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完备的法制体系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但政治体制改革又不等于法制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建设，二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三是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四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的运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权力谋私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权力的监督制衡、吏治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和行政垄断的治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为此，要加大力度科学设计和出台民主考察、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和国家监察制度，党、政、立法、司法分工制衡和相互关系制度，等等。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应当渐进式进行，不能希望通过一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渐进也必须真正进行。渐进的第一步，最急迫要做的就是政府定规矩，在新形势下把政府自身的职能、运作程序搞清楚，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一套规范，形成一套公共监督机制来规范政府的运作。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中介点，是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中国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问题——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无论是“越位”、“错位”，还是“缺位”，都不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内涵，这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严政、公正、民主、亲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和权威型成一体的政府。这说明，我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图1.4描述了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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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 |
党的十七大提出、全国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推出的“大部制”改革，既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机遇。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执行部门，每当政府机构改革的时候，人们往往把思路和目光锁定在公共权力的增减上，认为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压缩和裁减公共权力，这是一种严重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的调整，核心不在于政府减少了多少公共权力，而在于公共权力和政府职能的配置、组合与权力的制衡。判断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的调整是否成功的标准应当是：一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严防公共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二是增加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严防公共权力的腐败；三是减收公共权力操作中重叠和絷肘，提高公共权力操作的效率。“大部制”改革的价值和成功与否正在于此。
二、中央权威与中国的统一和长治久安
在世界上，普遍兴起了两个浪潮：一个是民主化浪潮，一个是民族化浪潮。在国内也是一样。民主化浪潮要求中国的改革加速民主政治建设。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公共权力的欲求也日益增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闫健编著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出版，立即十分火爆和抢眼。而书中通篇则主要阐述的是“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而“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是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领袖之一、著名政治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丘吉尔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中上台的，而在踏政绩最辉煌的时候被资产阶级民主赶下了台。他深深知道民主的内涵及其作用。在中国，民主必然是个大趋势，但民主的进程必须确保中华民族的统一、调节、安定、发展。在这一点上，民主化浪潮与民族化浪潮是一致的。民族化浪潮则要求中国强盛、独立、统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决不受任何外国欺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美国在中国领空撞落中国飞机事件所形成的青年学生反美浪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形成的青年学生反日浪潮，西藏3.14打砸抢事件和西方媒体煽动藏独的宣传所激起的世界华人的爱国热情，都表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爱国主义情结。
当代世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主导因素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而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势是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大国强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别的国家，尤其一些发达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中国。一些强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极不情愿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和分裂，好为强国所左右和支配，以确保原有国际秩序中大国的地位。
对此，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高度警惕，都要理智深邃地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有力地应对世界格局，避免中国进入世界强国期望的魔套。中国经过政治体制改革所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还是一个弱政府；民主改革和政治文明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是要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曾经历了数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动荡历史，这种周期性的历史震荡，每次都给社会、给人民造成了生灵涂炭的巨大灾难。要避免这种恶性周期和巨大灾难，必须要有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同时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强大时，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国家统一、完整、稳定和富强；否则，离心力小大于向心力，国家四分五裂。要排除离心力这种潜在的分裂力量，必须保持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
制约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变数很多的国家，要抵御外国的欺侮和分裂图谋，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和富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重要。这不仅有利于防范民族分裂主义、地方分庭抗礼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只有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民主、高效、廉洁和富有权威，才能带领人民凝聚在一起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富有能力和权威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不是要替代市场、地方政府和部门，而是要把职能重点转到国家安全、统一、稳定、宏观决策和调控方面来，建立“国家——地方——企业——市场”的有机体，使各个方面协调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红楼梦》中说：“大有大的难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大国的优势，也有大国的困难和矛盾。历史上的中国，有时候是独立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如汉唐雄风、大清康雍乾时代；有时候是一盘散沙的分裂状态，如春秋战国、三国演义、南北朝、五代时期；有时候则是“东亚病夫” 而受到一些列强的欺凌和宰割，如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间。这就是说，大国的优势只是潜在的，而不是必然的。无论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第三，必须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第四，通过科学民主和富有权威的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保持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稳定，绝对不能大起大落。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确保经济持续高速并大规模增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一定要从大国的国情出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在整体上进行科学设计：以国家主义和以民为本为主导，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基础。只要这样，才能永保国家的统一、长治久安和全体人民的幸福。
三、组织人事制度和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
事在人为，我国的科学发展、科学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归根到底靠人来做。这必然离不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是通过组织部门执行的，因此，组织部门的工作对于选拔优秀人才是个关键。20世纪80年代就有个说法：“中国富不富，关键在组织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关键也在组织部”。
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和淘汰问题，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关心的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和淘汰问题。政由人执，人优政强，人庸政弱，人劣政亡。选准一个人才、用好一个干部，治理好一个部门和一方天下。一个优秀人才为执政党所选所用，增强一份甚至多份党的执政能力；而排挤和淘汰一个优秀人才，减少的则不是一份、而是多份党的执政能力。如果庸人和劣才入仕占据高位，优秀人才就会产生对执政党的不满。这种能力和能量如果不能为执政党所使用，就可能被别的组织利用，或者自造组织搞体制外活动，成为执政党的负面力量，蚕食、削弱执政党的能力和地位。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人事制度与人才竞争和人才选拔制度密切关联。在世界上，最规范和最公正的，首推体育竞争和选拔；最不规范、也最难规范和公正的，是人才竞争、选拔和任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党，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最大的压制是人才的压制，最大的危险是庸人和劣才占据领导岗位。
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应该说有了不少进步，使得不少贤能入仕，提升和壮大了中国的干部队伍和党的执政能力。但仍存在着一些严峻问题，主要是选拔优秀人才和监督干部队伍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不规范的人才竞争和不健全的人事制度仍然严峻，好人吃亏，忠诚受挤，庸人和劣才入仕的现象并不少见。中国这些年出现的“跑官”、“数字升官”、“虚假政绩升官”问题，以及屡斩不断的腐败问题，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这当然存在着领导干部队伍的道德教育问题，但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选拔、淘汰、监督制度问题：是钦定还是民主选拔；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是任人唯庸还是任人唯能；是监督还是放纵；是真监督、硬监督还是假监督、软监督。
怎样避免在人才选拔中的“汰优择劣，逆向淘汰”问题？怎样避免人才选拔中较优秀者容易被“夭折”、而较中庸者、甚至较劣者容易“胜出”问题，怎样避免优秀人才入仕升迁后劣变问题。首先要能够防范庸人和劣才入仕并升迁；二是要能够为选拔、任用好每一个优秀人才真正发挥有效作用；三是要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有力有效的监督，对占据了重要岗位的庸人和劣才，以及对优秀人才入仕后变质变异劣化的，都要能够及时发现和清除。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是组织人事制度的设计，而我国组织人事制度的设计、执行和完善，任务还相当艰巨。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