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一――软实力概念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作为综合实力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部分，“软实力”注定要受到世人关注；而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力却日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软实力”就表现出空前的重要性。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自组建以来，一直专注于“软实力”问题的探索。现在，课题组已经对各层次软实力进行了通彻的理论研究，不仅在中国语境下发展了经典作家的国家“软实力”概念，而且深化、系统化了人们对其他层面的“软实力”的理解。人民网理论频道将独家发布其研究成果，欢迎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网友一起交流探讨。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
　　在不同时期，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做出了多种不同的界定。在1990年发表的“软权力”一文中，他指出，“同化权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在2002年发表的“为何再不能单纯依赖军事力量”（“Why m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一文中，他认为软实力就是“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而在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的再思考”（“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他将这一概念简单地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他方的行为，从而使己方得偿所愿的能力。另外，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致胜之道》一书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软实力”概念诞生以后，各方反应不一，各种意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概念本身持有疑问。例如，我国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认为，奈的“软实力”概念不是很严密，其借助了计算机软件、硬件的区分思维，而事实上软件和硬件必须结合起来，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第二类是对“软实力”的功用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并不像所描述的那样重要。例如，资深政治家约翰·麦克洛依（John McCloy）在谈及国际政治中要关注声望和吸引力时大发雷霆：“国际舆论？我不信国际舆论。唯一要紧的是力量！”美国专栏作家卡尔·托马斯（Cal Thomas）则表示：“说美国的言行能减少我们敌人的威胁性，这纯属虚构。”第三类是对这一概念持肯定的态度，同意这类实力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的重要意义，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深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类反应占据主流地位。当然，认识到“软实力”概念的重要意义的人，在对于软实力的本质内容的看法上也还是立足点不一，或者各有侧重，从而存在分歧。
　　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的民族的性格气质，中国学者倾向于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软实力”概念。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这种看法不仅强调了软实力对外的维度，也包含了其对内的维度。还有观点认为，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这种观点表现出更强的内向性。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约瑟夫·奈在提出和论述软实力时更多地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美国学者这样看有一定道理，符合美国的国情。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讨论软实力可能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着眼于国内发展。另外，从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上看，一般而言，中国人更为内向或曰内倾，而美国人性格更加外向。古代的中国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周围没有可与匹敌的国家，中国人因此而自诩“天朝上国”。但是，这种突出的优势也并没有催生出中国人外向的性格，更没有因此而寻求对外扩张，恰好相反，它却造就了人们精神上的内向性。于是，在探讨软实力时，在“反求诸己”精神的指导下，国内学者不仅关注一国为达到目标而影响他国的能力，还考虑到了它整合、动员国内各阶层、各集团意志与力量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内学者更强调内部能力与外部能力并重的“软实力”。如果从综合对内对外两个维度而非单纯局限于对外维度的意义上探讨国家“实力”，也即综合性的国力，那么，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的理解相对来说更加全面、完整，只是这时候的“软实力”已经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对于理解“软实力”概念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准确把握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比较全面的分析显示，二者之间存在如下联系。
　　一、硬实力为软实力的提升创造条件。
　　其一，文化、价值观等的传播需要以物质为载体。首先，在现代社会，文化一般主要以文化产业为其物质载体。文化与文化产业之间存在互利共生的关系，文化软实力的强大与发达的文化产业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离不开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后起之秀的韩国同样如此。作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文化产业既是一种硬实力资源，又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基础。文化产业受益于潜在的文化软实力，从文化中获取养分，也实现着潜在的文化软实力，甚至创造性地提升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其次，文化产业之外的其他机构也构成一国文化的载体，为一国软实力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向国外民众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众多本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将“美国”搬到了国外民众的家门口，以自己的言行体现、推介美国。原则上讲，每一个企业既是一国的硬实力资源基础，同时也是其软实力的物质载体，是一个准文化宣传机构。再者，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等的宣传与推介也需要以一定的基础设施为前提。以遍布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为基础，美国控制着全球主要信息渠道，借以向全世界传达本国的观念和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推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价值观。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在美国的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即便是作为最典型的硬实力资源的军队，也可以作为一国的软实力载体，宣传和推介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政策。迄今为止，所有参加过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维和军人均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格诺赞扬中国赴刚果金的维和部队是“中国对维护联合国宪章做出的光辉典范”。利比里亚总统约翰逊—瑟利夫称赞中国维和部队“是一支战斗力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高度职业化的部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友好使者”。在这里，最典型的强制手段反倒成了表达友善与合作态度的工具，有效地宣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政策。
　　重视环境的价值观同样也需要以环保产业为基础。环保价值与环保产业的发达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对环境的重视势必刺激环保产业的发展。没有较为发达的环保产业，环境价值观就没有依托，沦为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可以想象，一个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不仅会发展出比较发达的环保产业，而且会在其它产业中贯彻环保理念，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保护环境，这就类似于不仅文化产业体现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且其它社会组织也具有这种功能。
　　其二，硬实力的发展可以推动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的经济活力是其日益增长的实力的核心——不仅是硬实力的核心，而且是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中国不得不承认是其经济增长唤起了全球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即便中国的文化具有经济利益之外的、独立的价值，国外的人们也最终会发现这种价值并被中国文化本身所吸引，但是至少大多数人的兴趣首先是被经济利益激发出来的，只是在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了解了这种文化之后才对文化本身产生兴趣，文化本身的魅力才得以彰显，价值才得以实现。没有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中国文化充其量只能吸引国外某些知识精英的青睐，存在于有限的学者书斋之中。这种局面还由于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有限而进一步加剧。由于这种限制性，一般人只能够选择一种或者两种外国语来学习，一个或者两个其他国家来了解，这就使各国文化之间形成激烈竞争的关系，弱国很难获得其他国家民众的了解和认知，对外的文化软实力就无从谈起。更糟糕的是，由于人才逆向流动的缘故，本国高级人才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也更愿意放弃本土文化而改学外国语言和文化，这不仅使得本国文化发展后劲不足，而且使得民族凝聚力也受到削弱。在这种意义上，硬实力的发展和强大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同样，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理念的巨大吸引力也依赖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高。其中的逻辑就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雄厚，其影响某个国家乃至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就越大，国际地位就越高，在人们思考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形势时，他就越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也就是说，他的利益，以及他对于国际关系的期望与设想（他的世界理想），就越重要，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不难想象，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济的国家，无论其利益何在，也无论其对于世界的走向有着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期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他也主要以一个被动的角色存在，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主导历史，甚至仅仅是影响历史潮流都很难。因此，这样的国家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历史上，很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将大国外交放在外交活动的首要位置就是明证。而我们知道，对外的软实力，首先依赖于国际社会对一国的了解，只有了解了之后才会做出评价，进而可能产生认同。如此，一国的软实力才可能得到提升。正是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促使世人对中国的世界理念，乃至国内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产生兴趣，然后才出现多国政治领导人、学术界、智囊等对中国的外交理念的认同与支持。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申明自己的外交理念就没有意义。
　　20世纪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创立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首先需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然后才会追求爱、尊重、自我实现等社会需要的满足。而我们知道，生存需要主要依靠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体的需要表现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国家首先需要发展经济实力（对于总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国家来说，民众生存需要的满足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调整分配制度，将财富转移给贫穷者来达到），然后才可能造成大众愿意追求某种社会价值的局面，从而才可能用思想和价值观来动员民众，软实力的作用也才会充分释放。古人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表达的就是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国对内软实力的提升，也需要以硬实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
     二、软实力的提升是硬实力发展的前提。
　　生产力对文化、制度等因素具有依赖性，或者说文化、制度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推动作为前提的文化、制度等因素的演变，生产力才能为自身建立新的平台和空间，其进一步的发展才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观念与习俗的某些转型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文化前提。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则发现，没有一系列制度的变迁，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都将是“不可能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则以切近的事实有力地宣告：适宜的政策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实力迅猛发展的基础。美国耶鲁法学院法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指出，“按所处时代衡量，历史上所有超级强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极为多元和宽容的。实际上，在所有事例中，宽容是实现霸权不可或缺的因素。令人吃惊的是，帝国的衰落多次与不宽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因此，要获得全球主导权（即：一个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超级强国），宽容是必要条件。”宽容是一种体现于国家政策、制度和文化之中的态度，也是一种价值观。这两句话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强权对于宽容的依赖性。如果提升一个层次来说，就是硬实力对于软实力的依赖性。
　　实际上，即便软实力仅仅是指一种对外的能力，它对于硬实力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一国文化的吸引力提升会增加国外对本国文化产品的需求，从而拉动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对相关产业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最终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如此，这一过程还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助于实现持续的经济强大。在这方面，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国的影视产品受到很多国家的民众的欢迎，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将发展文化产业当作一种国策，希望将其打造成本国的支柱产业。另外，政治价值观和国内政策也通过国际渠道影响到一国的发展。举例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欧洲还因此而多年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这就或多或少会迫使中国花费更多的财力于武器研发，从而挤占了用于其它方面的发展的资金。
　　实际上，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等本身就可以维系其吸引力，不仅不会因为经济实力的下降而迅速削弱，而且这种独立性还为它们反作用于一国的经济提供了基础。满清末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洗劫了圆明园，这件事情就说明当时中国的落后并没有削弱中国文化对列强的吸引力。二战结束以后，原本实行独裁统治的德国被分为两个部分，西德在美国的控制下逐渐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今，即便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撤出德国，其真正的民主政治依然保存了下来，成为德国人自己都要维护的政治制度。朝鲜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说现在美国依然保持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但是那也不是为了防范韩国民众反对和抗拒其本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实际上，韩国正希望这样的强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受“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侵犯。一种外来的思想和制度一旦扎下了根，就或多或少不再需要来自外部的一如既往的维护，而且会构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环境因素，对社会各方面构成影响。正是这种效应，巩固了一国的文化实力进而经济实力，甚至可以帮助一国走出暂时的低谷，重新迈向繁荣。
　　软实力不仅通过上述方式作用于硬实力的发展，而且还通过体现它、承载它的资源基础直接为硬实力的发展做出贡献。上文指出，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就是一国的软实力资源基础，同时，它们又是一国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两大产业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同时也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这类产业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最直接的通道。
      三、硬实力的发展为软实力要素的合理性、先进性提供证明。
　　在发展软实力时，硬实力也不能偏废。也就是说，硬实力也像软实力一样，是人们追求的一种价值。而作为价值的硬实力，起着衡量软实力的作用，构成一国软实力强弱的标志。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如前文指出的，软实力的提升为硬实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甚至构成作为硬实力主要构件之一的经济实力的发展情况的“文化前提”。具体说来，经济实力的强弱与否取决于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国民素质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无形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人们也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因此，硬实力的强大证明了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国民素质等资源的合理性或先进性，从而增强了这些资源的吸引力。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因为领略到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以及这种军事实力与其制度之间的联系，才认识到西方制度与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的宪政制度的想法和运动。倘若西方世界没有在军事、科技上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那么，中国人很可能会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大梦里。
　　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为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支持。无怪乎很多人会认为，对任何一个拥有雄厚硬实力的国家，理论家们总能“发现”他们同时也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也就是说，这种“软实力”不过是学者们自己编织出来的。虽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它至少肯定了两种实力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软实力的提升未必与硬实力的发展相伴随。
　　并非任何一种形式的硬实力的发展都能为软实力要素提供合理性或先进性的证明。例如，很多石油大国仅仅依靠扩大石油出口就能带来国家财富的迅猛增长——就像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那样。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并非依赖于该国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他们并不能据以说明自身制度与政策的合理性，也丝毫不能增加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吸引力。另外，暴力机器的发展可能正好说明一国软实力的不足——正是软实力不足以创造良性的国际国内环境，才需要采取强制性手段来弥补。比如，缺乏公平，不合正义的社会制度会造成大量的犯罪事件，这时候，且不要说政府很可能缺乏制度创新的意愿或意志力，宁愿单纯以增加警力，施行严刑峻法的方式简单粗暴的处理问题，即便他们能够认识到制度才是各种社会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由于制度的改善非朝夕之功，不能一蹴而就，常常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而为了迅速改善社会状况，也会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在缓慢改善制度的同时提高警力。
　　实际上，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变的情况下，软实力也可以提高或者下降；甚至有时候硬实力的增强与软实力的削弱相伴随。经济落后的民族，是可能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先进、更为深邃的文化和思想的。这多少使得经济在它们面前失去了意义。正因为如此，几千年前产生的儒家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中魅力依然。或许有人会说，儒家思想的吸引力，没有如今中国的大国地位做支持是不行的。但是，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路线拥有美国强大得多的实力支持，却成为千夫所指，甚至是作为其长期的盟友，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欧洲，也不买美国的账。这说明，理念的内容本身是有意义的，是影响其吸引力的。这些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在发展，然而，一场伊拉克战争却将美国的软实力“消耗殆尽”（约瑟夫·奈语）。
　　不仅以不被人认可的方式运用硬实力会削弱一国的软实力，而且，即便是发展未获得支持的硬实力也会增加他人的担心甚至敌意。客观地说，对于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发展所激发的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自身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即便“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别有用心，并不一定相信自己的说法，至少这种理论还有存在的土壤，而中国就与这土壤的存在脱不了干系。多年来，中国没有及时向外宣传自己，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尤其是在公共外交方面乏善可陈，以致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只觉得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所谓恐惧源于不确定，这种对中国的无知就为培育他们的担忧提供了条件；再加上中国一直坚持一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担心就更甚一分。而且这种局面还会被国外的利益集团——典型的如军工体系——所利用，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推波助澜。正是由于这种作用机制的存在，目前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外展示自己，才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产生显著的作用。
　　两种实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正好反驳了前文提到的那种观点——对任何一个拥有雄厚（硬）实力的国家，理论家们总能“发现”他们同时也拥有强大的软实力。这种观点暗示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它似乎在告诫人们：不需要专门花费心思去提高所谓的“软实力”——姑且不谈它到底有没有价值，这玩意儿即便存在，也只是硬实力的副产品，会水涨船高，随着硬实力的提升而自动提升；硬实力强大了，就一切都有了。如前文所述，硬实力的强大确实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带动软实力的提升，然而，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并非是一对一的关系，硬实力的提升对于软实力的贡献是有限的。在硬实力一定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可以有意识地，甚至是专门地提升本国的软实力。这就为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开辟了新的空间，赋予了新的、重大的意义，也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行动方案。
     五、软实力具有战略意义，其价值在于营造有利的情势。
　　前文提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认为，软实力必须放在战略层次讨论才有意义。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约瑟夫·奈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实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能够帮助支持那些鼓励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家所喜欢的方式采取或者限制自己行为之制度,那么它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就可能没有必要过多地行使代价高昂的强制实力或者硬实力。”显而易见，软实力的这些功能都是战略意义上的。作为一个反例，约瑟夫·奈还提到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需要永久的盟友和制度。我们在需要时总能找到意愿联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总习惯性地说让问题本身来决定联盟，而非相反。”显而易见，这种观念表现出明显的狂妄自大，缺乏战略眼光。
　　软实力一般不是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才匆匆建立和运用的，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于避免问题，在问题产生之前就将之消弭于无形。形象地说，软实力的功能就是“改良土壤”，一方面使得需要主体花费力气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能“生根发芽”，或者即便长成了也虚弱得多，为主体省下很大的力气——正因为如此，软实力才具有在某些情况下取代硬实力，使人们不用发挥硬实力就能达到目标的作用，而强制手段的采用才说明软实力的失败、无效；另一方面使得主体播下的“种子”自然而然地，不需要或者很少后续陪护就生长，并“开花结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详尽的战略是一个由战略和战术构成的多层次、多阶段、多环节的体系，而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一个中间环节，对于上层目标，它是方法和战术，而对下层环节，它则是目标。因此，即便在某种战术行动中，软实力也可以再度发挥作用，并不是当战术行动启动以后，软实力就要退居幕后。楚汉的最后一战，对于最终建立大汉王朝是一个必要的环节，甚至对于消灭楚军这个目标来说，“四面楚歌”也只是一个具体的策略，一种“术”；但是，垓下战役的胜利则是具体的战争谋划的最终目标。在这一场战役中，“四面楚歌”帮了汉军很大的忙——它瓦解了楚军上下的士气，减少了汉军取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人们显然不能把这时候响起的楚歌当作一种硬实力。所以，软实力的启用是可以贯穿、渗透于硬实力的整个发挥过程中的。
　　六、任何一种实力都是相对的。
　　任何一种实力都是相对的、有所指向的，不针对具体的目标和具体的环境或者说条件来谈论实力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格局源自于针对不同的目标，同一种实力具有不同的效力和时效性。例如，对于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美国采取军事威胁的手段就缺乏合法性，势必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其国内民众恐怕也不会支持政府的这种行动。这一点是谈论软实力时不言自明的隐性前提，实际上在奈的著作中也一再被提及，《硬实力与软实力》一书对此更有系统的阐述。一定的资源决定了一定的目标，正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当人们在特定的时机，针对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发挥文化的作用时，文化已经对可能达到的目标的范围做出了限定，而且一国文化也限定了该国愿意追求的目标——美国只会谋求推广其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而不会想要帮助哪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文化同时决定了所能与所欲。
　　实际上，软实力的观念并非什么新事物，而中国人对它更是早有体会。古代中国有关“王道”与“霸道”的观念，分别对应于重视软实力和忽视软实力而一味强调硬实力的行动方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等表现出了对政治价值观和政策的政治功能的重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则表现出了人们对软硬两种实力运用方式的价值取向。这一系列言论和观念可以说是软实力观念的中国式表达。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基础，使得中国人对于“软实力”概念一点也不陌生，也使得这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相当顺畅。
　　在以约瑟夫·奈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概念近十年之后，中国学界和政界也普遍表示出对这一观念的关注。美国学者提出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关注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各有特点。相通之处在于，在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与运用——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中所追求的目标和可以选择的手段、工具，以及所针对的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技术的创新和运用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人才与信息跨国流动的大规模发展，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高，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新的非国家行为者，例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黑客等都属此列。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也提高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制度变迁则表现为民主制度的扩张与深化——时至今日，世界民主化潮流已经持续了近30年，民主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市场经济制度的普及，以及一系列国际组织的诞生，国际规则的出现等等。当然，制度和技术常常是协同作用的，甚至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作为一个主要时代背景的全球化就同时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产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各个国家的目标而言，一方面，现代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比以前更复杂多样。例如，能源问题如今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能源安全成了众多国家的一个重要政府目标，而这个问题是经济和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尤其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副产品。这个问题既可以借助于强制手段来缓解，同时也可以通过协商与合作的途径来解决。环境和气候的问题也是近期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是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想要解决的，而且没有哪个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传统的国家目标也被重新界定。例如，在计算机得到普遍运用之后，各个国家的军事安全就要重新界定，人们不仅要维护传统的军事安全，还需要维护本国军事部门的网络系统的安全，使之免受来自国内外的电脑黑客的攻击。2007年，美国、德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相继报道，他们的军事网络系统中国黑客的攻击。黑客攻击既可能是国家行为，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只是某些普通计算机专业人员寻找刺激的途径。对这种行为动用军事力量来进行打击是小题大做的荒谬行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被攻击国表现出这种意向。同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恐怖主义也实现了全球化。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只是基地组织网络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一组织的枝节还分布在五十多个国家里，不可能仅仅依靠单边军事措施来消灭。美国这场反恐战争的胜利有赖于与其他国家在情报分享、警察工作、追踪资金流向等问题上的耐心而长期的合作。
     在手段方面，人们则面临两类变局。
　　其一，手段的多样化。在新的时代里，各国不仅可以采取军事手段，还可以通过双边协议来划分利益，或者诉诸国际组织，利用国际规则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者。例如，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诉诸国际组织来对付中国，而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则打算自己采取制裁措施。目前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其中某些公司的收入甚至高过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自己就会主动采取措施来干涉某些国家的政治——而且不限于小国家，即便是世界大国，他们也可能会动动脑筋，一试身手。因此，他们也可以被利用来达到国家的政治目标，从而构成一种新的手段。民主制度的扩张和深化提升了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为公共外交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所谓公共外交，也就是以外国民众为对象的对外宣传活动，主要旨在建立和维护本国的良好形象，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通过影响他国公众的态度，一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这个国家政府的态度。实际上，现在个人也成为了一类有影响力的国际行为者。这类个体一般以维护某种价值而非个人利益为目标——或者至少声称如此，否则他们就难以产生重大的影响力。这使得他们常常成为某些政府的一个有力的帮手。2007年，美国好莱坞女影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雅·花露（Mia Farrow）就发动了一场谴责中国对外政策的轰动性的国际运动。另外，随着无线电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世界各国也可以利用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来推广其价值观。网络工具突破了传统工具的时空局限性，使得各个国家防不胜防。这就在物力方面增加了国际影响的途径。
　　其二，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手段的代价和收益都发生了变化。很多情况下，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军事手段的代价要高出许多。政治民主化使得很多国家不愿意或者更难以向国外派兵，民族主义则使得强制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行动令人反感并遭到抵制，而经济全球化则使得军事手段的运用损人不利己。正如人们目前看到的，一盘美军虐待俘虏的录像带，居然对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构成沉重的打击，使得这次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丧失殆尽，也更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促使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呈现出一边倒的格局。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故事，只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才可能大规模地、频繁地产生。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则孕育了投鼠忌器的问题——硬性手段的采用，很难避免在伤害对方的同时，本国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在中美贸易纷争中，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美国国内，都反对美国采取贸易制裁手段。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将会做出反应，同样制裁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还在于，即便中国不还击，美国国内经济也会因为其制裁而受到巨大的损害——其国民将不能享受廉价的“中国制造”，生活成本将会显著提高，而且其它行业也要面对必须以更昂贵的价格来采购上游产品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最终将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7年，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反对美国参议院通过针对中国等国家的带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法案，他们认为“对中国实行报复性关税就等于对自己征税，对自己惩罚。更严重的是,这种举动可能会促使中国加强自己的关税，而这一切也将演变成一场徒劳和有害的贸易大战。而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将为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付出代价，他们将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失业和更为缓慢的经济增长。”
　　至于所针对的对象，世界各国不仅要针对国家行为者，也要针对非国家行为者，还要针对自然环境。前文指出，攻击某个国家军事网络的黑客就部分地是非国家行为者；同样，由于跨国公司的雄厚实力和他们的不“安分”，他们也可以成为针对对象；另外，随着新的非政府国际行为者的兴起，公共外交也成为现代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无论是对黑客，还是跨国公司，军事手段都是不能采用的，而经济收买的代价也非常高——想要通过操纵别国政府的跨国公司，其胃口肯定是不会小的。至于有影响力的个体行动者，他们常常将价值置于利益之上，因此很难为利益所动；而且以经济利益相诱惑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倘若对方不能被收买，而且将收买行为公诸于众，反倒会置一国于非常被动、尴尬的境地，这时候的收买行为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对某种价值的背离，同时也因为贿赂行径而表现出丑陋的面目，政府的道德性完全丧失，政权合法性也受到威胁。更糟糕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和巨额税收，拒绝他们的合作又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就势必要求一国采取某种比较中性的措施。至于旨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的公共外交，诉诸武力更加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措施。
　　总而言之，在新的时代里，影响最终结果的渠道、变量史无前例地增加，而且各种渠道、变量对最终结局的影响力也变动不居，从而导致国际政治变得空前复杂，时常发展到甚至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不能掌控的地步。在新的现实面前，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现实主义理论家集中于剖析政府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仅仅通过政府发挥影响的国内社会之间的互动。但是，现实却展现出另外一幅图景——公民、团体与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直接的跨国互动常常在世界政治中造就令人关注的新联盟，并产生影响。现实主义的三个假设——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武力是主导工具，安全是主要目标——均受到了挑战，不再符合变化了的世界现实。现实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最终，“软实力”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至于中国学者及领导人关注“软实力”概念的独特背景，则在于：
　　首先，“软实力”概念与这一届政府的发展战略和关于国家、世界的理想相契合。出于国内外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世纪之初的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后来又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外交”、“和谐世界”的理念。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对软实力的重视都是题中应有之义。2004年6月的一期《瞭望》刊文指出，中国和平崛起，必然把构建和强化软实力放在重要位置。文章分析认为，人口众多和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以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来协调内部关系，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责任，必须具有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策主张能够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事业的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中国需要软实力，中国也势必重视软实力。反过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也可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使中国得以借助日渐强大的软实力来推动国家和世界的良性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对软实力的依赖和重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解决国内社会的不和谐问题，事关提高政府国内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也是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基础。当别的国家认为某国是代表人类正义的、代表世界进步潮流的、代表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时候，该国对别的国家就形成了政治号召力，这就是国际动员能力。国际社会如何认识我国，也是能否有效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当我国的行为模式被国际社会肯定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动员能力就会上升，我国提出的建议就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反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就会下降。”另外，“贯彻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我国外交政策目标除了要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还要关注如何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扩大友好关系。”
　　其次，诉诸软实力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目前我国重视软实力与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密切相关的。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和谐、稳定和进一步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重视软实力的提升——要全面、协调发展，就需要改变过去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局面，加强对文化产业和事业的投入和支持，真正做到“两手都要硬”；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权益，就需要改革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建立公平正义而且有效的社会秩序；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集约式增长代替粗放式增长，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就需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还要改变目前容易孳生学术腐败，滥竽充数，官僚主义等严重制约学术发展的问题的科研体制，刺激科研人员将精力集中于科学研究；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就要发展和繁荣社会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软实力资源的发展，都将最终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因此，中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对“软实力”概念的关注，是和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即便是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要求中国重视提升软实力，主要依靠以软实力为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只是如今这种要求格外迫切和明确而已。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能够看到无数软实力发挥作用并左右行动效果的实例。几十年来，西方世界持续不断地宣扬和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其结果不仅在于促进了政治民主在某些国家的实现，而且也造成了那些仍然坚持专制的国家的内部分化，由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些国家总存在一股支持效法西方民主，批判专制政权的声音和力量，它们威胁着各国当局的凝聚力和政治动员能力，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通过要求民主的政治运动表现出来，冲击着专制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体现。中国以“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和而不同”、重视政府的作用等思想为指导，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在短短三十年间不仅成长为一个经济规模全球第三的大国，而且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以默然而雄辩的事实显示着中国道路这种政治软实力的巨大威力。再比如，由于布什极其不得人心，任何他支持的观点都遭到很多自由派人士的明确反对；而由于奉行亲布什的路线，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都被迫下台。这些事件揭示了布什及其政府的“软实力”，说明指导思想和政策路线缺乏吸引力将导致丧失盟友和行动受阻等等一系列的后果。
　　在政治领域之外，软实力也表现出空前的重要性。在区域发展问题上，多年来，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各显神通，以地方政策配合区域资源，或弥补资源的不足。如今，“大气谦和”的新气度指引下的上海迅速展开了区域合作的画卷，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速，上海发展的“新时代”也跟着来临。以自身的人才优势为基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均制定规划，致力于发展创意产业，力图将其打造成本市的支柱产业。另外，浙江精神孕育出来的江浙儿女创造出了巨大的辉煌，“浙江现象”一时间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而广东、浙江、河南、贵州等省也调整发展思路，计划充分利用本区域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文化大省”发展为“文化强省”。总而言之，在这个时代，对于区域发展目标而言，不仅政府机构的主观能动性处于重要的位置，而且文化资源、人力资源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受重视，而凡此种种，都是人们心智能力的表现。在商业领域，正当制度匮乏、秩序混乱或被漠视所带来的苦恼折磨着无数的中国企业时，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的转变已经使得品牌建设成为企业盈利的重要途径和目标，时代的发展则使得社会责任成为一种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标尺，也成为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只要放眼四顾，看看众多企业在营造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培养和选拔后继领导人时的煞费苦心，在打造品牌、树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上的慷慨力度就不难明白这些软性实力资源在经验老道的企业领导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人们也只需要低头沉思一番，就能体会到其中的逻辑必然。
　　正因为以上原因，“软实力”概念诞生后，人们将它推广运用到各个领域，在国家软实力之外，又提出了所谓的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等等一系列的衍生概念。可以说，目前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任何机构——甚至是个人——都可以作为“软实力”主体，都可以谈论其“软实力”的地步。这种局面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软实力”重要意义的理解与体悟，另一方面也预示着“软实力”研究所承载的普遍价值。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对软实力重要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是，在美国经典理论作家之外，对软实力进行专精的研究的机构或人员还非常少，而在中国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中国各界人士对“软实力”概念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界定，但是都停留在概念上，而对软实力的内涵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提升软实力等问题还很少展开系统的论述。人们能够见到的相关理论研究文献还相当稀缺。只是从2006年开始，与此有关的“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文化软实力中的哲学问题研究”等才先后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人是会思想的动物，人类的行动需要以思想为先导。系统、深刻、紧密围绕社会实践的软实力理论，是各层次软实力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同时，作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软实力理论也构成一种软实力资源，是诸类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它对于发展软实力具有双重意义，中国的学术界应该在这个领域积极行动起来。
    (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