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稿：中国体育步入“后北京奥运时代”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３日体育专电 题：中国体育步入“后北京奥运时代”
新华社记者王镜宇、马向菲
9月29日，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亲切会见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获奖牌运动员和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２００８年于中国竞技体育是极度辉煌的一年。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累累硕果和鸟巢上空绚烂的焰火，把国人对体育的热情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烟花散尽，繁华消退，全民奥运热潮渐渐褪去时，中国体育也悄然回归本位。奥运冠军光荣退役，体育官员新陈代谢，新的奥运周期照常开始；与此同时，球场暴力、“年龄争议”、“奖金风波”浮出水面，不和谐的画面不时闯入人们的视野。中国体育的“后北京奥运时代”要维持荣耀，更要破解难题，可谓路漫漫。
举国体制亟待完善
中国体育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上创下的辉煌战绩，离不开实行多年的举国体制，甚至欧美体育强国也十分羡慕，意图效仿。不过，这更多来自国外体育界人士的意向，政府和社会层面很少有人提出要仿效中国的体育体制。在国内，近年来关于举国体制的讨论和争议也从未停止过。当后备人才萎缩、运动员退役后生活艰难、体育成本偏高等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之时，举国体制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认为，在“后北京奥运时代”，举国体制将被赋予新的内涵。首先，中国老百姓仍然会希望看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也就是说“奥运争光”的目标不会变。与此同时，举国体制不应只举“体育王国”的“国”，不能只是在体育系统内部举全国之力，而应该把全国资源充分调动起来，真正实现体育和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体教结合是一种大趋势，其进程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应该而且将会加快。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奥运会击剑冠军仲满的启蒙教练、江苏省南通市少年体校的老师吴娟在选拔苗子时遇冷，主要原因就是体校出口太窄。其实，这只是作为举国体制重要依托的三级训练体系和基层业余训练严重萎缩的一个缩影。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１０月份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指出，文化教育、退役安置等工作中的一些长远性、根本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第一，体育系统内各级各类体校文化教育师资非常薄弱，文化课难受重视。运动员承担的大量训练和比赛任务，又严重挤占文化学习时间，学训矛盾突出。第二，省级以上专业队长于运动训练，短于文化教育。有的地方虽然挂了运动技术学院的牌子，但是有文凭无文化、有文凭无水平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三，按照政策可以进高校进行“再教育”的尖子运动员毕竟是极少数，大量体校学员、省队队员不可能成为尖子，因此不可能进高校接受“再教育”。而那些非尖子运动员因缺乏文化和技能，退役后就业难，直接影响了更多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进体校、进专业队的积极性。第四，不少体校培养目标单一，学生如果不能成为尖子运动员，既无文化，又无技能，难以就业。刘鹏说，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体教结合的新路。这也是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宁泪洒颁奖台（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则认为，中国体育最近２０多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基层业余训练江河日下，并预言其恶果将在今后１０年内显现。卢元镇说，中国体育界把能够调配的资金高密度地投入到高端，造成低端部分边缘化，长期下来必然导致基层人才培养体系的萎缩。本来各个项目的发展应该是金字塔型的，而中国很多项目是倒着的。
卢元镇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举国体制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因为它只是举体育系统之力，而且还没有“举”起来。国家体育总局的目标是奥运会，而各省市的重点是全运会战略，不是跟着奥运会走。有些地方出现的隐瞒、虚报运动员年龄的情况，其实是在拆举国体制的台。卢元镇说：“目前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绝对主导，而其它社会力量被完全摁死啦。”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于芬和清华跳水队的尴尬处境——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不让注册，你就是培养出奥运冠军也难以为继。用卢元镇的话说，于芬就是“报国无门”。
卢元镇表示，２００８年之后中国的竞技体育不应衰退，而应持续发展。但是，现在投入太单一，没能真正动员起家庭、社会和其它各方面的力量，而是死靠政府拿钱，“金牌成了跟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职业体育乱中求治
北京奥运会过后的第一个冬季，足球、篮球等项目的职业化联赛场内外新闻频出，中国足球的水平降至冰点，中超、ＣＢＡ球场暴力却异常“升温”。再加上篮球的“年龄争议”、“凤铝事件”，一时间中国最有市场影响力的两大职业联赛双双陷入乱局。中国男足连亚洲二流地位都难以维持的惨状，让中国足球回归专业体制的呼声陡然高涨。进还是退，对于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来说，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钟秉枢认为，走在职业化改革前沿的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下降的确明显，但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其归咎为当初选择的职业化道路，而应回顾当初改革的初衷。钟秉枢说，１９９２年的“红山口会议”为足球职业化改革设定的任务是：为竞技体育推行协会制和实体化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产业机制。如今，新的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是达到了当初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对当初订立的目标进行思考。
钟秉枢说：“竞技体育的重要目的是为国争光，而职业体系的建立并不是完全为了为国争光，俱乐部的利益也不是为国争光。用‘奥运争光计划’的目标和体系来管理职业体育，现在看来是不行的。走职业化道路更多的需要市场运行，更多的是做一个产业，它不可能完全为奥运争光服务，也不可能完全为全民健身服务。职业体育和为国争光有很大差异，应该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也就是对利益多元化的认识不足。”钟秉枢认为，今天在足球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职业化道路的错，而是在职业化道路发展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偏差，对包括俱乐部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尊重不够。
资料图片：8月13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前排右四）与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教练等在颁奖仪式后合影留念。当日，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188.900分的成绩夺得冠军。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初，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达到世界水准的中国女子网球也大胆开始了职业化改革的探索。郑洁、晏紫、李娜和彭帅四朵金花名正言顺地走上职业化道路，享受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的充分自由，只需交纳收入的８％－１２％并无条件参加国家队赛事。
这种新的模式和国际职业网坛的普遍操作接轨。运动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自己的团队，配备专门的经纪人、体能训练师、理疗师、陪练等。这些费用主要靠运动员个人来承担，而运动员对自己的参赛收入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钟秉枢说：“网球项目的改革是为适应网球职业化发展而采取的变化，它能更好地把为国争光和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全民健身任重道远
１２月１７日，《２００７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在京公布。这份《调查公报》显示，２００７年全国有３·４亿城乡居民（含在校学生）参加过体育锻炼，全国“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为２８·２％。面对这样的结果，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刑文华说，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两次站上金牌榜榜首，显示出中国已经成长为“体育大国”，但是“绝非体育强国”。
刑文华认为，奥运金牌的多寡与体育强国无关。与美国、加拿大、韩国、芬兰等国家相比，我国群众的体育锻炼情况“基本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根据这份《调查公报》，体育场地设施的缺乏仍然是影响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在２００５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我国每万人仅拥有６·５８个体育场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１平方米多一点，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２００多个体育场地的状况有天壤之别。而且，现有体育场地大多数设施简陋，质量普遍不高。
钟秉枢教授认为，在“后北京奥运时代”，群众体育必将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他说，在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２００７年度体彩公益金支出约有６·９亿，其中用于全民健身计划的约３·３亿，用于奥运争光计划的约为３·６亿。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用于全民健身的经费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卢元镇教授则表示，现在群体部门很着急，认为全民健身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可是，省市体育局还是在忙着全运会。卢元镇注意到，最近新增的全国智力运动会、全国大漠运动会和全国水上运动会使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总数达到１３个之多。如此众多的“全国运动会”不但导致体育经费大量花在竞技体育上、体育资源严重浪费，也让政府部门埋头弄这些运动会，无暇顾及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甚至还养了一堆“会虫”：全运会有他，民运会有他，农运会还有他。卢元镇说，竞赛制度改革和精简运动会应该是今后一个重要议题。应该尽量少搞全国性的综合运动会，甚至干脆不要，很多项目搞单项全国锦标赛足矣。
在卢元镇看来，中国的眼光应该是参与建设世界体育文化，而不是仅仅去争几块金牌，这不符合大国的形象。再说５０金也好，６０金也好，都只是在人家的文化里占一席之地。东西方的体育文化截然不同，而中国的民族和民间体育最为丰富，我们应该把东方的体育文化推到世界上去。
新陈代谢再战伦敦
１２月８日，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运动管理中心传出重磅消息——率队夺得北京奥运会银牌的韩国功勋外教金昶伯不再担任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主教练，双方长达９年的合作戛然而止。
伦敦奥运会主场馆构想图
金昶伯的离去为因北京奥运会而起的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起了降调。在征战北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外教人数多达３８名。至今为止，传出续约消息的仅有击剑项目的鲍埃尔。这场外教大潮来时汹涌，退时干脆，连金昶伯这样执教成绩和口碑都不错的也未能“幸免”。
外教的大撤离既有些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毕竟，请外教是一件花费不菲的事，文化的冲突也始终是一道未解的课题。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竞技体育全面出击，为在家门口有出色的整体表现而不惜血本。进入“后北京奥运时代”，又恰逢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个项目暂时捂紧钱袋、从长计议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卢元镇教授认为，北京奥运会之后政府对体育的投入到底有多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奥运会的摊子铺大啦，想要瘦身可不容易。”
岁末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也面临着较大规模的轮岗和调整，这给许多项目在新奥运周期的发展方向留下了悬念。谢亚龙何去何从？谁将成为中国足球的新任“掌门”？李元伟退休卸任之后谁会入主篮管中心？篮球职业化改革是否会变更走向？这些问题在明年年初应该会有答案。
与各个项目体育官员的更替相比，运动员的新陈代谢更加迅速。王楠、张宁、冼东妹等名将早早宣布退役，杨威、李小鹏、黄旭、程菲等徘徊未决。江山代有才人出，在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这些中国传统优势项目中，年轻一代的新锐早已做好接班准备。
不过，也有一些项目和运动员在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上的前景令人放心不下。在“鸟巢”黯然退赛的刘翔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跟腱手术，４年之后他尚能战否？在尤纳斯和姚明的率领下，中国男篮在北京奥运会上再度闯入前八。如今，尤纳斯飘然离去，４年之后３２岁的姚明还会回来和中国男篮并肩作战吗？
２００９年的春天将是一个令中国体育界期盼而又有些忐忑的春天。在年初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中国体育在后北京奥运时代的发展方向会有一个眉目。与此同时，国务院近年来逐步推动的大部制改革也始终是中国体育界关注的焦点。卢元镇教授透露，有消息说广东省决定把地市级的体育局和文化局合并。在卢教授看来，如果果真如此，这也许是大部制改革的先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