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中国人民走的第二次新的长征，这次长征比第一次长征规模更加浩瀚，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时间更加漫长，迄今还在继续长征。要成功地走好这个新的长征，不仅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必须有能够顺利达到预期目标的周密行动路线图。
一、路线图之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历程
长征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改革之河”的石头是一脚一脚探出来的。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有“革命阶段论”，西方经济学有“经济发展阶段论”，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也有着自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开放阶段论”。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9月，即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试点和第一、第二步利改税；实行了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改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前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国民基石，而国有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则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破题开启了新的战场。
第二阶段：1984年10月～1992年1月，即从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指出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的活力；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突破，也是这一阶段改革成功的理论支柱。
第三阶段：1992年2月～2003年10月，即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基本内容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前进。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宏观体制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入WTO；加快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推进“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和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和论述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这也使我国的制度创新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
第四阶段：从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以及今后10～15年。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宏伟历史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全面系统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攻坚”的战略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次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高度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进一步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近30年的思想理论、改革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系统的总结。
二、路线图之二：多层面、多维度的组合操作方式
任何革命和战争的路线图都不会是一组平行的直线，而是纵横交错的布局线，改革也是一样。改革的发展阶段与改革的操作方式则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整体的路线图。如果我们对过去近30年的改革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透视，那么，改革的脉络、轮廓及其规律性，就会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从改革的进程来说，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改革的程度来说，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改革的方式来看，则有三种情况：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三是上下结合的改革。
1.关于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农民的饥饿逼出来的，因此，农村的改革自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而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是由农民在饥饿中被迫自发创造的。农民是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然后是曝光。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进行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一种顽强的、自发成长的生命力，它在我国走了一条开始时被限制、后来逐步放开、然后大发展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路，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2.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
如果把开放也作为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那么，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尽管基层和地方都具有对外开放的内在冲动，并且或明或暗进行着对外经济交流，尽管诸如建立经济特区等政策是由地方申报和建议的，但无论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还是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都是先由中央政府作出决定，然后再从上到下贯彻实施的。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大经济特区的设立发展，沿海十四个城市和几个沿海成片地区的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崛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成就，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实施，为中国内地的扩大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30年前，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改革”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时，同时也把“开放”二字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改革开放”，四个字紧紧凝结在一起，互相促进，不可分割。“开放”二字，有时比“改革”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总体上说，改革引导着、促进着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当改革处于“胶着”的时候，开放对改革又起着“倒逼”的作用。在中国，有时候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而使某些改革方案不能出台，或者出台后在贯彻实施中遇到重重障碍。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通过对外开放将当代成熟的国际市场竞争机引入到了国内。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建立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外经贸体制，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使某些资源的国际价格逼近国内市场，加速了国内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使大量外资以及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实际上是将激烈的国际竞争传导到国内，从而给国内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倒逼着国内企业加快改革步伐。这样，对外开放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又转化成了微观层面改革发展的驱动力。
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决定，谁也没有权力取消某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审批制度。审批制度一般来说并不是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而是改革开放过程形成的一种“新的旧体制”，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渡型症状”或“过渡性新体制”。对这种“过渡性新体制”的不断产生和不断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
3.关于上下结合的城市国企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国有企业改革。城市国企改革，是典型的上下结合式的改革。职工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则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全面提高国企效率，从而提高综合国力，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现社会稳定。上上下下都具有改革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在推进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举措，既有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出台的，也有企业自己制定的。改革的成果，则三方分享。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