已久的“法律之门”。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1978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常委提出了一个很多人敢想不敢说的话题。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令无数中国人倍感法制陵夷的伤痛。正因此，在这一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铿锵有力地宣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让很多老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法制的春天到了！”要法制，不要人治，成为改革中国的制度出发点。
在法制的废墟和人治的积习上起步的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
正如法学家所言，法的诞生与人的诞生一样，一般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人们还记得，在江浙一带走街串巷的小贩，可能会因车筐里的几只鸡鸭被控“投机倒把”；外资领域的立法欠缺，也让不少外商心存忐忑，担心投资“有去无回”。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就能成为私营企业迈不过去的坎，让不少“闯滩者”折戟沉沙。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邓小平的话感同身受：“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走出中国改革的新路，必须在市场与法制方面齐头并进。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说出的质朴而深刻的道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定下法制基调。自此，“法治”和“市场”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关键词。这一年，北京新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8月份即告全数发光，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对社会的激活、法治对市场的促进，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从农村治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到中央层面一再强调党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依法限制权力滥用也成为贯穿改革历程的另一重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法治的关系上，我们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字面上的变化，昭示着由改革道路决定的制度命运。举国上下不懈奋斗几十年，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拿什么来保护？“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下来的宝贵治理经验，靠什么来巩固？如果公民合法财产有可能须臾成空，社会的安全感普遍缺乏；如果社会诚信缺失，人相害而不相帮；如果政府行为朝秦暮楚，决策过程暗箱操作，如何称得上现代国家，又怎么称得上治理的现代化？正因此，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国，就是让每个人的安全感得到法治的承诺，让每一份合法财产得到法律的看护，让每一项合法权益得到正义的匡扶，让每一分改革信心和改革活力都有法治呵护。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有外媒评论，当代中国，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本身。在这个充满着无限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极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必须让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指针，从而为时代铺设前行的路标，让人们看到可预期的未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每项改革措施都于法有据；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面对不同声音、不同主张，“请用法律说服我”，不断培育人们对法治的信心……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将是我们所能给予后来者最宝贵的馈赠。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温这句教诲，不仅包含着人们对“好制度”的向往，也意味着在良法之下“做个好人”的德性之治。正如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寄语：法律秩序关注的是，人类不必像哨兵那样两眼不停地四处巡视，而是要能使他们经常无忧无虑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的草木。
这是法治作为制度文明闪耀出的人性之光。让我们寄望于这个秋天，期待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能唤起的制度力量。（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