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
一、理性分析和看待“改革大争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按照一般的常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快要步入30年的前几年，应当是一派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盛世的景象。然而却恰恰相反，却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中生起了“烽烟四起”的大争论。尽管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强调“不争论”，甚至还把“不争论”作为自己的重大“发明”，但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满30周年，就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争论。而就争论的广度、深度、时间的长度，以及参与争论的人数，则以2004年以来的第三次争论最为剧烈、最为深刻。前两次争论，参与者主要是学术界。在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界。第三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所有方面方；参与争论者，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等广泛领域，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的群众也踊跃参与了进来。
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我国人民不承认和珍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吗？不是。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近些年来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超越了人民能够忍受的程度；二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多方面的分歧。
有些人总是喜欢划“派”，说“大争论”是“左派”和“右派”、或者说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争，但迄今为止，大家一直没有找到有谁发表“反改革”宣言。实际上，“大争论”涉及的都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如果说有反对意见，反对的并不是“改革”，而是反对改革中的“某些错误过程”或者“某些失误举措”。那么，哪些是“错误”，哪些是“失误”，就发生了各种相左意见的碰撞。
有不少人把我国近几年烽烟四起的大争论看得“遭得很”，不是吗？你看：有人“骂改革”，有人“妖魔化改革”，有人要“否定改革”，有人要“搞资本主义的改革”，真是天下大乱了，这还得了。但就我来看，争论越是“刀光剑影”，我心里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我从这些“刀光剑影”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勃勃，看到国民中都充满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性，都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献计献策。如：有的坚决保护民族工业，声明“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有的坚决反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企改制中的腐败；有的坚决保护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的坚决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理直气壮地为市场经济鼓与呼；有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都是掷地有声的刚阳正气。
但什么是保护民族工业和怎样保护民族工业？什么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怎样保护国有资产？什么是保护民营经济和怎样保护民营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和怎样搞市场经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看法就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了。这就必然发生分歧和争锋。如果大家都异口同声、舆论一律地发表同一种观点、持同一种主张，岂不是太死气沉沉。争论的价值就在于各抒己见，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政策建议。这种争论，可能语言“白刃相见”，文字“枪炮对垒”，甚至闹到要去“公堂诉讼”的地步，如毛泽东所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那也没有关系。问题总是在争论中理清的，办法总是在争论中出炉的，改革是在争论中不断完善的。如此争论，不亦乐乎！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山区贫困农村亲历过贫下中农“端起碗喝稀汤，放下碗歌颂党”的“感人”情景，那个歌颂是真正朴实的表现，绝不是逢场作戏，绝没有装模作样。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水平的提升不知好了多少倍。但在酒醉饭饱时期却滋生出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种“骂声”与争论交织在一起，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复杂，以至出现了“妖魔化官员、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党”的声音。越是如此，我们越是要冷静。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有意见有气者能够在“骂声”中宣泄自己的不满，理论界能够争论，这些都表明我国社会的民主气氛增强了，这显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应该进一步看到，“骂声”和争论还可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因为认真倾听、理性分析各种“骂声”和争论，着力于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其次，还应当历史地看到，我国的改革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无论是党、政府、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在“摸”，在“摸”的过程中都可能踩几脚泥浆、碰几块礁石、陷几次旋涡、呛几口水。这一切，应该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之，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之，以积极的、建设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清理“摸着石头过河”中水深、水速、旋涡、淤沙、泥浆、礁石的情况，开拓未来，为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修桥建路。
最后，必须用历史辩证法分析和评价改革开放中的负面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历史的前进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矢量构成的平行四边形，产生一个总结果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变革与进步。改革不是某个单项的体育运动，一鼓作气就能获得优胜。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有进步和成就，也必定有坎坷、曲折和代价。我们只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而不能两利相权舍其重。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负面问题，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改革还不彻底、新体制还不健全的伴生现象，这些负面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进一步坚持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而倒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还要使全社会都知道这个道理：任何历史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旧的争论过去了，还会产生新的争论。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解决→再产生→再解决→……，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既然有争论，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对此，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与当代主流经济学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一开始就打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以什么来指导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和当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阵线分明的相互对垒，是争论的一条重要风景线。对这条风景线，我觉得既有“亮丽”，又有忧思。
2000年，我与我的学生阙紫康一起发表了《试论中国经济学分化中的三大范式》一文 ，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范式”鼎立的局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改革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唯一的理论范式。改革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并没有衰落，相反，它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
二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开辟了西学东渐的通道，20多年来，随着微观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的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海归”经济学退伍的不断壮大，该范式出现了不断膨胀的局面。
三是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该范式对中国经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科学共同体”，客观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该范式理论抽象程度低，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往往不被人认可。因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这两大营垒及其矛盾就特别地突现了出来。
2006年秋，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讲了这样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
第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不断地创新；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入宪了的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与时俱进和永葆生机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锁定在19世纪。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决不能搞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像马克思本人具有博大胸怀一样，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有博大的胸怀。这个博大的胸怀不仅表现在要敢于修正150多年前提出的、已经被现实实践所证明了的某些不合时代情况的理论，更表现在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敢于和善于对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所从事和倡导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理论和政策给予认可和支持，不断吸收和整合原来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第二句话“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也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要谦虚；第二，当代主流经济学要善于与各方合作”。我非常赞同的樊纲教授的一句话“经济学的谦虚”，这是他给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做的序，我想他的话主要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所讲的。多一点谦虚，少一点“帝国主义”，皆大欢喜也。
在中国本土上，图谋建立某种单一范式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把中国的经济学简单地分为“马克思主义派”和“西方经济学派”两个对立派别，来个你死我活，对谁都没有好处。也不要简单地把当代西方经济学都看成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西方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融合在一起，成为分析市场、价格等很方便的有效工具。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特别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工具，来个新的“中体西用”，岂不是更好吗！
三、必须科学分析和超越新自由主义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也是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重要内容。有得认为，改革开放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新自由主义泛滥直接相关。有的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如果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就等于否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加入WTO”。因此，必须科学分析和超越新自由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上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也几乎覆盖了世界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这些年的争论就理论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新自由主义是指导改革的明灯，还是搞乱改革的祸水，莫衷一是。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一些合理内核对我国改革产生的积极意义。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市场化、贸易国际化、发展私营经济、反对政府垄断，其中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全能政府模式，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所内涵的一些极端化倾向也给我国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深刻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分析这一问题：既不能简单地批判和谴责新自由主义，说它是祸水；也不能盲目地拥戴和迷信新自由主义，说它是明灯。而是要超越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提出某些合理内容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极端化倾向，它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观点是：（1）具有无限崇尚“市场神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情结，完全否定市场机制二重性所具有严重局限性和缺陷；（2）具有无限崇拜“私有制神话”和仇视公有制的情结，把公有制看成是政治独裁的根源，认为公有制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经济制度，因此主张彻底的私有化。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3）具有仇视政府的情结，完全否定政府权威，把任何政府干预都看作是政府独裁专制和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把任何形式的计划都看作只会给经济活动带来低效率；（4）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图1.2勾画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和极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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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和极端倾向 |
超越新自由主义首先必须立足国情，努力实现改革理论的新突破。超越新自由主义，不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的制度与规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历史传统，注重其应用的内生化与本土化。
四、必须科学分析改革攻坚面临新的时空条件及其规律
第一，关于“旧的旧体制”与“新的旧体制”。改革经历30年的时间，改革攻坚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原有计划经济旧体制，但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不可能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存量。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过程，每一改革时点建立的新体制因素，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对这种新体制的不断检验。其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就会继续保存和完善；二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了一段时间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后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因素时，客观上则要求再革除这种“新体制”因素。对这种“新体制”可称之为“过渡性体制”。可以把旧体制分为两类：一是“旧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新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随着改革时间的延续和改革程度的加深，“旧的旧体制”逐步减少了，而现存的旧体制大多属于“新的旧体制”。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攻坚中，不断探索对各个阶段不同旧体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举措。
第二，关于“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改革既然有收益，也必然有成本。在改革开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较低，由于那时人们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国家对人民也具有“还账”责任，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国家支付。随着改革的深化，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就越来越高，国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门和个人支付。这就是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无论是“改革边际收益递减”，还是“改革边际成本递增”，都会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甚至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骂起娘来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和“骂娘”来。
第三，利益的多元化和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以利益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形成全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多元利益主体的活动必然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国家部委、国家事业部门、中央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利益导向竞争为动力的市场机制固然会使整个社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微观经济活动常常在整体上体现出来的是规则凌乱的“布朗运动”，需要国家的协调，而国家的协调要依靠各个微观经济单位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所有利益主体首先着眼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国家的改革方案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自身有利，就能够与政府同心同德；如果不利，则会成为与政府“抗衡”博弈力量，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博弈主要表现在：（1）个人（公众）之间的博弈，如岗位、升迁、声誉、利益的博弈；（2）企业之间的博弈，如市场份额的博弈；（3）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如管与放、增税与减税的博弈；（3）地方政府内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如政绩博弈；（4）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如分权与集权的博弈；（5）非政府组织内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6）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博弈；（6）国家部委内部和国家部委之间的博弈，如事权、政绩博弈；（7）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部委等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博弈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对策、反对策、反反对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种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矛盾和摩擦。图1.3描述了全方位博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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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全方位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