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化改革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并在渐进的改革中逐渐释放经济活动中的潜能，使中国取得持续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本文回顾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进程和主要特征，指出现阶段中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于商品市场化改革。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指出，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忽视市场本身的制度建设，中国应该继续深化商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的进程。

　　[关键词]　 市场化改革；　 通货膨胀；　 生产要素市场；　 可持续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正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兴起之时，如果说中国在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曾经由于种种内外因素而错失发展良机，那么在这一次技术革命中，中国抓住了发展机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结果，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8%。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而这一创新的核心是市场化改革。改革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潜能，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新的条件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仍然要依赖制度创新和深化市场化进程。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传统的计划体制逐渐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代替政府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这种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商品和服务的定价市场化了。

　　中国市场化进展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市场化和消费品的市场化。如果以如何定价作为判断是否市场化的基本标准，那么，可以说中国到目前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充分了，至少90%以上的商品种类的价格决定已是市场定价，而不再由政府行政定价，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体制下，中国对商品价格实施着严格的管制，物价的变动只服从于政府指令，与市场供求无关。从1980至1984年，政府采取“以调为主，调放结合”的方法，由农村到城市，由农产品价格到工业品价格，由消费品价格到服务品价格，先调后放，层层推进，实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价格体制的第一次革命。这一阶段出台的价格改革项目主要有：逐步提高和放开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逐步调整提高农产品市场零售价格；逐步放开日用工业小商品价格等。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价格改革也逐渐由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扩展到生活资料的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方针也开始以由以调为主逐渐变为“以放为主，放调结合”。在消费品方面，放开生猪收购价格和猪肉消费价格改革粮食统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放开电视机、电冰箱等大件耐用品价格；放开名烟名酒价格等等。而对生产资料，也开始进行“价格闯关”，采用的方法是继续提高计划内生产资料价格，放开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最后取消计划内价格。虽然这种改革引发了很多问题，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生活，一些特权阶层曾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漏洞以权谋私等，但中国最终解决了这些难题。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住宅商品化的改革，中国的商品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现在，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中国95%以上的商品已经实现了市场定价。

　　二是生产要素市场在不断地建立和发展。

　　市场化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即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它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要远远深刻于商品市场化，因而它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也要远远大于商品市场化。我国较大规模的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中国的改革进程来看，在各类要素市场发育中，劳动市场化速度相对较快，无论是农村劳动力还是城镇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工资报酬(价格)现在已经由市场决定，政府行政性决定工资水平的比例已经很低，尽管中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有序性、有效性还亟待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相对而言，中国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就建立了产权市场和证券市场，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就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规模小，在此次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工商企业资本形成中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的不足5%；二是秩序乱，中国股市投机性过强的局面仍然有待于克服；就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价格(利率)决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场定价，二是国有金融资本居绝对统治地位。因而，中国市场化进程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如何加速和深化资本市场化。尽管利率控制开始有所放松，在银行体制改革上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国有大型企业通过上市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还存在较大差距。与资本市场化相比较，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无论是在产权制度上，还是在交易制度上，无论是在价格决定上，还是在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条件还远远不具备。要素市场化发育的滞后，是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目标的改革进程深化的突出矛盾。

　　三是宏观调控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地位及作用发生了变化。

　　计划经济下是没有货币政策的，政府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是指令性计划相应的财政手段。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企业不是根据政府的指令而是根据市场进行生产，而市场是用货币为纽带来连接的。在这种情况下，影响货币供求的货币政策就要发挥作用，而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还会不断提升。这也是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因。货币政策的使用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失效，相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就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复杂。如果说，货币政策更多地是通过调节短期货币需求来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行总量调控，那么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对供给和需求、总量和结构进行较为长期的影响，如何将这两方面的政策结合应用，已经成为新时期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在改革中实施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市场化走的是渐进改革的道路。事实证明，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使中国在转轨过程中不断地释放经济活动中的潜能，保证了中国经济长期基本稳定的和持续的高速增长。但即使是渐进的改革，市场化进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非市场化的条件下，由短缺形成的供需矛盾被行政干预所压抑，供需失衡不能体现在价格上。因此，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大多是低估的。这也是第一次大的市场化改革都会对应于整体或者是全局的通货膨胀，这就是市场化改革的代价。在本轮经济周期以前，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经历过三次较大的通货膨胀，而每一次又都有其不同的体制和增长性的原因。

　　第一次通货膨胀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5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始编制消费价格指数，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是用零售价格指数反映的，从1980年至1985年，中国的零售价格指数为102.0，106.0，102.4，101.9，101.5，102.8，108.8；从这一时期序列可以看出，在这一期间，价格总水平变动幅度较大的年份有两个：一是1982年，一是1985年，零售价格的变动分别达到了6.0%和8.8%。这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实施“以调为主，调放结合”的价格体制改革对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大的冲击。第二次通货膨胀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6—1989年）。经过1985年的通货膨胀后，我国的价格指数有所回落，CPI由1985年的109.3下调到1986年的106.5和1987年的107.3。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实施了“以放为主，放调结合”的价格闯关，使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了飙升，1988年至1989年，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18.8和118.0，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二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第三次通货膨胀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2—1996年）。1992年，我国进入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固定资产投资迅速上升。1992年到199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分别为44.43%、61.78%、30.37%、17.47%、8.85%。与之同时，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未完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也同时在继续进行，市场整体的价格水平再一次出现了明显的上升。1992年到199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6.4、114.7、124.1、117.1、108.3，到达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最高水平。

　　剧烈的价格波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居民生活(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另一方面，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企业得到的价格信号经常是扭曲的，使人们对未来的供求形势产生错误的预期，从而导致经济资源的不当配置并导致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浪费。在80年代的前两次通货膨胀中，抢购成为居民对抗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第一次是抢购生活必需品；第二次则是抢购电视、冰箱等高档消费品。这种抢购使暂时的紧缺表现得更加明显，并鼓励相关企业继续扩大生产，这也是当时我国重复地引进彩电生产线等造成投资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投资热潮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当时市场发育很不完善，由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中出现了很多盲目投资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产力的浪费。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种改革所带来的阵痛的必需的。虽然三次大的通货膨胀对当时的经济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从价格改革的长期效果来看，它们却为理顺各种价格关系、以供求关系引导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为中国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体制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在进入90年代的时候，摆脱由于短缺为我们带来的“票证经济”；同样地，如果没有90年代初的价格波动，我们就无法完成始于80年代中期的生产资料的“价格闯关”，也很难更进一步地开展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造。到90年代末期，随着住宅商品化的改革，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商品市场化改革。它标志着中国告别了短缺时代，行政手段不再是改善供应的主要手段。虽然在一些关键领域里，国家仍然还要用类似“票证经济”的方法解决一部分人群的特定需求，如向中低收入的居民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但从整体上看，市场已经成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在国际贸易实践上，至2007年瑞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地位的国家已达75个(在美国传统经济研究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报告中，中国市场化的进展速度以及经济自由化程度均排在俄罗斯之前，包括在世界银行的相关分析中，中国市场化的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00年提出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中国列第101位，俄罗斯为116位，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标2003年报告》中；中国列第121位，俄罗斯列第131位)。

　　就经济发展而言：在体现经济规模的数量指标上，1978年以来，以GDP反映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2007年中国真实GDP总量已是1978年的14倍以上，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10倍以上，而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达到了2400美元；在体现发展质量的结构指标上，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由1978年的接近80%（显著高于当代低收入穷国的平均水平72%），降至现在的46%左右（显著低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4%），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状态（60%以上），经上世纪八十年代穿越了温饱状态（50%—60%），再到目前进入了小康（40%左右）(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5.8%，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3%)。这一系列深刻变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的确是空前的，在发展速度上，即使放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比较当中看，也是罕见的。改革空前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使中国的综合实力、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三、深化市场化改革与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化进程中，既要考虑到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也要照顾群众的当前利益，这就需要在长远和当前之间寻找均衡点，尽可能减少改革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冲击。但是从根本上说，要实现长期和持久的发展，关键还是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体制问题解决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在根本上得到保障。在市场化进程中，我们曾采取过各种补救措施，如实行保值补贴利率、对困难群众发放生活补贴等，避免由于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但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动的巨大波动，不可能不对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冲击，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从整体和长远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中国在世界上的迅速崛起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

　　从2007年以来，中国的价格总水平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2007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104.8，虽然和前三次通货膨胀相比，这一指数仍然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但和1998年以来中国长期的通货紧缩相比，这一上涨的幅度就显得比较高。从目前的发展看，这一上涨趋势有可能继续延续。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货币政策)来平抑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但各方面对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呼声仍然很高。宏观调控是必要的，经济活动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需要有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多的政府干预。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已经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不完善所引起的市场波动，往往比宏观调控中的失误所产生程度更大。对于目前发生的通货膨胀，各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从表面上看，我国这一次的通货膨胀和直接的价格体制改革的关系并不明显，但是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次通货膨胀仍然有深刻的体制原因。从近10年来我国价格总水平的长期波动看，中国可以说是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当中。1998年，中国的CPI从上一年的102.8下降到了99.8，从那时起到2006年，除了2004年曾因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而使价格上涨幅度达到过3.9%以外，各年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都在2%以下。但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是不断加速的，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连续6年保持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按世界各国的经验看，高增长必然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但中国的高增长却是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发生的，而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投资和出口领域，存在着需求过热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却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而需求拉动中的结构失衡，是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平衡相关的。在收入分配中，能够用于投资的部分在不断增加，而用于消费的部分在相对减少。这从全社会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中可以反映出来，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国外所占的比重在增加，居民家庭所占的比重在减少。在居民家庭收入中，也存在着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倾向。这种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发展上的原因，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显然是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基础。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备，各个地方要通过行政的力量加快经济发展，各种政策其实是向资本倾斜的，这样的结果是在收入方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即要素收入的不平衡，在支出方则是扭曲了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应该存在的均衡。在2007年以前，我国并不是没有出现大的价格波动，只不过这种价格波动没有表现为消费者价格的上升而是更加集中地体现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包括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土地价格的上升、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以及股票价格的上升。随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素市场的规模扩大了，生产要素的交易活跃了，但是市场交易秩序仍然不完善，这就使得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更大，波动的幅度也更大，而这些波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最终会传递到消费品价格上来。这时候，它对消费品价格的冲击是很大的，而它一旦转化为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不但消费者必须承受价格上涨的压力，消费品的生产者也要承受着成本的压力，这又可能进一步形成产能过剩，造成前期过度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闲置甚至是浪费。这种资源配置不合理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一轮通货膨胀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就商品市场而言，目前国家管制的商品价格已经很少，但是受管制的这一部分商品，却对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以电力和成品油的价格为例，长期以来我们实施的低价政策，既不利于能源企业的发展，又不利于提高企业和社会的节能意识，也不利于我国应对来自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所造成的冲击。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候，我们担心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影响经济增长，而在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更担心调整能源价格会更进一步加剧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这就使我们的能源价格不断扭曲，能源消耗不断加剧，一旦国内外能源供给出现风吹草动，能源生产企业就可能亏损。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能源价格政策似乎是在保护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看，这种保护却可能导致竭泽而渔，牺牲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就要素市场而言，我们的发展任务更加艰巨。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近些年来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中的矛盾也非常突出。解决这些矛盾，实际上就是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通过宏观调控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的同时，还要注重深化市场化改革，从深层次上解决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各种矛盾，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好的制度条件。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