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3大方面关系
2008-09-27 15:24:14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人民网9月26日电 26日10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邓小平与改革开放30年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石仲泉认为，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关系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邓小平与开辟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第二个是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体系基础的邓小平理论，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第三个是邓小平与奠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关系。
石仲泉说，改革开放30年，是富强中国的30年。按照十七大所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国人民有这么富强的今天，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关系是不能不讲一讲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是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这条道路的核心内涵和鲜明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
石仲泉:邓小平为开辟改革开放道路点燃的"三把火"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年他决定的三件大事可以看作是披荆斩棘、开辟改革开放这条道路点燃的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就是破除两个凡是，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就是邓小平在1977年5月的谈话，以后报纸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又是邓小平接连发表三个讲话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大讨论是全党和全国范围的一次空前的马克思教育运动，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也开启了改革开放汹涌澎湃大潮的闸门，它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这就是什么呢？首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既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组织路线上看，它既成为了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的巨大推动力，又提供了丰富的干部资源。在从政治路线上看，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把火就是支持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安徽四川等省农民们已经自发的实现了包产到户，但是这个包产到户与当时的政策是冲突的，被看作是异端是不允许的，邓小平支持了这样的异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什么呢？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承包制，这是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我们国家8亿农民得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再加上其他政策的调整农业生产就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难局面。农村经济开始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农民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邓小平介绍这个进程的时候就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的改革要复杂的多，领域也更广阔，难度也更大。但是当年借鉴了农村改革的经验，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物价改革，也无论是财税改革还是金融改革，在一个时期还比较顺利。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都陆续的展开了。这是又一场革命，邓小平把它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将农村改革比喻为改变中国命运的第一把火炬的话，那么它引发的全面改革就是燃遍中国的熊熊火焰。
第三把火就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经济开放首先就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在1979年4月份的时候，广东省委就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听了汇报之后就说“你们广东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我们在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最后中央就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几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春天，他就考察了正在建设的深圳、珠海、厦门特区。针对当时的许多议论，他指出“深圳特区是个实验，一切由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深圳搞了这么些年，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便成了工业基地，并且打响了国际市场，这是个很大的成绩。现在可以大胆的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这不仅是对特区建设的肯定，也是对那些怀疑改革一些人疑问的明确回答。
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在邓小平的指导和关怀下，即建立四个特区以后，又先后的将海南全岛开辟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开辟为开发区，同时将沿海的十四个大中城市和长江、珠江、闽南三角地区也作为开放地带，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以后，新一轮的开放浪潮以迅猛之势又东向西、又南向北推进。到了90年代后期，就形成了一个对方开放全方位的新格局。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不仅“引进来”还“走出去”。中国的发展更加融入了整个世界，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的这么一个局面。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理论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理论的关系是什么？，简单地说邓小平为其原生初始形态的奠基人。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在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这个科学称谓迅即成为改革开放高擎的旗帜、开辟的道路、形成的理论的专有指代。后来删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词组中的“的”“建设”和“有”几个字是简化词语，基本含义没变。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变而来的。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十三大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理论观点时，已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七大冠以“邓小平同志”名字，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有两大理论成果时，对第二次飞跃理论成果的表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说“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理论”。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理论在那时是统一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指出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样邓小平理论的本源性开始显现，十七大一方面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又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高度概括，理论称谓的演变，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生形态，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
再次，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使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十四大阐述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称谓时，指出这个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发展大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理论的若干理论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普遍意义。他说过：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就此而言，邓小平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新形态。既然如此，以其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又次，邓小平理论的“四论”在理论指导和实践运用上对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进步发生了最直接的重大影响。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理论形态，本身也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回答这个主题时，在理论上最具原创性、能使邓小平理论成其为邓小平理论、并使其享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殊荣特质形态的理论观点，同时又在实践层面对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进步发生直接重大影响、并最具统领全局意义的理论观点。
主要有这么四论：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19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首次提出的。通过总结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清醒的认识，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十六大以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既保持快速持续发展，又没有超越阶段犯过去“左”的错误，与坚持这段理论有密切关系。它的创立，既为构筑邓小平理论体系大厦，也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与世长经济的关系，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邓小平自改革开放始，就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据错，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0多年来，江泽民、胡锦涛先后领导的党中央，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个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这个理论的创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根本标志。我国这些年取得的震惊世界成就是对它的实践价值的最好诠释。
三是社会主义主体论。既然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势，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未丧失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并存并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再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此外，在文化政策上，坚持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在政党关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关系上，随着港澳回归祖国，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在少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等等。这种状况会存在相当长时期。30年来，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制度和政策，这个理论成为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四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我们熟读的包括老祖宗在内的无数“本本”都没有定义过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习惯地认为，讲社会主义就应当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这些要素长期被朦胧地看作社会主义本质。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都很重要，但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却有片面性。它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那些被朦胧地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素，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没有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理论认识的片面性，必然导致方针政策的错误。这是过去长期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这样沉重的教训，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新界定，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用，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石仲泉：邓小平奠定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规划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奠定了走向“富强民主文化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1981年《历史决议》曾将奋斗目标规定为“把我们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随着对国情认识的深入和愈益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十三大将其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表述持续了20年，直至2006年10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才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不仅规划了这个总的目标，而且对其八字内涵多有具体论述，或促进了其思想的形成，为逐步实现这八字目标作了巨大努力。
首先，邓小平与“富强”目标。邓小平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念旧是为了消灭贫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为此，他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翻一番，这个目标早已实现。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800到1000美元，即“小康水平”，这个目标也超过他的预想实现了。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即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翻两番，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国内生产总值为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五大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分解为新的“三步走”战略；提出到2020年即建党100年之际，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了要求。鉴于2006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2000美元，按年均增长7.5%计算，至2020年的经济总量将达到7.2万亿美元，人均约为5000美元。这即是说邓小平讲的人均4000美元的单向指标，将提前30年超额实现。
第二，邓小平与“民主”目标。这一条是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确定的。他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不同国家有不同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在中国，所谓民主最根本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邓小平十分强调这一点，江泽民、胡锦涛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们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障人民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力。30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目标在有序地向前推进。
第三，邓小平与“文明”目标。这个目标也是在邓小平领导主持的《历史决议》中首次提出，并在十三大报告中被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号召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十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奋斗目标的文字表述中，“富强”主要是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文明”则主要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此后“文明”的内涵在扩展。3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在不断提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宣告，亚洲东方的文明古国在焕发现代文明的青春。
第四，邓小平与“和谐”目标。“和谐”作为奋斗目标提出，与邓小平没有直接关系。但从“和谐”理论的形成来说，却离不开邓小平。从总的方面而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理论层面看，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诸如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不能乱，稳定压倒一切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2006年10月，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这是“和谐”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缘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全社会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目前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社会和谐发展非常显著的国家之一。
石仲泉：没有良心的老板们"完全背离先富带动后富的好政策
先富带后富的政策要从两方面看，任何事情、任何政策它都有两面效应，既有正面效应，同时这个政策落实不好，执行不好也会有它的负面效应，更不必说把这个政策扭曲了、变形了，那个负面效应就更大。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当时提出来有当时的背景，因为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很穷。怎么改变这个局面呢？同时都富裕不可能的，只能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带动后富的，最后是大家共同富裕。这个设想既是符合辩证法的原理，同时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经过30年以后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政策带动下，整个中国的确都富强起来了，而且在城市和农村有许多人都富裕起来了。改变了过去的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一点首先要肯定，也可以说是这个政策的正面效应。
但是任何事情、任何政策它都有两面效应。大家都看到了在社会上也还有不少的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他们不仅是暴富，而且暴富起来之后还继续坑害老百姓。比如最近三鹿奶粉事件，还有一些地区的矿难事件，这些按照温家宝说的“没有良心的老板们”，完全背离了先富带动后富这个好的政策。这是与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因此对这样一部分人应当坚决的依法惩处，决不能手软。这个惩处一定要坚决，一定要狠，否则改变不了这个局面。中央下这个决心是正确的。这种事件是昧着良心干坏事，不讲人性是反社会的。
石仲泉说，改革开放30年，是富强中国的30年。按照十七大所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国人民有这么富强的今天，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关系是不能不讲一讲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是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这条道路的核心内涵和鲜明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
石仲泉:邓小平为开辟改革开放道路点燃的"三把火"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年他决定的三件大事可以看作是披荆斩棘、开辟改革开放这条道路点燃的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就是破除两个凡是，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就是邓小平在1977年5月的谈话，以后报纸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又是邓小平接连发表三个讲话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大讨论是全党和全国范围的一次空前的马克思教育运动，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也开启了改革开放汹涌澎湃大潮的闸门，它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这就是什么呢？首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既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组织路线上看，它既成为了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的巨大推动力，又提供了丰富的干部资源。在从政治路线上看，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把火就是支持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安徽四川等省农民们已经自发的实现了包产到户，但是这个包产到户与当时的政策是冲突的，被看作是异端是不允许的，邓小平支持了这样的异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什么呢？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承包制，这是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我们国家8亿农民得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再加上其他政策的调整农业生产就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难局面。农村经济开始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农民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邓小平介绍这个进程的时候就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的改革要复杂的多，领域也更广阔，难度也更大。但是当年借鉴了农村改革的经验，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物价改革，也无论是财税改革还是金融改革，在一个时期还比较顺利。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都陆续的展开了。这是又一场革命，邓小平把它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将农村改革比喻为改变中国命运的第一把火炬的话，那么它引发的全面改革就是燃遍中国的熊熊火焰。
第三把火就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经济开放首先就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在1979年4月份的时候，广东省委就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听了汇报之后就说“你们广东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我们在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最后中央就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几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春天，他就考察了正在建设的深圳、珠海、厦门特区。针对当时的许多议论，他指出“深圳特区是个实验，一切由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深圳搞了这么些年，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便成了工业基地，并且打响了国际市场，这是个很大的成绩。现在可以大胆的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这不仅是对特区建设的肯定，也是对那些怀疑改革一些人疑问的明确回答。
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在邓小平的指导和关怀下，即建立四个特区以后，又先后的将海南全岛开辟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开辟为开发区，同时将沿海的十四个大中城市和长江、珠江、闽南三角地区也作为开放地带，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以后，新一轮的开放浪潮以迅猛之势又东向西、又南向北推进。到了90年代后期，就形成了一个对方开放全方位的新格局。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不仅“引进来”还“走出去”。中国的发展更加融入了整个世界，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的这么一个局面。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理论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理论的关系是什么？，简单地说邓小平为其原生初始形态的奠基人。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在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这个科学称谓迅即成为改革开放高擎的旗帜、开辟的道路、形成的理论的专有指代。后来删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词组中的“的”“建设”和“有”几个字是简化词语，基本含义没变。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变而来的。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十三大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理论观点时，已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七大冠以“邓小平同志”名字，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有两大理论成果时，对第二次飞跃理论成果的表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说“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理论”。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理论在那时是统一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指出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样邓小平理论的本源性开始显现，十七大一方面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又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高度概括，理论称谓的演变，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生形态，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
再次，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使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十四大阐述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称谓时，指出这个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发展大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理论的若干理论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普遍意义。他说过：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就此而言，邓小平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新形态。既然如此，以其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又次，邓小平理论的“四论”在理论指导和实践运用上对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进步发生了最直接的重大影响。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理论形态，本身也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回答这个主题时，在理论上最具原创性、能使邓小平理论成其为邓小平理论、并使其享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殊荣特质形态的理论观点，同时又在实践层面对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进步发生直接重大影响、并最具统领全局意义的理论观点。
主要有这么四论：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19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首次提出的。通过总结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清醒的认识，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十六大以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既保持快速持续发展，又没有超越阶段犯过去“左”的错误，与坚持这段理论有密切关系。它的创立，既为构筑邓小平理论体系大厦，也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与世长经济的关系，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邓小平自改革开放始，就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据错，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0多年来，江泽民、胡锦涛先后领导的党中央，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个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这个理论的创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根本标志。我国这些年取得的震惊世界成就是对它的实践价值的最好诠释。
三是社会主义主体论。既然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势，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未丧失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并存并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再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此外，在文化政策上，坚持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在政党关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关系上，随着港澳回归祖国，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在少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等等。这种状况会存在相当长时期。30年来，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制度和政策，这个理论成为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四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我们熟读的包括老祖宗在内的无数“本本”都没有定义过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习惯地认为，讲社会主义就应当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这些要素长期被朦胧地看作社会主义本质。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都很重要，但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却有片面性。它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那些被朦胧地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素，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没有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理论认识的片面性，必然导致方针政策的错误。这是过去长期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这样沉重的教训，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新界定，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用，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石仲泉：邓小平奠定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规划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奠定了走向“富强民主文化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1981年《历史决议》曾将奋斗目标规定为“把我们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随着对国情认识的深入和愈益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十三大将其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表述持续了20年，直至2006年10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才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不仅规划了这个总的目标，而且对其八字内涵多有具体论述，或促进了其思想的形成，为逐步实现这八字目标作了巨大努力。
首先，邓小平与“富强”目标。邓小平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念旧是为了消灭贫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为此，他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翻一番，这个目标早已实现。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800到1000美元，即“小康水平”，这个目标也超过他的预想实现了。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即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翻两番，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国内生产总值为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五大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分解为新的“三步走”战略；提出到2020年即建党100年之际，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了要求。鉴于2006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2000美元，按年均增长7.5%计算，至2020年的经济总量将达到7.2万亿美元，人均约为5000美元。这即是说邓小平讲的人均4000美元的单向指标，将提前30年超额实现。
第二，邓小平与“民主”目标。这一条是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确定的。他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不同国家有不同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在中国，所谓民主最根本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邓小平十分强调这一点，江泽民、胡锦涛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们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障人民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力。30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目标在有序地向前推进。
第三，邓小平与“文明”目标。这个目标也是在邓小平领导主持的《历史决议》中首次提出，并在十三大报告中被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号召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十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奋斗目标的文字表述中，“富强”主要是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文明”则主要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此后“文明”的内涵在扩展。3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在不断提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宣告，亚洲东方的文明古国在焕发现代文明的青春。
第四，邓小平与“和谐”目标。“和谐”作为奋斗目标提出，与邓小平没有直接关系。但从“和谐”理论的形成来说，却离不开邓小平。从总的方面而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理论层面看，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诸如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不能乱，稳定压倒一切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2006年10月，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这是“和谐”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缘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全社会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目前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社会和谐发展非常显著的国家之一。
石仲泉：没有良心的老板们"完全背离先富带动后富的好政策
先富带后富的政策要从两方面看，任何事情、任何政策它都有两面效应，既有正面效应，同时这个政策落实不好，执行不好也会有它的负面效应，更不必说把这个政策扭曲了、变形了，那个负面效应就更大。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当时提出来有当时的背景，因为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很穷。怎么改变这个局面呢？同时都富裕不可能的，只能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带动后富的，最后是大家共同富裕。这个设想既是符合辩证法的原理，同时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经过30年以后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政策带动下，整个中国的确都富强起来了，而且在城市和农村有许多人都富裕起来了。改变了过去的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一点首先要肯定，也可以说是这个政策的正面效应。
但是任何事情、任何政策它都有两面效应。大家都看到了在社会上也还有不少的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他们不仅是暴富，而且暴富起来之后还继续坑害老百姓。比如最近三鹿奶粉事件，还有一些地区的矿难事件，这些按照温家宝说的“没有良心的老板们”，完全背离了先富带动后富这个好的政策。这是与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因此对这样一部分人应当坚决的依法惩处，决不能手软。这个惩处一定要坚决，一定要狠，否则改变不了这个局面。中央下这个决心是正确的。这种事件是昧着良心干坏事，不讲人性是反社会的。
责任编辑：胡书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