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2007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发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我们特别注意到，报告关于文化产业的一节以“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为题，对“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论述，作出了新的诠释，即“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从“十六大”到“十七大”这五年间，我们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性，而且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如何”实现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战略路径的深入思考。“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诸如“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以及“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与文化产业有关的重要表述，无不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在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文化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创造”并“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创一个文化发展新时代的自信。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高起点上。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早已举足轻重，并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经济大国，但是在文化建设上还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继续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十七大”之后的重要任务。
一 总体态势：基本判断和主要特点
2007年，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予以空前的关注和强调。1月23日，胡锦涛同志主持第38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6月16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提出要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向全党发出了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的号召。10月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描绘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对下一阶段文化建设任务作出了全面阐述和具体安排。
很显然，政策面的重大动向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迫切和务实的新阶段。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开拓出文化产业新的发展空间；新闻出版媒体“整体上市”，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技术进步酝酿突破，广电和电信产业的融合稳步推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逐步成型，所有这些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总体形势都令人鼓舞。
（一）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文化产业提速特征明显，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根据刚出版的《经济蓝皮书：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提供的数字，我国经济连续数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且速度逐年提高。2006年GDP增长11.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7年我国GDP达246619亿元，增长率达到11.4％，达到本轮经济周期的最高水平。如果2008年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在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GDP增长率即使有所回落，也将保持在近11％的水平。据专家分析，我国国民经济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8年在8％以上的区域运行，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周期波动“良性大变形”。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资源配置机制转型的结果。
2007年5月，在第三届深圳文博会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6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测算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增长态势。据初步测算，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5年增长17.1％，年增速高出同期GDP增速6.4个百分点，快于同期第三产业年增速68个百分点。此外，2006年文化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41％，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均比上年有所提高。据测算，2006年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是2.45％，比2004年提高0.3个百分点；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有1132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为1.48％，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4.0％，分别比2004年提高0.16和0.24个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我国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2005年，文化产业“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的增加值之比是37∶20∶43，从业人员之比是31∶17∶52；2006年三层增加值之比是42∶18∶40，从业人员之比是34∶17∶49。可以看出，核心层在总量结构中所占比重有明显提高，显示出我国文化产业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在存量领域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增长，引起了总体结构的良性变化。
（二）人均收入不断增长，文化消费空间进一步扩大，度假消费模式出现转型
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2007年将突破2200美元。消费结构的升级成为推动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因素。文化消费也不例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元，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591.1元，比上年增长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87元，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305.13元，比上年增长10元。据此估算，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总量约为5700亿元，比上年增加800亿元，增长18％。2007~2008年，由于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国家连续出台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重大措施，预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分别增长12.5％和10.9％左右，高于前两年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将分别达到8.5％和8.0％左右，高于前两年水平。人均收入的增长将继续推动消费需求增长保持在12％以上。假定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比例不低于消费总需求的增长比例，2007年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将达到6300亿~6600亿元的水平；2008年将突破7000亿元。
2007年在文化消费方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继“五一”黄金周旅游人数再度增长20％后，“十一”黄金周接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了0.5％。多年来持续上升的黄金周旅游人数，遭遇了第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引发了关于“法定带薪假日”问题的讨论。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条例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法定带薪休假”的实施，将在保持全年节假日总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将“集中度假”改为“分散度假”。这一条例的实施将改变以往依靠国家强制性休假增加消费需求的做法，对休闲环境的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有利于消费模式的转型和文化旅游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三）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文化产业存量领域与资本市场开始全面接轨，新闻出版媒体“整体上市”破局
2007年将因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全面接轨而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记下醒目的一笔。早在2005年末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就已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过“运用市场机制，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联合、重组，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目标。2006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的要求，依靠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成为各界的共识。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自2005年经历“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又于2006年启动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结果不仅市场规模出现了突破性的变化（上证指数从2005年的1000点上升到2007年的6000点，股票市值增长到30万亿元），而且市场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板、二板、三板市场），过于狭小的市场格局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都为文化企业上市准备好了条件。
从2007年开始，上市将正式成为文化市场主体规范化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从1999年和2000年博瑞传播和赛迪传媒分别买壳上市开始，在“有限开放”的资本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新闻出版媒体产业化的先行者的身影。2007年4月，新华传媒在继2006年通过华联超市借壳上市后，实现向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上海中润广告有限公司定向增发，突破了传媒上市的一些传统壁垒，实现了“准整体上市”。10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首次宣布，中国政府将完全放开符合产业发展条件并经过批准的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在国内外上市，并不再要求它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2007年12月13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公司IPO完成路演并于14日开始接受申购，成为国内第一家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新闻出版企业。当日，“辽宁出版传媒”就以329.53%的涨幅名列两市第一，以优异的表现为中国新闻出版媒体“整体上市”元年画上了句号。
（四）技术进步酝酿突破，广播电视和电信产业融合稳步推进，新型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值得关注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始终指向“三网合一”的方向。我们一直认为，广电和通讯两大行业的合流动向，代表了中国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2006~2007年，这两大行业的基本动向是：业务主线不断接近，技术进步酝酿突破。
从数字上看，广电业依旧是快速、平稳发展。2006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为1099.1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8.04%。如果不出现重大变化，2007年还会保持20％左右的增长。从整体上看，广电业的传统业务基本饱和，只有在数字电视以及视听新媒体（如手机电视）等方面出现重大突破，才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变化和快速的增长。通讯产业在整体上也是平稳快速增长，2007年在2006年基础上再次增加1亿用户，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到3.68亿户和5.46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8亿。通讯业整体上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技术将带动硬件设施新一轮投资，2007年新增非话音业务收入占全部新增收入的比例达到63%，而新型视听业务将带动业务结构的升级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依旧是网络。2007年互联网报告显示，从2006~2007年，网民数量增加31％，增速大大加快，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一个最新的发展动向是出现了近4500万用手机上网的网络群体，人数比2006年增加了2.26倍。如果将这个数字和广电业视听新媒体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渐行渐近、日益清晰的现代传媒产业大融合前景。
数字化内容服务领域再度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仅就网游市场看，2006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65.4亿元，增速高达73.5%，为通信、IT产业、媒体和传统出版等相关行业带来直接收入333.2亿元，拉动率达到1∶5。预计2007年将突破125亿元。奥运在即，中国的网游企业掀起了新一轮海外上市热潮。北京的完美时空和金山软件、上海的征途（现更名为巨人）、福建的网龙等四家公司相继赴纽约或香港上市，将2007年中国游戏产业发展推向了高潮。
从产业发展新趋势角度，我们认为2007年异常火爆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将成为继2005年“超女”、2006年“一个馒头的血案”之后一个新的、值得研究的产业融合现象。《士兵突击》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内容受到普遍的好评、收视率居高不下，而且在于其传播的模式完全超出了传统模式。从2006年开始在地方台播出，到2007年红遍全国，该剧传播的最大特点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动的“网络化”模式。据统计，截至2007年12月底，“士兵突击帖吧”已发的帖子超过了250万篇，活跃的“粉丝”数以十万计。这种网上的传播与各地电视台的循环热播，相关音像制品和书籍的热卖，甚至是无数网民参与剧本、情节乃至人物的再创造，在2007年形成了独特的大众文化景观，昭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业态。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网络推出了《士兵突击》，是网民参与创造了“许三多”等一批新型偶像，这种新型的数字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五）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政策逐步成型，文化产业基地建设走向规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形成“北京模式”
自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结束，《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我国文化产业从突破走向规范，文化政策的创新就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十七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将本轮文化政策创新推向了高峰。
动漫游戏产业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动漫游戏产业领域政策的创新已经走在前列。2006年4月，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等十部委《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4月，组建了“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并启动了“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在“部际联席会议”这一创新机制的作用下，各地动漫产业基地建设进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北京市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仅仅两年时间，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为协调机构，以《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为政策依据，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政策实施手段，“政府引导、产业主导、企业主体”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整合了资源，启动了市场，令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北京的发展经验说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人均收入还在全球居于中低水平的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要依靠文化主管部门，更要依靠包括综合经济部门在内的政府各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不仅要依靠一线文化机构，而且要依靠政府、文化机构以及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全面配合；不仅要有创新产业政策的扶持内容，更要创新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提升政策执行力，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 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我国文化产业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凭借着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面临向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伸展和完善的艰巨任务，发展与改革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将出现更复杂的变奏。文化产业作为工业化后期的产物，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后工业化的产物，在中国还处在“破茧而出”的阶段，从观念、体制、机制、政策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综观文化产业这几年的发展，我们认为，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还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还具有从长期被束缚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后的“恢复性增长”的性质。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体制性的束缚依然较大，出自市场本身的、内生性质的产业发展还没有普遍出现。总体上来说，观念突破的理论深度要大于体制改革推进的实际程度，产业发展破冰的意义要大于产业增加值增长的意义。统计标准不一、数字缺乏，令我们事实上难以较为客观地把握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真正的问题所在，各种出台的政策还带有很大的摸索性质。
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从问题层面看，由于宏观经济形势过热，存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面临市场化程度不足的制约；由上市重组推动的新一轮洗牌有可能造成过高的市场集中度，造成新的不平衡发展；财政资金的相对宽裕和预算管理软约束可能造成企业与政府间的不良博弈；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热情有余而认识和手段不足，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当前形势，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
（一）宏观经济环境趋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要注意
在盘点2007年宏观经济形势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虽然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持续走高的发展速度已经显示经济形势趋于过热，对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和产业结构失衡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恶化趋势。这说明宏观经济形势存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十五”期间有恶化趋势，实际上造成了对文化产业所依托的消费环境的不利影响。数据显示，2007~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保持在20％以上，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11％左右）和消费增长速度（12％左右）。由于投资增长过快，预计2007年投资占GDP比重超过56％，2008年将进一步超过60％。消费增长虽然速度不慢，但是收入差别扩大的速度大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造成了“消费断档”，令少数高收入阶层奢侈性消费和大多数人消费能力不足拉开了距离，使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最基本生活需求的边缘，这当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根本无力消费文化。
产业结构失调表现为近年来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走高的形势下，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和所占比重的连年下降。根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年均增长11.2％，总体发展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在GDP中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但是进入“十五”以来，却出现了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占GDP比重不断降低的现象。而且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这一现象越严重。有人统计，2002~2006年，全国人均GDP从1135美元提高到2018美元，4年间提高了883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则从41.5%下降到39.4%，4年间下降2.1个百分点。珠三角与全国比较工业化程度更高，4年间人均GDP从3131美元上升到6166美元，提高了3035美元，是全国的3.4倍，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则从48.7%下降到45.9%，4年间下降了2.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全国0.7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投资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以及收入差别过大，造成了人均GDP增长同期服务业比重反而下降这一违反经济学常理的现象。宏观经济环境存在的这些问题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利。文化产业是新兴服务业，由于文化消费缺少刚性，一般排在教育和卫生消费之后，所以文化产业对消费环境以及教育和卫生等相关行业的敏感度都很高，特别容易受到经济结构不利变化的影响。当消费受到收入落差的抑制的时候，最先从账单上消失的往往是文化消费；当服务业发展受到挤压的时候，最先被挤出去的往往是文化产业。
因此，在宏观经济环境趋紧的形势下，需要考虑应对措施以保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如果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具有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的性质，那么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市场本身寻求内生性增长源泉的时候了。
（二）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铺开，文化市场建设滞后问题开始凸显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一直将区分事业和企业、打造市场主体作为中心环节。这是对前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将国企改革作为中心环节的基本经验的成功运用，也的确在微观体制机制上打开了缺口，启动了全面改革。但是，以试点的方法推动改革，往往要借助于“定制性”的政策，形成特殊的环境，在选定的机构进行“试验”，各部门还要全力“保驾护航”。由于这种政策性的微观环境与宏观市场环境不同，所以试点经验的普遍化无异于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更为认真和深入的研究试点经验“可普遍化”的条件，进行大范围市场环境建设，否则将遭遇新的障碍。
这种障碍目前已经出现。随着改革试点结束，一批批文化机构改制完成，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转变为市场主体，市场环境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些已经试点的和将要推行试点做法的单位开始感觉到由于市场环境建设滞后带来的新问题。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如果市场主体没有平等的起点，市场竞争环境就是不公平的，目前的转制企业就面临这种境况。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的开放持续进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转企改制，但是还有更多的文化机构没有改制，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它们在开展“创收”活动时与营利性企业无异，但是仍然享受文化事业单位的种种待遇，在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税收优惠、甚至工资收入等方面，与转制企业相比优越得多，因此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已经转制的企业员工的情绪。
资源的分散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果不存在一个分工充分、各种专业化资源都可以自由配置的市场，就会极大地束缚转制企业的手脚。在目前的文化市场上，还存在大量行政垄断资源（如书号、刊号、报号等）；产品价格信号往往被严重扭曲（如演出票价和电影票价虚高）；商品流通不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如广电机构无偿使用影视制作机构提供的产品）；资产转移时常被低估甚至无偿占用（如为了组建集团，以划拨方式合并资产）；专业化中介机构不能很好发育（存在种种不合理的“准入”限制），等等。这些现象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少文化机构尽管已经“转制”为企业了，但还是要时时处处受到“事业化”的监管，依赖政府出面组织提供各种专业资源，最终导致这些企业不能根据市场需求信号及时和充分地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根据发展的要求自主地实行兼并和重组，潜在的文化生产力不能有效释放。
（三）在整体上市的大门打开之后，要特别注意防止市场集中度过高，形成垄断妨碍竞争
辽宁出版集团的“整体上市”，使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未来的5~10年，中国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改制、兼并、重组的“战国时期”。这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认真研究市场与企业的平衡发展规律，防止过度集中造成垄断、抑制竞争机制对文化创新的积极推动作用。
当我们看到辽宁、吉林、四川、江苏等一个接一个出版和发行机构冲破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条条块块”限制，踏上跨行业、跨地区兼并重组之路，继而走向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时候，的确为多少年来一直束缚出版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被解除而欢欣鼓舞。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消费快速增加，但是文化产业存在“战略性短缺”的国家，培育出10~30个销售额50亿~100亿元的出版集团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当人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做大做强”，提高市场集中度的时候，也要防止出现另外一种倾向，防止我们本来并不多的出版市场主体大大减少，从而大大削弱文化原创者对出版商的选择地位。
过高的垄断将会对出版市场上高品质原创作品的生产产生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些规模巨大的出版集团，我们的出版业还能敏感地向个人的创造性致敬吗？强势的资本话语权和多样化的文化表达权是不是会和谐相处？当资本的力量急剧膨胀起来后，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保障？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深厚、人口众多的国家，应该具有一个大中小型出版机构并举，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发达完善的出版市场，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与繁荣态势。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出版巨头，更需要成千上万个活跃的中小出版机构和个人工作室。
（四）在文化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今天，发展和繁荣文化也要警惕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不良博弈
“十七大”以后，更加自觉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深入人心，全国上下形成了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改革目标远未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财政资金高增幅和财政支出的软约束并存，在新一轮政治周期刚开始的今天，政府高昂的积极性容易导致对文化市场作用的忽视，有可能诱发企业对政府的不良博弈。
比如说，在文化产业发展遭遇消费乏力的抑制的时候，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也可以通过财政购买服务为产业部门输入新的发展动力。但是相比较市场在推动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方面的主渠道作用，公共文化服务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和拉动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依然是补充性的。如果动辄政府直接上阵大举兴办各种豪华的文化工程，提供免费的文化大餐，可能反而起到扰乱市场，削弱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在改革刚开始，新体制机制还没有落地生根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特别容易出现的。
公共财政要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是近年来写入中央文件的战略性意见，并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在财政增收较快，资金相对宽裕的情况下，重要的问题不是财政是否具备能力，而是能否创新支持产业的体制机制，使得财政资金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都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主导投资资金来源导致投资行为不规范，投资冲动和投资饥渴难以抑制，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和投资消费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在这一形势下，我们尤其要警惕，过于慷慨的财政资金支持，却对支持方式缺乏合理设计，可能诱使文化企业把政府作为“客户”，开展不良博弈，降低财政资金的效用。
政府适当的支持可以使产业发展的步伐加快，过分的保护和支持可能使企业依赖于政府，反而造成竞争力的衰落，必须掌握恰当的分寸。
（五）“走出去”虽然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国际文化贸易发展规律缺乏了解，盲目性较大
“十五”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也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十七大”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走出去”的意义更为重大。现在的问题是，对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国际文化贸易发展规律我们所知不多，还需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与深圳文化局于2007年12月共同推出了第一本《文化蓝皮书：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其中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国在加入WTO、加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急遽提升的过程中，文化贸易也在国际上异军突起。从2002年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确定的有关核心文化产品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已经成为第三大出口国。尽管这一统计数字与国内有关方面披露的数字差别较大，其可信程度、统计口径、统计方法等还需进一步推敲，但至少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再将文化“走出去”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产品出口，而是要积极介入国际文化产业的分工体系，并在这个分工体系中成为重要的原创性内容提供者，不仅仅是为别人复制文化产品。在文化产业领域，我们也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文化产业有些门类本身就具有国际化的性质。这既是由于国内外市场已经无法区隔，也是由于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是成为国内市场合格的内容提供者的重要步骤。比如说动画产业，国际性的发展规律是：后发国家首先承接先发国家动画产业的外包业务，然后再生产自己的动画产品打入先发国家市场。因此，承接外包业务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实际上也是必要的学习过程。如果片面地强调做内容原创，而且一做就是几百上千部集，将难免落入产业陷阱。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动漫产业热”，到处都在设立专项资金，批建动漫园区，冲动性地打造“原创精品”，很可能导致无效投资。
目前，全球化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发展，全球性的服务业外包成为趋势，文化产业领域也不例外。我国文化产业可能不仅要提出文化产品的出口战略，而且要提出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的战略，从国际文化产品制造和服务供应商走向原创文化内容供应商。
分析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我国文化产业是在市场化未完成的情况下，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在体制改革获得突破性进展，产业发展势头已经强劲显现的时候，的确需要回过头来补市场建设不足的课。我们必须学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评估与判断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必须认真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认真研究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性作用，认真研究如何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熟做法运用于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机构改制，以及认真研究如何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有益成果运用于分析文化产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建设尽快合拍，使相关政策的出台更加切实可行，使文化产业在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趋势预测和政策建议
2008年是进入“十一五”规划的第三年，经济仍将在高位运行；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将举行，经济发展的利好因素很多。由于宏观调控力度将加大，投资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财政资金将更多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从而释放出新的文化消费潜力。与此同时，“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将推动新一轮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并带来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
正如前面所说，“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领域观念突破的理论深度要大于体制改革推进的实际程度，产业发展破冰的意义要大于产值增加增长的意义。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新鲜经验，将经过试点证明成功的改革措施加以总结并推广实施；将试点方案已经确定但是还没有完成的改革措施坚定地加以推进，尽快取得试点经验；在那些在观念上已经实现了突破的领域尽快制订出改革措施进行试点。总之，要在市场经济的实践基础上，围绕“合理性设计”这一核心理念，落实近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文化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有序推进发展。
总体上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学会像管理经济工作那样动用多种手段调节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体制改革从局部性试点走向全局性实践，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政府职能转变进程，关注市场经济环境的完善。在文化企业上市推动要素市场迅速成型、文化市场集中度迅速提高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扩大市场准入和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在以往对于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错误的思想观念已经基本扭转、文化市场日益与市场经济大环境融汇一体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研究市场经济基础上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一句话，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使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和市场经济内生的过程。
（一）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要以多种手段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以扩大供给为主，兼顾需求的组合政策
前面说过，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因此必须研究解决的办法。经济学家认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可以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指向需求，依靠财政出资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弥补低收入群众基本需求的不足，这种做法可以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订单，对产业部门有刺激作用；另一种是指向供给，以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收等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政策手段，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开放市场将增加供给，使价格降低，进一步刺激需求，并拉动新的供给，因此形成良性循环。第二种方法对产业部门的激励作用更大，因此往往成为经济学家改善宏观经济环境的首选建议。
客观地说，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财政收入增加亦较快的情况下，第一种办法对政府官员有较大的吸引力，因为相比较近年来年均20%~30％的财政增收幅度，拿出来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实在是个小数字。但是，我们还是个处在文化体制转型中的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精神和规则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动用财政资金大肆兴办公共文化服务容易引起体制的行政性复归，增加下一阶段改革的难度。相比较而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生存经验，因此，第二种办法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已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能够给予更多的生产者以新的发展机会，是更符合改革精神的选择。
当然，由于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还在初期，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管理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放开市场准入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选择可能是两种办法的组合，即以扩大供给为主，兼顾需求。一方面放松管制，加快市场开放的速度，鼓励民间资本兴办文化企业以及加快国有经营性文化机构的转企改制，生产和提供更多价格低廉、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大多数人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要。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财政拨款以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弥补部分群众基本消费需要的不足。
（二）在改革全面推开的形势下，应该从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转制和改制为中心，走向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并重，全面建设市场经济环境
我国文化领域的开放基本上是和改革开放同步启动的，但是直到本轮改革试点才从以“搞活”微观企事业单位为目的的“双轨制”式的改革进入到全面改革，涉及政府职能转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才提上日程。但是总体上来讲，目前仍然强调推动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配套措施”仍然具有试验的性质，往往做“例外”处理，一事一议，不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在改革的初期和试点阶段，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但是根据目前先行试点的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如果要将改革在全国推开，已有的做法可能就不充分了。
因此，我们需要研究，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推向全国，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关键命题是不是开始转向宏观环境？如何能够使改制后的企业有一个较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如何能够进一步规范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给予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以国民待遇，从而在文化领域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府如何能够更多地采取经济调控的手段，通过市场管理文化，从而与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更加合拍？是否可以将种种临时性的、任意性的、有时是地方性的、未经过缜密和科学论证的实施意见进行清理，将政府行为规范化和法制化？是否可以将政策性的安排转化为制度性的建设？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一个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市场主体不可能健康成长。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成为本届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也是2008年改革工作的重点，文化管理部门也不会置身事外。
（三）新闻出版业整体上市突破后，应该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兴办中小型文化企业和个人工作室，形成大中小并举的文化产业格局
2007年已经实现了媒体内容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联姻的大门已经打开，2008年无疑将成为“文化产业上市年”，涌起中国文化产业兼并、重组的狂潮。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契机，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各个领域，鼓励兴办各种中小型文化企业和个人工作室，将体制机制创新落实为人民群众大规模的文化创业热潮。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群众中间巨大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创造热情正在觉醒。迄今为止改革的伟大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建立和技术的进步，致使绝大多数文化产品都可以成为个人排他性的消费对象，因而使多数人和个人的多数文化权利的落实可以通过市场直接实现。正是这一点大大推动了我国现代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目前文化产业的制作能力已经相当可观，文化市场的数量空间已经充分扩展，缺乏的是有意义的内容原创；需要的是进一步提升原创能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而做到这一点，只有降低市场准入，完善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激发每一个人的文化创造力才行。
近年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内容原创的重要性，但是未必有很多人认识到最适合激发个人自由创作的是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制度。如果经济资源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出资购买艺术品或资助艺术创作就会在创作者间形成竞争关系，创作者对于出资人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就不会有独立的精神表达，也就不会有高质量的原创作品。而如果经济资源分散在许多人手上，就会在出资人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创作者的精神较为独立，创作自由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建立更多彼此竞争的文化企业。
（四）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观念深入人心之后，更要深入研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文化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避免转企改制简单化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我们提出了“新文化发展观”；全面梳理了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扭转了长期以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张皮”，以市场的方式搞经济、以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搞文化的观念障碍；开创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目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构建文化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强调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种性质的文化机构区分开来，开启了中国文化企业走向规范化建设的关键一步。但这仅仅是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创新的开始，还有很多问题要深入研究。比如说，在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对一个股份制文化企业，如何进行内容监管，保证先进文化的建设方向？“整体上市”将使文化内容的选择权向社会资本开放，如何有效保障文化安全？我们显然面临新一轮体制机制创新的挑战。
当前我们尤其缺少对一些特殊行业中的文化企业的研究。演艺业是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演出市场的发展受到文化旅游产业强大的需求带动，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也因此推动了演艺团体转企改制走上了快车道。但是，在经济学界看来，演艺业属于服务业中效率难以提高，存在“成本弊病”的那一类。原因是演艺业依赖于现场演出，“以演员为中心”，不能像出版和广电那样实施大规模复制与传播。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就很难认为，所有的经营性演艺机构都是营利性的，并具有相同的营利能力。不能认为只要是转企，就一定能股份化，甚至就能上市，成为优质的投资产品。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企业无非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形成的契约，但是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没有一个规模不等、类型多样并且进出自由的企业群体，市场就不会活跃。随着文化发展高潮的兴起，我国必然进入一个文化企业体制机制密集创新的时期，在“企业”（营利性机构）和“事业”（非营利性机构）划分的基础上，将出现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这个时期的到来。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工业化的任务已经接近完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十七大”的召开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号召的提出，标志着我们的国家正在进入文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产生了大规模文化创造热情时，才能刺激文化消费的迅速增长和居民文化素质的迅速提高。只有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创造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时，才能真正出现文化创造热情迸发、文化创造力充分涌流的大好形势。尊重文化创造者主体地位，保护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权利，是一个有利于文化创造的文化体制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性质所要求的。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建立起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文化制度，才能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长久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很高的起点！（总课题组 张晓明 胡惠林 章建刚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