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三――区域软实力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作为综合实力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部分，“软实力”注定要受到世人关注；而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力却日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软实力”就表现出空前的重要性。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自组建以来，一直专注于“软实力”问题的探索。现在，课题组已经对各层次软实力进行了通彻的理论研究，不仅在中国语境下发展了经典作家的国家“软实力”概念，而且深化、系统化了人们对其他层面的“软实力”的理解。人民网理论频道将独家发布其研究成果，欢迎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网友一起交流探讨。
　　如果以区域为对象来谈论软实力，就得到一个新的概念——区域软实力。这里的区域，指的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我们这里谈论的“区域软实力”，主要是以中国为背景的。
　　不难想象，区域软实力应该具有与国家软实力不同的内涵。一方面，区域竞合没有军事活动的空间——一般情况下，在和平年代，任何一个区域绝不可能以军事力量来强迫国内其它地区做出牺牲，它们既无军事目标需要追求，也没有军事手段可支利用。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目标体系中，主要只有经济增长、社会治安、就业三个方面，甚至区域生态环境都不是地方政府所关注的内容。而在这三个目标中，经济增长又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事情。相比之下，国家层面的软实力同时针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两个终极目标，而对这两个目标最为重要的就是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四个层面的次级目标。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制度安排主要是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在制度创造方面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当有限，难有作为——除非是像广东、重庆、上海浦东等经济特区拥有相当大程度的自主权，也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意识形态。
　　我们曾在“国家软实力”一文中对国家软实力概念产生和传播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其中，对区域软实力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样有意义的重要背景在于，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由于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维持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科学发展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作为国家的直接组成部分，区域当然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重视软实力的作用与价值。没有区域的配合，国家对于软实力的重视就沦为空中楼阁，流于空谈。当然，前提是区域拥有一定的可以自主支配的软实力资源，或者是对于某些软实力资源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支配权，事实也证明确是如此。实际上，虽然相对于国家而言，区域操作的自由度明显有限，但是在某些方面，区域主体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而这些方面，也便构成区域软实力的资源基础或者说载体。2004年发布的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的科研成果——《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影响和决定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因素很多，但城市软实力至关重要。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城市竞争软实力的制高点，要以文化延伸应对城市的“特色危机”。《报告》认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竞争将进入以软实力为标志的新阶段。《报告》的这些结论对于区域软实力研究与实践具有两方面重要的启示——《报告》不仅提出软实力因区域而不同，各个地方在提升本地方软实力的问题上还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而且强调软实力是区域竞争的关键着眼点和着力点，对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很多人——包括学术界和政界人士——都在谈论“区域软实力”或者“城市软实力”，但是很少有人给这两个概念一个明确的定义，仿佛其涵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实际上，各方的理解和界定都不一样。对这个概念比较权威的界定来自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施》一书。在该书中，区域软实力被定义为“在区域竞争中，建立在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服务制度和服务行为）、人力素质（居民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合。这种‘软’的力量能够吸引区域外的生产与消费要素，协调本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提升本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品位，塑造良好的区域形象，提高区域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这一定义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强调了区域软实力基础的非物质性，其二是列举了区域软实力的各种组成要素，其三是指明了区域软实力的资源基础。实际上，无论是对哪个层面上的软实力的界定，人们采用最多的一种方式就是列举资源基础或者构成要素。这说明人们对“软实力”概念本身有一种无法言喻，或者至少不能准确表述的理解的局面，正是这种理解指导着人们对软实力组成要素所进行的判断、筛选，也正是这种理解使得人们只能转而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这一概念。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状况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还远不够充分，核心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的阐发。
　　在区域层面上探讨软实力，其意义在于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当前乃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之所以明确强调是精神力量，是因为人的物质力量并没有与精神力量相同的价值。人们固然可以减少对技术的使用，取而代之以人力――典型的如以步行取代驾车――但是这种取代不可能大规模地、系统地和彻底地实行。这样的取代是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意味着社会的倒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印度，尽管很多人呼吁回归乡村社会――这类人以圣雄甘地为代表，他们认为印度的社会根基在乡村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历史前进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印度社会的城市化还是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着。目前，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由于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成为唯一选择。本质上讲，传统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就是从依靠资源向依靠人类自身的心智能力的转变――可持续发展模式将以人的心智能力为中心，围绕着培育、动员和发挥心智能力而展开，因为“可持续发展”只是提出了目标，它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提高生产效率就需要实施技术的改造升级；进一步分析，技术改造升级有两种实现途径――引进合适的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就技术引进而言，一方面，更先进的技术需要配之以具有更高知识水平和精神素养的操作人员；另一方面，技术引进总是有限度的――可能是因为市场上再没有或者难以找到适合具体需要的技术可以引进，也可能是由于技术所有者不愿意提供――人们迟早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提高技术水平；再者，技术引进也是一个不大可靠的选择――多年来，中国企业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试图以市场为代价，从国外竞争者手中获得自己想要的技术，一次又一次的结果却是市场倒是真个送出去了，技术居然也没捞到――正是这类沉痛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决心。至于从国内其它地区引进技术，承接其它地区的产业转移，则面对着至少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很可能会遇到引进的技术已经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因为其它较发达的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一般属于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的类型，而且极有可能正是因为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违背了国家环保与节能政策，才被迫迁出――即便还没有严重到这一步，这些技术也对提升区域生产效率的贡献有限；其二，承接产业转移需要以相应的经济环境为基础，缺乏这种基础就只能错失良机，如果还要勉为其难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除了这些之外，经济安全和自主知识产权也是技术引进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区域都此路不通，可以相信，某些区域还是在相当的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技术引进来解决技术改造升级的问题的，只是各个区域对于自主创新的依赖性要比人们一般认为的要强得多。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纷纷倡导走自主创新之路并制定自主创新的规划，就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而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自主创新战略势必要求得到中国的主要地区和多数地区的贯彻。而就自主创新而言，众所周知的是，它严重依赖于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以及激励创新精神的文化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依赖于人们的心智能力。如果说传统模式主宰的时代是“资”――资源和资本――本时代，那么，可持续发展模式主宰的时代就是智本时代，人本时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区域软实力是指一个地区通过直接诉诸心灵――或者说精神――的方式，发展、动员和发挥区域内外的心智能力的作用来达到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能力。这样说来，区域软实力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区域征服、占领外部心灵的能力。如我们所知，征服、占领心灵不能靠武力，也不能靠任何其它的强制手段来实现，只能以吸引、感化和道理说服的途径来达到。而这种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争取对象的能力就是软实力的一部分。其二便是区域内部的心智潜力。动员区域内部心智潜力有赖于激发民众的创造激情和提升、实现他们的创造潜力。也就是说，一个区域只有充分发展、调动、整合区域内外的资源、能量，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自己。
　　在界定了“区域软实力”的涵义之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它的资源基础或者说载体。我们认为，区域软实力的来源分为区域文化、公共管理、人口素质等三个方面。很多人在此谈论“公共服务”而非“公共管理”。实际上，公共服务属于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公共服务，而且还包括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是有政府行为介入的一种服务机制，可以由公民根据个人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选择，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公共行政则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一种权力机制，带有强制性，公民必须接受，涉及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等级式的。众所周知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一般都是带有强制性的，属于公共行政范畴，可是这些政策也是一种软实力资源。所以，我们认为，使用“公共管理”这个概念更为准确。不过，很多人并不对“公共服务”、“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做这样严格的区分，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三个词说的都是一回事，可以相互替换。这实际上就是在“公共管理”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
　　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直接地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劳动力数量、投资、技术和制度体系。其中，投资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设备、厂房等实物资产类的投资，其二是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普通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等。为了强调人力资源类投资，我们将其单列出来，而以“投资”代表实物资产类的投资。另外，制度体系又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在这两类制度中，正式制度主要由各级政府提供和决定；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由文化、习俗与惯例等构成。按照流行的提法，我们把正式制度简而化之为制度，直接将制度体系划分为制度和文化两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体系的发展直接地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投资、人力资源、技术、发展路线、制度和文化几个方面。显而易见，人力资源、发展路线、制度和文化属于软实力资源。其中，地方的发展路线和由由地方政府设置的制度都可以纳入公共管理范畴。因此，综合起来看，区域软实力资源就包括文化、人口素质、公共管理三大类。
　　前文指出，人的心智能力是区域软实力的核心。软实力就是区域所掌握的心智能力，以及维持和吸引心智能力的能力。其中，维持和吸引心智能力的能力本质上也还是一种心智能力，是体现在政府政策和公共服务之中的心智能力，而且它与民众心智能力的未来格局和总量相联系。从结构上讲，它是一种宏观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力，影响着区域心智水平，引导着心智结构演变的方向。众所周知，区域人口素质对于区域所掌握的心智能力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其它方面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素质越高，人的生产和创造能力就越强。
　　至于文化，新制度经济学谈论“文化”时，主要是在思想观念、惯例、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而在谈论软实力时，人们对于文化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在文化产业和事业，文化产品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这类人心目中，“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音乐、舞台表演、电视电影、动画动漫、旅游等可以产业化运作的对象。他们认为发展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发展区域内的文化产业和事业，挖掘区域内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更大的力度上依靠文化资源来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最近几年，浙江、广东、河南等省都提出了将“文化大省”发展成“文化强省”的战略，还有很多地区进行“考古”活动，挖掘区域内的历史名人遗迹，为了吸引旅游者或者打造产品品牌极力赋予本区域以精神意蕴，并积极申请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保护。概括地说，这些观点和做法意味着通过创造文化价值或者文化附加值的形式来发展区域社会经济。第二种观点则在独特的精神、品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发展区域文化就是要建设一种独特的民众精神和官员品格。例如，人们认为“浙江精神”是浙江突出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浙江省政府也提出“浙江精神”要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涵纳新的内容。同样，上海也一直推崇海派文化，倡导“海纳百川”的精神。而习近平则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在传统的海派文化精神基础之上添加上了“大气谦和”一项。这种理解与制度经济学中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可以说，这里所谓的“文化”，其核心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一种处世的原则与态度，文化孕育了精神，为这种精神提供支持。
　　一般人们所说的地域文化，与特定的区域环境相适应，是在封闭、稳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以来，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传媒的兴起迅速改变了地域文化的社会基础。一来，与传统农业社会里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延伸到社会基层，必须依靠地方乡绅来实现统治的情形不同，革命之后的整个中国被整合进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从此，即便是社会基层，也不仅能明显感受到中央政府的号令，而且其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共同的中央政府的强烈影响，更何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几次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民众的心理影响极为深远；二来，城市化使得中国的各个区域变得越来越开放，区域相互之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频密，人员跨地域，甚至跨国流动性越来越强，每个地方的民众都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构成，拥有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影响，人们的地域特征就会逐步减弱；再者，市场化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局面，将大多数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市场体系中，用统一的市场逻辑来主导其思想，用无差别的市场法则来约束其行为；另外，现代传媒的出现，使得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精神上生活在一个广阔的时空范围中。在这种世界平坦化，地球村落化的趋势下，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势必越来越趋于理性、宽容和一致，地域文化特色也就失去其意义，逐渐弱化乃至消融。例如，现在，无论本地区是否拥有相应的地域文化根基，很多地方政府都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改革创新的精神、开放的精神等，甚至一些个人也会将其中的某些话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来勉励自己。这些实际上都是时代精神，也是中央政府的号召，与地域无关。
　　无论是输出人口的区域，还是输入人口的区域，其文化的地域性都在逐渐消融。对于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城市，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其变化也确实相对更为显著，不过欠发达的、人口变化以输出为主的区域也同样发生着不小的变化。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已经处于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之中，而且从这些地方出去的人与自己的故乡还保持着联系，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在受到其它地域的影响，也会将这种影响传播回故乡。另外，这些地方的民众普遍会通过电视、收音机等媒体来了解外部世界。只是由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保持着相对更强的延续性，这些区域的传统文化精神得以更多的保留。在某些人看来，因为各个区域不再拥有鲜明的个性，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色危机”。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民众的文化精神不再主要取决于其长期居住地，而是取决于他归属于其中的某个群体，或者说文化精神不再按照地域划分，而是按照诸如职业之类的身份来划分。
　　在这种地域文化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很多地区仍然表示对它的重视，主要是出于对调整和贯彻政策路线，实现区域发展目标的考虑，也就是说，是地方政府根据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政策路径来选择和调整某种具有传统根基的精神。例如，习近平提出在上海精神中加入“大气谦和”一项，就是为了引导上海市政府和民众抛弃“老大”意识和利益独占的观念，给区域合作营造精神氛围，与周边区域共享发展成就。另外，人们也认为浙江精神必须与时俱进。2005年，浙江人在2000年提炼出的16字浙江精神――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基础上，又把浙江精神提炼为12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12字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也有对中央政府的理念与政策的响应，还包涵了新施政理念和方针的线索；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感受到显著的时代气息――其中所使用的语汇都是人们在各地和各级官员讲话中可以听到的当代话语。中国悠远漫长的历史为各地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以致多种精神主张都可以找到历史渊源，都能够以发扬地域传统文化精神的名义来进行――当然，这种文化多样性也正是一种生命力的保证，一个没有文化弹性的人群是脆弱的；另外，这种传统的存在以及以传统的名义来进行，也有利于人们的精神转变――人们可能因为别样传统的存在而相信别样的精神原本就蕴藏在自己的文化基因里，自己的精神本来就是有弹性的，从而对精神转变更加抱有信心，转变就更加顺畅。不过，在当前地域文化还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一些地区还是可以或者已经在采取因势利导的方针，运用民众的心理特征来发展社会经济，而且民众也一般拥有地域文化自尊心和优越感，愿意强调和突出地域特色，这也有助于地方政府因势利导方针的实施。
　　在我们提到的三种载体之外，有人将“区域形象”作为区域软实力资源之一。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国家软实力资源时面对“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资源之一的观点一样，“区域形象”同样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实际上分为地方政府形象、地方民众形象、地方自然环境形象以及地方发展形象等等一系列子形象，是区域文化、人口素质、公共服务的吸引力的一种反映。因此，我们认为，“区域形象”不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域软实力资源。实际上，人们选择离开或者留在某个区域来开展事业时，他们对区域的了解要深刻、全面得多，远不是停留在形象层面的把握上。也就是说，是形象背后的真实状况真正具有或强或弱的吸引力。
　　另外，在谈论区域软实力时，人们常常提到人居环境和宜居指数这两个概念。有些人将区域的人居环境当作人口素质、公共管理、文化之外的第四项区域软实力资源。这些年，政府部门和民间也都有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定量分析和排名。笼统地讲，人居环境确实是影响地区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可以算是一种软实力资源。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一个地方的宜居程度取决于地方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环境和人口素质。例如，影响生活环境良好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购物环境――显著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经济发达城市的购物条件勿庸置疑都是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另外，其中的自然环境，既取决于区域原初的生态环境，也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与政策。因此，人居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主要由四个更加基础性的维度构成和决定，说它也是一种软实力资源并不与我们前面提出的框架冲突，人们可以用“宜居指数”来综合衡量区域软实力三个维度的表现。（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