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第二个飞跃”之辩

    力主推进“第二个飞跃”的江苏省农林厅原厅长刘立仁认为，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苏南地区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战略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条件相对成熟。

    刘立仁的理由有四。首先，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两年前，苏南地区生产总值中，一产比重就降到了2.8%左右，接近美国、日本的2%。其次，二、三产业活跃。苏南地区二产、三产比重分别达到58.7%和38.5%。苏南城市化水平达67%。第三，农村劳动力稳固转移。苏南地区乡村从业人员非农就业比重达到73%，绝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乡镇企业、农村三产或自主创业。第四，农村社会保障基本建立。苏南地区城镇居民三大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都在95%以上。所有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基础。

    江苏省当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小生产加社会化服务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流转土地或者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刘立仁认为，这两种模式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创新。 

    短期内难有共识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刘立仁的观点。有人指出，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一有风吹草动，或者生产上出现某些波动，或者农村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就会有人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产生疑问，进行指责。当前就有一些人把家庭承包经营与“小生产”等同起来，与规模经营对立起来，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力“已经释放完毕”，已经“制约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成为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

    反对者还认为，家庭经营不仅适应于传统农业，而且适应于现代农业，这是因为：

    其一，农业生产具有劳动地点的分散性，劳动时间的确定性、劳动质量显现的滞后性等特点，家庭经营的效率最高。

    其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土地的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并无天然的对立关系。家庭经营有小规模的土地经营，也有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并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而依然存在。日本从上世纪60年末开始对家庭经营制度进行规模改造，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仍未改变所谓农户“超小规模”经营问题，但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其三，从我国土地关系的现状看，一味地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并不能解决农业生产的内在矛盾，真正对市场起作用的不是生产规模而是经营规模，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家庭承包制度，通过发展产业化经营、合作经济组织来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对于将土地大规模流转给公司的做法，有人则用蓝田公司的深刻教训来提醒大家。蓝田股份公司落户湖北洪湖后，曾大搞“圈地运动”。伴随着公司的垮台，7000多名农民成了没有着落的下岗工，生活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水平。它警示人们，无论多好的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谁也不能保证其长盛不衰，不能将农民的命运系于一家企业，使大批农户由自耕农沦为了雇工，给社会稳定埋下了祸根。

    江苏省农业专家、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忠说，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净增1.56亿人，相当于近三个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除此以外还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这是世界上规模罕见的城市化运动。如此空前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关键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即农民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虽然不大，只有一亩多，但正是这一点点土地保证了中国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中的稳定，并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人均耕地稀缺，人均不足1.5亩，即使今后70%的农民能够离土进城，农民人均也不到5亩耕地，户均仅1公顷左右，仍然谈不上土地规模经营。”俞敬忠说，“我们决不能脱离国情，为规模而规模，人为地推行土地集中，这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据俞敬忠介绍，日、韩等国有关土地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农户拥有农田上限制度，并严格限制非农生产者和公司拥有耕地。日本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才逐步放松，韩国2002年才废除这一实行了52年的制度。“应当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产前、产后领域，并投资开发非耕地资源，但要限制其大量占用耕地，把自耕农变为雇农，引起农村社会的深层变化。”俞敬忠说，“中国应走自己特色的农业规模经营路子，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走贸工农一体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