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本质上是实践问题

      解放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今天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规定的；至于如何解放思想，更不是一个主观随意的事情，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说话。实践是解放思想的推动力，也是思想解放与否的裁判员。

      解放思想源于实践。生动的社会实践是思想认识的源头活水。解放思想，就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在思想观念上破旧立新的过程，就是努力使主观认识更加合乎客观实际的过程。变动不居的社会实践，是以旧矛盾的解决和新矛盾的产生为主线的，人们对这些新旧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实际上也就是新思想、新观念取代旧思想、旧观念的过程。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从实践标准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党共识，每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对当时社会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反过来又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每个时代只提出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解放思想问题上，人们只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实践，自觉地立足于实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确立新思路，探索新办法，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永不落伍、永葆先进，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当前风起云涌的解放思想热潮，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哪个人主观意愿的产物，它植根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不断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催生和造就的。因此，要理解当前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来龙去脉、基本内涵以及现实意义，只有向当下的实践中去找寻答案。

      解放思想以实践为动力。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伴随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制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变迁。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背后的真正动因在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特别是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新型产业门类层出不穷，传统产业结构面临解体，世界经济活动特别是金融活动形式不断创新，这都要求现代国家制度、社会体制以及民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必须作出相应的变革，而这首先又取决于人们对他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的诸多深刻变化的认识是否到位。面对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新挑战，思想认识的变革和创新势所必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历程，解放思想都是以当时社会实践发展特别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为动力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上拨乱反正、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前进道路的强烈需要，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之初实践标准大讨论这样一场影响全局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没有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就不会有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解决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困扰，从而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思想基础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如果没有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深刻转型，促进社会和谐和推动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就不会有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提出，就不会有以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为宗旨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解放思想以实践为目的。以问题为中心、以实践为指向，以实效为目标，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以及共产党人的行动要求，不是一句停留在嘴上的时髦口号，而是深刻反映和代表其哲学立场与政治品格的党性原则。这就要求人们，其一，解放思想切忌泛泛而谈。毫无疑问，解放思想是一个主观认识领域的问题，但主观认识问题既然植根于实践，出路当然也在于实践。因此，解放思想只有自觉地面向实践，服务于现实，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1978年和1992年两次思想大解放，之所以能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两次大跨越，是因为解放思想不仅仅是口号，也没有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始终面向现实，关照现实，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其二，解放思想重在行动。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主观认识的调整、变革和修正，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实践的发展。现在各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期望从思想到体制实现新的突破。广东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区域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作为解放思想的重点；而重庆则要求围绕扩大开放、统筹城乡发展、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破除思想障碍；上海提出要优化产业结构，突破制约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各地改革发展的具体情况不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解放思想的具体所指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看，普遍面临的主要是发展方式不科学、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社会和谐程度有待增进等突出问题，因此，进一步树立新的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成为这次解放思想的普遍要求。

      解放思想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实践证明为对的就坚持下去，错的就及时改正过来。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观点分歧甚至思想交锋始终存在，但是要正确解答这些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必须摆脱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让实践说话。对于“包产到户”、开办经济特区、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实现形式、加入WTO、私营企业家入党、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新事物，实践证明，众多无谓的争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针对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郑重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实际上也为其后解放思想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这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运用和实际体现，两者是根本一致的。

      三十年改革实践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侧面——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扫除观念障碍、创造思想条件、提供精神动力，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解放思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赋予强大的动力之源、开创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从哲学认识论上看待“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问题上自觉坚持实践观点，才能真正做到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实践大发展。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内参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