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2008-10-14 15:41:49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十七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提供了确定其第二个五年任期的政治规划。从今以后，胡锦涛的关键决定都将着眼于为中国实现“和谐社会”而推出一些相关政策。由于他的计划引起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并与党内领导人在近30年内所采取的方式互相排斥，他的任务完成起来并不容易。
因此，胡锦涛要求他的政府摒弃过去25年来实行的竭尽全力发展经济却不考虑社会与环境成本的政策，他希望中国由此能够在经济持续增长与对20年来9％的经济高增长率所引发的诸多不良影响进行补救的计划之间找到平衡。对于他而言，要想说服在全国各地供职的数百万公务员改变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财政开销的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是在认为最快就是最好的政策框架内行事的正是一些官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就业机会更显著的增加就意味着速度的提升，而诸如污染率和辍学率之类的“软”指标则很少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胡锦涛开始谋求解决通向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所布满的种种问题之前，他首先必须使地方政府和各级党组织相信，不再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方法是有意义的。事实上，这是一次与清理中国肮脏的河道和减少腐败现象一样重要的挑战。
胡锦涛在新任期前对“和谐社会”的宣传将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对未来五年内的中国经济和投资环境产生深远影响。胡锦涛在新任期内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中国政府在处理未来五至十年内经济形势的转变可能会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方面的能力。
提出“和谐社会”的原因
在过去的15年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在7％－14％之间波动，没有经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因此也就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发生。然而，如果认为这样的运气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那就太荒谬了，因为中国经济的运作越来越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原则，随着失业率的升高，经济情况出现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并没有任何方式保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例如，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很快就发生了1848年革命。简要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之初，欧洲与如今的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点。在当时的欧洲，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农村，这与今天中国的情况十分接近，60％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那时欧洲的农业也像今天中国的农业一样效率较低。许多人生活在贫困中：在英国，人均一年的茶叶消费只有2盎司（不到57克）。
但是，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事物的情况。随着对私有部门和追求利润的支持政策的实施，现代工厂出现了，并飞速发展起来。由此，英国出口的棉纺织品翻了10倍多，不知创造了多少财富。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惊人的财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可怕至极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仿佛走在曼彻斯特阴森恐怖、瘟疫弥漫、雾气蒙蒙的小路上。” 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就曾在《资本的年代》中对此进行过描述：
“新经济变革产生了痛苦和不满，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因素。的确，城市贫民和穷苦工人自发兴起的社会革命爆发了，它在欧洲大陆上引发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宪章运动。群众的不满并不限于劳动贫民，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本家和某些特定经济部门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发展所造成的牺牲品。头脑简单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机器造成的，所以他们捣毁机器以反抗这个新制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一大批地方上的商人和农场主也深深同情他们劳工所搞的卢德运动，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小批心狠手辣、自私自利革新家的牺牲品。”
这就是穷苦的劳动者——特别是后来成为他们核心力量的工业无产者的境遇。这样的反抗并不仅仅是可能会发生的，而是一定会发生的，其最终结果就是1848年革命的爆发。
我们可以从1848年革命的初端中发现中国如今的形势亦具有的若干特征。回想起农业欠收引发经济危机时发生的情况实在令人心酸，工业衰退更动摇了原本就已很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导致许多领导人下台，还致使帝国崩溃，议会制获得传播推广。
诚然，19世纪初的欧洲与现代中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许多共同点的存在足以令中国人意识到不能只满足于过去20年来取得的成就。就像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却让许多人露宿街头，如果不理会他们的关切，他们就会不停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必须承认，长期的、不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令中国免受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侵袭。所有的市场经济都容易发生经济衰退，既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源自私有部门，我们必须具有忧患意识，假设衰退就隐藏在不远处。所有的新兴市场无论成功与否，都曾经历过金融危机。美国在处于新兴经济的阶段时曾经突然爆发一系列金融危机（1819、1837、1857、1873、1884、1890、1893年），这段历史刚好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些危机与长期的经济萧条有关。
经济学家并不能很好地预测这种危机的爆发时间，或者哪个特定的问题容易引发这种危机。但是，统计学家几乎可以肯定，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将会经历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仍然十分平稳，我们可以保持乐观，毕竟还有大约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也不能否认中期的危机非常严峻。
因此，中国面临着许多重要的挑战，从支离破碎的医疗体制，到农村的贫困问题、腐败、法治的欠缺。然而，应该把这些挑战视为行动的号召，而非迫在眉睫的灾难信号。事实上，中国在过去克服过许多同样可怕的挑战。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党的领导人表现出了对危机的预见性，他们采取了一些根本措施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措施已经不再是最根本性的。我们有必要在此对这些措施进行一番回顾：
——以经济为主导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法。1995－2001年的六年之间，国有部门辞退了4600万劳动者，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就业人口的总和；
——将不动产市场私有化。城市的私人不动产迅速由15％攀升到70％；
——对企业主采取灵活的控制方法，该方法使得私有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由1990年的17％增长到如今的70％；
——取消了对几乎所有产业和服务的价格控制，此举令这些产业和服务的价格均由市场决定；
——在城市中发展了惊人的经济基础设施，自2000年起的发电能力相当于以下几个国家发电能力的总和：泰国、波兰、乌克兰、西班牙、意大利、韩国和英国；
——开放市场并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一种开放的措施，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30％，相当于日本或美国的比率翻一番；
——大大降低党对公民日常生活的介入，寄予他们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获取信息和批评政府的权利。
因此，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在过去的15年内有幸避免了危机的发生，也是中国自己创造了避免危机发生的条件。党的前任领导人从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现任领导人应该继续这条道路，采取一些与过去同样根本的措施，以应对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25年来经济放纵式地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村持续贫困，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和医疗体系并不为中国数百万的贫困人口提供服务；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许多地方官员受到腐化；享受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公民数量很少；法治的欠缺使得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令人民无法感受到公正、公平，也不可能抓住他们的机会。
上述所有问题引起了局势的紧张，而正是在这种紧张中开始强调和谐。在经济状况突然发生转变时，紧张的社会矛盾就会走向极端。一旦受到经济形势转变的打击，这将是中国自采取市场经济以来首次遇到这种困难。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在大部分的经济增长与大量就业由私营企业提供的经济体系中，首次出现经济衰退。以前出现经济衰退时，党可以向国企下令继续照常运营，即使它们可能已经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下一次出现相同情况时，就无法再这样做了。许多劳动者会失业。这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将是一次全新的经历。
以前的经济衰退发生时，劳动者住在他们所供职的国企为他们提供的住宅中。今后，失业者哪里还有钱付得起孩子上学的必要费用？以前的经济衰退发生时，医疗费用也是由国企承担的。今后，私有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如何为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支付看病的费用？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要求开始采取具体措施，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风险就会转化成为引发社会混乱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危机。
虽然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任务似乎很严峻，但是比起他们的前任曾经面临的任务要简单得多。以前的领导人必须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那些变革必须解决由思想上的分歧引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问题。与之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今天的领导人面对的只是必须对现有的或业已实施的规划及标准进行落实，并使其受到广泛遵守。例如，他们今后应对义务教育计划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财政支持，也要对环保领域已经制定的标准进行充分地落实，还要公正、透明地执行反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
他们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这样一来他们具有足够的财力去完成任务。在过去的几年内，税收每年增长20％，预算赤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中央政府的负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持有的外汇储备达到1万亿美元之多，这足以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起到缓冲的作用。
“和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就胡锦涛再次出任党的总书记会在未来五年内对政府的财政支出及政策调整、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和投资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一番研究。胡锦涛的再次当选，将对北京提高处理由经济衰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能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未来十年内，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地侵袭中国大陆。
1. 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首先，“和谐社会”似乎并不是一项对环境、收入不平等和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给予特别关注的反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都走在超快增长的道路上，不过从今以后，他们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变成追求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诚然，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希望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以应对威胁社会安定的问题。但是，如果由于他们希望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由11％－12％下降到8％－9％而将和谐社会视为一项反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是不对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非常清楚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事实上，高增长带来了税收资源，这样可以为完善医疗和教育体系提供财政支持。经济持续增长表现为收入的增长，这可以减少农村地区的贫困，也可以使收入差异的扩大演变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刻推迟到来。高增长是创造就业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国领导人短期内最为忧虑的现象。城市失业率大概处于7％－9％之间（而非如官方声称的4％）。日益升高的失业率为城市社会服务部门带来越来越多的约束，并导致本应通过进城务工人员投向贫穷农村地区的资金的流通中断。政府希望今年的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出900万个就业岗位，这样才能吸纳500万大学毕业生和700万新增的年轻待业者当中的一部分。
因此，政府没有理由会采取一些旨在冻结经济的措施。自2006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加快，如同工业部门对电力能源的消耗以及利润的增长速度一般。然而，我们很难相信中国政府为衡量2007年前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速度而提供的数据，即11.5％。北京当局几年来一直局限在基于政治考虑而力图估计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数字上。换言之，即使政府出于另一些政治原因想要展示一个较低的增长率，它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它所统计的数字被人为地膨胀。因此，从政治的角度看，如今若要宣布一个较低的增长数字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这会使人重新相信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观点。
我们还要详细地研究一下2006年起实行的质量检控措施（或者说是加强质量的信号）：微微抬升利率并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将资本成本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防止银行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提供贷款。这些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与我们在不久前所证实的颇为相似，也就是说影响不大。
确实，消费价格的通货膨胀在上升，但是几乎所有的增长都是来自食品。中国政府并不慌张，因为它清楚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是一个供应的问题。政府也了解，在中国提高利率对于少量的家庭猪肉供应或者已经升高的小麦和大豆价格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2. 投资
2003年至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增长24％－27％，我们认为该增长率在这个十年结束前仍差不多会保持这个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在石油、镍、铜等初级产品的世界需求中占主要地位。必须将以下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以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达到与此前同样高的增长率。
首先是企业的高赢利性。事实上，企业解释了资本原始构成的四分之三——资本的主要部分——是由非分配利润提供的。利润的增长率很高。尽管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在2003年至2005年间有所下降，但是利润增长率在2005年仍然达到了27％。赢利性在2006年第四季度内出现好转，将全年的利润率提高到了31％。在政府的施压下，一些投资将为控制污染的装置以及用于更换技术陈旧的设备做出牺牲。
第二，不动产市场保持健康的态势。不动产投资占总投资的15％，大多数情况下，不动产投资是指用于家庭住房的消费。在最近几年内，住宅的价格大大提升。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在全国范围内，住宅价格在1999年至2006年间升高了41％，而收入则增长了101％。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地区上的差异。以上海为例，不动产价格增长的速度就比收入快，分别达到127％和89％。不过，对于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中国人而言，在过去的六年当中，住宅的价格还是可以承担得起的，这主要得益于抵押贷款的采用。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推动住房归个人所有，特别是针对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家庭。
第三，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增加。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该领域大约投入了总投资的10％。不过，在提出“和谐社会”的框架内，将良好的税收状况与在农村地区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相结合，意味着这一投资来源出现了增长。正如上文所详细解释的，党的领导层不仅为社会公共服务，还为中国的广大落后地区投入了更多的费用，在此可以举出许多领域的例子来：
——水。3亿农村人口无法获得饮用水。北京已经宣布每年投资64亿人民币，从现在起至2010年之前每年为3200万农村人口提供卫生的饮用水。
——电。2006年，国家电网已经增加了47％的配电开支，此举使其能够为54.5万多户农村家庭分配电量。2007年，国家电网增加了2025亿人民币的投资，希望能够在2010年之前为所有农村家庭供电。
——公路。公路投资对除初级部门之外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最强劲的推动作用。中国政府计划在2010年之前新建或修缮120万公里的公路。
——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比率由1990年的26％升高到如今的44％。在过去的五年中，共有7800万至8500万的人口迁移到城市中。在此期间，实现了这种迁移的普通家庭的人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因此，北京当局会继续鼓励城市化，预计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将接收1000万外来人口。
此外，由于党也想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因此，尽管中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最贫穷的地区，但是也不会降低对最富裕的城市的投资率。
——除了兴建农村公路之外，中央政府肯定将会继续建设高速公路网，从2005年的4万公里延长至2010年的6.5万公里。
——2013年之前，6座城市计划增加总成本约5500亿人民币的地铁线路。
——中国的铁路运输占全球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一，但铁路网的总长度仅占世界的6％，因此必须对铁路网的建设进行相当可观的投资。
——2005年至2013年，中国港口的深水泊位数量将由393个增加到1183个，对集装箱港口的投资将达到1850亿人民币。
——北京将投入520亿人民币用于修建37个新机场、扩建31个旧机场，扩建计划包括上海的两个机场。届时，虹桥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将比现在翻一番（现在可以容纳1500万人），浦东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从2008年起将翻两番（将会达到6000万人）。
从客观上看，持续的高投资水平将会刺激世界的需求。在过去的十年内，中国对钢铁的消费增长占世界的61％，仅2006年就占到41％；中国对铜和铝的消费增长也占到世界的一半，2006年对铜的消费增长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
然而，为了满足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中国也越来越依赖进口。十年前，中国进口的石油仅占石油消费的12％，如今，该比率已经占到50％。对铁矿石、铜、镍的进口比率也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
3. 巩固重工业
构建“和谐社会”的计划考虑到降低污染、提高能源效率，在今后的几年中，合理利用资源的政策将促使中国许多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受到整顿。在钢铁、化学或使用纸张与金属的部门中，实施一些用于保护环境的法律将致使众多不具备必要设备的小公司关门停业。地方官员也将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利用一些环境方面的理由，关闭一些无法有效地利用能源但又不能自行安装技术先进的设备的企业。
例如，数十家小炼钢厂只能通过出口建设钢材维持生计，虽然它们的产品质量不高，但是出口国外比在国内市场出售的价格更高些，这意味着中国会出口一些国内供应严重不足的资源，即能源、铁矿石和水。由于74家炼钢厂的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对炼钢厂进行重组的空间很大。
政府也想通过关闭22000个不合乎环境保护和劳动安全的标准的小煤窑，提高煤炭工业中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
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将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满足污染与能源方面的政策要求，但是这部分成本可以通过重组措施得以补偿。大部分部门经受着超能力生产，这正是过去几年中利润额突然融解的最主要的原因。关闭大量小生产作坊的做法，可以使得大公司重新夺回一定的市场影响力，也可以提高它们为降低污染而支付必要的额外费用的积极性。
4. 规章政策
“和谐社会”的提出会对政府的规章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和增加私有部门的重要性方面。
很显然，极端的规章条例会打开多条通向腐败的道路，因为企业为了继续开展常规业务，必须获得许多地方官员的许可。党力求降低政府官员获得回扣的可能性，在此范围内，我们认为北京应该对中国公司（特别是私人公司）进行的合并和收购活动采取灵活的管制措施，也应该给予外国公司合并和收购的机会，即使政府仍将继续严格限制外资进入重要的战略性部门（包括金融服务业）。我们认为，党将会延续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的指导逻辑，即在自由创业的带动下，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发展。温总理宣称，他的政府“将积极支持自主创业”，财政部长也补充道，中国“将继续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继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其中包括一系列免除小企业税负的条款，党对私人企业主的支持更为显而易见。党大概是第一次将原本只针对规模较大的国企的直接优惠政策给予私人企业主。私有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几乎所有新的就业机会都是私有部门创造的。一些补充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助于消除私人企业主常在银行和当地官员处遇到的政策方面的障碍。
全国人大还通过了《物权法》，这向法官和地方官员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大会新闻发言人认为：“作为物权主体，无论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对他们的物权也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否则，势必损害人民群众依法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民富国强、社会和谐。”
我们还应该看到，对金融服务业的管理仍有待提高，特别是要在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生产空间的同时提高监管水平，以求减少腐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结语
胡锦涛明确地做出决定，要向“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任期内的目标，我们期待着能够看到中国在社会、环境以及政治问题等领域内取得实质性进步。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要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改善公共医疗体制或者解决所有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可以提前实现一些重大进步，以使国家在遭遇潜在的经济衰退时避免出现社会政治混乱。
（资料来源：Andy Rothman, L’impact de la société d’harmonie sur le développement future de l’économie chinoise,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2007/3）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8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
因此，胡锦涛要求他的政府摒弃过去25年来实行的竭尽全力发展经济却不考虑社会与环境成本的政策，他希望中国由此能够在经济持续增长与对20年来9％的经济高增长率所引发的诸多不良影响进行补救的计划之间找到平衡。对于他而言，要想说服在全国各地供职的数百万公务员改变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财政开销的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是在认为最快就是最好的政策框架内行事的正是一些官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就业机会更显著的增加就意味着速度的提升，而诸如污染率和辍学率之类的“软”指标则很少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胡锦涛开始谋求解决通向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所布满的种种问题之前，他首先必须使地方政府和各级党组织相信，不再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方法是有意义的。事实上，这是一次与清理中国肮脏的河道和减少腐败现象一样重要的挑战。
胡锦涛在新任期前对“和谐社会”的宣传将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对未来五年内的中国经济和投资环境产生深远影响。胡锦涛在新任期内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中国政府在处理未来五至十年内经济形势的转变可能会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方面的能力。
提出“和谐社会”的原因
在过去的15年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在7％－14％之间波动，没有经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因此也就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发生。然而，如果认为这样的运气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那就太荒谬了，因为中国经济的运作越来越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原则，随着失业率的升高，经济情况出现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并没有任何方式保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例如，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很快就发生了1848年革命。简要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之初，欧洲与如今的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点。在当时的欧洲，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农村，这与今天中国的情况十分接近，60％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那时欧洲的农业也像今天中国的农业一样效率较低。许多人生活在贫困中：在英国，人均一年的茶叶消费只有2盎司（不到57克）。
但是，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事物的情况。随着对私有部门和追求利润的支持政策的实施，现代工厂出现了，并飞速发展起来。由此，英国出口的棉纺织品翻了10倍多，不知创造了多少财富。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惊人的财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可怕至极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仿佛走在曼彻斯特阴森恐怖、瘟疫弥漫、雾气蒙蒙的小路上。” 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就曾在《资本的年代》中对此进行过描述：
“新经济变革产生了痛苦和不满，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因素。的确，城市贫民和穷苦工人自发兴起的社会革命爆发了，它在欧洲大陆上引发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宪章运动。群众的不满并不限于劳动贫民，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本家和某些特定经济部门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发展所造成的牺牲品。头脑简单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机器造成的，所以他们捣毁机器以反抗这个新制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一大批地方上的商人和农场主也深深同情他们劳工所搞的卢德运动，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小批心狠手辣、自私自利革新家的牺牲品。”
这就是穷苦的劳动者——特别是后来成为他们核心力量的工业无产者的境遇。这样的反抗并不仅仅是可能会发生的，而是一定会发生的，其最终结果就是1848年革命的爆发。
我们可以从1848年革命的初端中发现中国如今的形势亦具有的若干特征。回想起农业欠收引发经济危机时发生的情况实在令人心酸，工业衰退更动摇了原本就已很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导致许多领导人下台，还致使帝国崩溃，议会制获得传播推广。
诚然，19世纪初的欧洲与现代中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许多共同点的存在足以令中国人意识到不能只满足于过去20年来取得的成就。就像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却让许多人露宿街头，如果不理会他们的关切，他们就会不停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必须承认，长期的、不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令中国免受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侵袭。所有的市场经济都容易发生经济衰退，既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源自私有部门，我们必须具有忧患意识，假设衰退就隐藏在不远处。所有的新兴市场无论成功与否，都曾经历过金融危机。美国在处于新兴经济的阶段时曾经突然爆发一系列金融危机（1819、1837、1857、1873、1884、1890、1893年），这段历史刚好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些危机与长期的经济萧条有关。
经济学家并不能很好地预测这种危机的爆发时间，或者哪个特定的问题容易引发这种危机。但是，统计学家几乎可以肯定，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将会经历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仍然十分平稳，我们可以保持乐观，毕竟还有大约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也不能否认中期的危机非常严峻。
因此，中国面临着许多重要的挑战，从支离破碎的医疗体制，到农村的贫困问题、腐败、法治的欠缺。然而，应该把这些挑战视为行动的号召，而非迫在眉睫的灾难信号。事实上，中国在过去克服过许多同样可怕的挑战。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党的领导人表现出了对危机的预见性，他们采取了一些根本措施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措施已经不再是最根本性的。我们有必要在此对这些措施进行一番回顾：
——以经济为主导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法。1995－2001年的六年之间，国有部门辞退了4600万劳动者，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就业人口的总和；
——将不动产市场私有化。城市的私人不动产迅速由15％攀升到70％；
——对企业主采取灵活的控制方法，该方法使得私有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由1990年的17％增长到如今的70％；
——取消了对几乎所有产业和服务的价格控制，此举令这些产业和服务的价格均由市场决定；
——在城市中发展了惊人的经济基础设施，自2000年起的发电能力相当于以下几个国家发电能力的总和：泰国、波兰、乌克兰、西班牙、意大利、韩国和英国；
——开放市场并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一种开放的措施，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30％，相当于日本或美国的比率翻一番；
——大大降低党对公民日常生活的介入，寄予他们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获取信息和批评政府的权利。
因此，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在过去的15年内有幸避免了危机的发生，也是中国自己创造了避免危机发生的条件。党的前任领导人从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现任领导人应该继续这条道路，采取一些与过去同样根本的措施，以应对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25年来经济放纵式地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村持续贫困，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和医疗体系并不为中国数百万的贫困人口提供服务；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许多地方官员受到腐化；享受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公民数量很少；法治的欠缺使得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令人民无法感受到公正、公平，也不可能抓住他们的机会。
上述所有问题引起了局势的紧张，而正是在这种紧张中开始强调和谐。在经济状况突然发生转变时，紧张的社会矛盾就会走向极端。一旦受到经济形势转变的打击，这将是中国自采取市场经济以来首次遇到这种困难。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在大部分的经济增长与大量就业由私营企业提供的经济体系中，首次出现经济衰退。以前出现经济衰退时，党可以向国企下令继续照常运营，即使它们可能已经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下一次出现相同情况时，就无法再这样做了。许多劳动者会失业。这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将是一次全新的经历。
以前的经济衰退发生时，劳动者住在他们所供职的国企为他们提供的住宅中。今后，失业者哪里还有钱付得起孩子上学的必要费用？以前的经济衰退发生时，医疗费用也是由国企承担的。今后，私有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如何为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支付看病的费用？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要求开始采取具体措施，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风险就会转化成为引发社会混乱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危机。
虽然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任务似乎很严峻，但是比起他们的前任曾经面临的任务要简单得多。以前的领导人必须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那些变革必须解决由思想上的分歧引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问题。与之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今天的领导人面对的只是必须对现有的或业已实施的规划及标准进行落实，并使其受到广泛遵守。例如，他们今后应对义务教育计划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财政支持，也要对环保领域已经制定的标准进行充分地落实，还要公正、透明地执行反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
他们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这样一来他们具有足够的财力去完成任务。在过去的几年内，税收每年增长20％，预算赤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中央政府的负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持有的外汇储备达到1万亿美元之多，这足以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起到缓冲的作用。
“和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就胡锦涛再次出任党的总书记会在未来五年内对政府的财政支出及政策调整、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和投资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一番研究。胡锦涛的再次当选，将对北京提高处理由经济衰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能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未来十年内，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地侵袭中国大陆。
1. 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首先，“和谐社会”似乎并不是一项对环境、收入不平等和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给予特别关注的反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都走在超快增长的道路上，不过从今以后，他们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变成追求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诚然，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希望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以应对威胁社会安定的问题。但是，如果由于他们希望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由11％－12％下降到8％－9％而将和谐社会视为一项反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是不对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非常清楚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事实上，高增长带来了税收资源，这样可以为完善医疗和教育体系提供财政支持。经济持续增长表现为收入的增长，这可以减少农村地区的贫困，也可以使收入差异的扩大演变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刻推迟到来。高增长是创造就业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国领导人短期内最为忧虑的现象。城市失业率大概处于7％－9％之间（而非如官方声称的4％）。日益升高的失业率为城市社会服务部门带来越来越多的约束，并导致本应通过进城务工人员投向贫穷农村地区的资金的流通中断。政府希望今年的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出900万个就业岗位，这样才能吸纳500万大学毕业生和700万新增的年轻待业者当中的一部分。
因此，政府没有理由会采取一些旨在冻结经济的措施。自2006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加快，如同工业部门对电力能源的消耗以及利润的增长速度一般。然而，我们很难相信中国政府为衡量2007年前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速度而提供的数据，即11.5％。北京当局几年来一直局限在基于政治考虑而力图估计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数字上。换言之，即使政府出于另一些政治原因想要展示一个较低的增长率，它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它所统计的数字被人为地膨胀。因此，从政治的角度看，如今若要宣布一个较低的增长数字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这会使人重新相信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观点。
我们还要详细地研究一下2006年起实行的质量检控措施（或者说是加强质量的信号）：微微抬升利率并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将资本成本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防止银行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提供贷款。这些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与我们在不久前所证实的颇为相似，也就是说影响不大。
确实，消费价格的通货膨胀在上升，但是几乎所有的增长都是来自食品。中国政府并不慌张，因为它清楚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是一个供应的问题。政府也了解，在中国提高利率对于少量的家庭猪肉供应或者已经升高的小麦和大豆价格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2. 投资
2003年至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增长24％－27％，我们认为该增长率在这个十年结束前仍差不多会保持这个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在石油、镍、铜等初级产品的世界需求中占主要地位。必须将以下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以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达到与此前同样高的增长率。
首先是企业的高赢利性。事实上，企业解释了资本原始构成的四分之三——资本的主要部分——是由非分配利润提供的。利润的增长率很高。尽管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在2003年至2005年间有所下降，但是利润增长率在2005年仍然达到了27％。赢利性在2006年第四季度内出现好转，将全年的利润率提高到了31％。在政府的施压下，一些投资将为控制污染的装置以及用于更换技术陈旧的设备做出牺牲。
第二，不动产市场保持健康的态势。不动产投资占总投资的15％，大多数情况下，不动产投资是指用于家庭住房的消费。在最近几年内，住宅的价格大大提升。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在全国范围内，住宅价格在1999年至2006年间升高了41％，而收入则增长了101％。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地区上的差异。以上海为例，不动产价格增长的速度就比收入快，分别达到127％和89％。不过，对于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中国人而言，在过去的六年当中，住宅的价格还是可以承担得起的，这主要得益于抵押贷款的采用。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推动住房归个人所有，特别是针对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家庭。
第三，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增加。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该领域大约投入了总投资的10％。不过，在提出“和谐社会”的框架内，将良好的税收状况与在农村地区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相结合，意味着这一投资来源出现了增长。正如上文所详细解释的，党的领导层不仅为社会公共服务，还为中国的广大落后地区投入了更多的费用，在此可以举出许多领域的例子来：
——水。3亿农村人口无法获得饮用水。北京已经宣布每年投资64亿人民币，从现在起至2010年之前每年为3200万农村人口提供卫生的饮用水。
——电。2006年，国家电网已经增加了47％的配电开支，此举使其能够为54.5万多户农村家庭分配电量。2007年，国家电网增加了2025亿人民币的投资，希望能够在2010年之前为所有农村家庭供电。
——公路。公路投资对除初级部门之外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最强劲的推动作用。中国政府计划在2010年之前新建或修缮120万公里的公路。
——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比率由1990年的26％升高到如今的44％。在过去的五年中，共有7800万至8500万的人口迁移到城市中。在此期间，实现了这种迁移的普通家庭的人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因此，北京当局会继续鼓励城市化，预计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将接收1000万外来人口。
此外，由于党也想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因此，尽管中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最贫穷的地区，但是也不会降低对最富裕的城市的投资率。
——除了兴建农村公路之外，中央政府肯定将会继续建设高速公路网，从2005年的4万公里延长至2010年的6.5万公里。
——2013年之前，6座城市计划增加总成本约5500亿人民币的地铁线路。
——中国的铁路运输占全球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一，但铁路网的总长度仅占世界的6％，因此必须对铁路网的建设进行相当可观的投资。
——2005年至2013年，中国港口的深水泊位数量将由393个增加到1183个，对集装箱港口的投资将达到1850亿人民币。
——北京将投入520亿人民币用于修建37个新机场、扩建31个旧机场，扩建计划包括上海的两个机场。届时，虹桥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将比现在翻一番（现在可以容纳1500万人），浦东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从2008年起将翻两番（将会达到6000万人）。
从客观上看，持续的高投资水平将会刺激世界的需求。在过去的十年内，中国对钢铁的消费增长占世界的61％，仅2006年就占到41％；中国对铜和铝的消费增长也占到世界的一半，2006年对铜的消费增长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
然而，为了满足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中国也越来越依赖进口。十年前，中国进口的石油仅占石油消费的12％，如今，该比率已经占到50％。对铁矿石、铜、镍的进口比率也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
3. 巩固重工业
构建“和谐社会”的计划考虑到降低污染、提高能源效率，在今后的几年中，合理利用资源的政策将促使中国许多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受到整顿。在钢铁、化学或使用纸张与金属的部门中，实施一些用于保护环境的法律将致使众多不具备必要设备的小公司关门停业。地方官员也将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利用一些环境方面的理由，关闭一些无法有效地利用能源但又不能自行安装技术先进的设备的企业。
例如，数十家小炼钢厂只能通过出口建设钢材维持生计，虽然它们的产品质量不高，但是出口国外比在国内市场出售的价格更高些，这意味着中国会出口一些国内供应严重不足的资源，即能源、铁矿石和水。由于74家炼钢厂的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对炼钢厂进行重组的空间很大。
政府也想通过关闭22000个不合乎环境保护和劳动安全的标准的小煤窑，提高煤炭工业中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
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将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满足污染与能源方面的政策要求，但是这部分成本可以通过重组措施得以补偿。大部分部门经受着超能力生产，这正是过去几年中利润额突然融解的最主要的原因。关闭大量小生产作坊的做法，可以使得大公司重新夺回一定的市场影响力，也可以提高它们为降低污染而支付必要的额外费用的积极性。
4. 规章政策
“和谐社会”的提出会对政府的规章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和增加私有部门的重要性方面。
很显然，极端的规章条例会打开多条通向腐败的道路，因为企业为了继续开展常规业务，必须获得许多地方官员的许可。党力求降低政府官员获得回扣的可能性，在此范围内，我们认为北京应该对中国公司（特别是私人公司）进行的合并和收购活动采取灵活的管制措施，也应该给予外国公司合并和收购的机会，即使政府仍将继续严格限制外资进入重要的战略性部门（包括金融服务业）。我们认为，党将会延续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的指导逻辑，即在自由创业的带动下，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发展。温总理宣称，他的政府“将积极支持自主创业”，财政部长也补充道，中国“将继续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继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其中包括一系列免除小企业税负的条款，党对私人企业主的支持更为显而易见。党大概是第一次将原本只针对规模较大的国企的直接优惠政策给予私人企业主。私有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几乎所有新的就业机会都是私有部门创造的。一些补充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助于消除私人企业主常在银行和当地官员处遇到的政策方面的障碍。
全国人大还通过了《物权法》，这向法官和地方官员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大会新闻发言人认为：“作为物权主体，无论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对他们的物权也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否则，势必损害人民群众依法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民富国强、社会和谐。”
我们还应该看到，对金融服务业的管理仍有待提高，特别是要在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生产空间的同时提高监管水平，以求减少腐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结语
胡锦涛明确地做出决定，要向“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任期内的目标，我们期待着能够看到中国在社会、环境以及政治问题等领域内取得实质性进步。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要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改善公共医疗体制或者解决所有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可以提前实现一些重大进步，以使国家在遭遇潜在的经济衰退时避免出现社会政治混乱。
（资料来源：Andy Rothman, L’impact de la société d’harmonie sur le développement future de l’économie chinoise,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2007/3）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8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
作者：[美]安迪·罗斯曼/文 赵超/编译 责任编辑：胡书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