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的新闻与政治
纪念改革开放30年特稿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的新闻与政治
作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
自1978年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最近全国各界都在结合本行业的发展进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笔者现就30年来新闻与政治的发展作一粗线条的描述。
新时期的起点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残局为起点的。文革是一种极端的、集权的、专制的政治，法制和集体领导体制已受到彻底的破坏，造成以政策代法律、以领导人的讲话代文件，法治变人治。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段历史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新时期的新闻也是以文革时期的新闻残局为起点的。那时期的新闻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个性，成了政治的奴隶和工具，是畸形的新闻。报纸既没有信息传播功能也不计成本，成了一张政治传单。
三个时期
30年来的政治与新闻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78年5月～1992年10月，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至邓小平南方谈话止。政治上为思想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是解放思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政治结论是“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1976年10月，虽然从组织上粉碎了“四人帮”，但两年来横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是过去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明知行不通了该怎么办？这需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于是引来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了全国思想大解放。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上下天翻地覆，拨乱反正，为之一新。
这一时期的新闻与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同步，可名为“内容复苏期”。可以说这时新闻是被政治解放的第一个“解放战士”，是思想解放的直接受益者。结论是：新闻能说真话了。
因为这一时期的新闻是以文革时期的新闻桎梏、新闻萎缩为起点的。那时新闻已经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泯灭了自己的个性。因此，新闻的解放就首先表现在内容复苏（这时媒体还顾不上自身的利益，是一文不名，心忧天下）。翻翻这一时期的报纸，讨论真理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知识和人才开始受到尊重等等，一片解放之声。新闻像多年的哑巴终于说了话，它热情地为这个新时期的政治鼓与呼，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它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第二时期：1992年10月～2003年10月，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起点，至2005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政治上为“二次思想解放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是“发展是硬道理”，要解决的问题是“姓社姓资”，政治结论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虽有前一段的思想解放，但发展经济走什么路仍有顾虑。城市改革迟缓。1992年初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解决了姓社姓资问题，经济改革才真正起步，才有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政治结论是：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时期的新闻除继续内容上的解放外，最大的特点是自身事业的发展。
实践层面，报纸数量由文革结束时的186种发展到2000多种。由单一机关报结构发展为多层次多元结构。印张数由1978年的113亿增至2004年的1524.8亿。1983年国家工商局正式开始允许报纸登广告，到2005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年）广告从无到有达到241.3亿，平均年增长33℅，并且已经开始集团化经营。1994年新闻出版署在杭州召开第一次报业集团务虚研讨会。1996年我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挂牌。1998年制定《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01年发展规划》，报业集团全面铺开。
理论层面的一个重要突破是，1992年9月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全国报纸管理工作会议提出报纸的四个属性，即政治属性、信息属性、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特别是指出报纸的商品属性。这是第一次区别于以往的“喉舌”、“工具”论而尝试全面解释传媒本质。这可以看作是新闻领域“姓社姓资”问题的突破，是媒体思想解放和事业发展后的理论总结。以后又更进一步系统提出“报纸是商品，报社是企业，报业是产业”的市场运作思路，传媒业的经营才名正言顺，放手大干。在这一时期，新闻业不只是一个发音的“喉舌”，而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巨人，它已有了在国民经济中占一席之地的财力物力。
第三时期：2003年10月～现在，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召开为标志。政治上为“科学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是科学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各种矛盾。由于经济一马当先快速发展带来许多不平衡，使我们认识到不但要发展，还要统筹发展、科学发展。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提出四个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从政治角度讲，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不适应的矛盾。由于发展了的自由活跃的市场经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制政治来制约和保证，于是出现一个怪现象：一面是惊人的经济繁荣，一面是社会道德败坏，以权谋私。据2008年1月全国人大公布的数字，2003年到2008年5年间全国法院审结案424万件，其中处级以上公务员犯罪4525人，同比上升77.52℅。
政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家必须科学发展，或曰全面建设。如果说，前两个时期社会是靠一次两次的解放思想冲破旧框子、旧束缚来释放活力，第三个时期则是要靠建立新机制、新制度来增强活力。如果不能增加新活力，就会面临新危机。
这一时期的新闻进入了一个“全面功能期”，其特点是新闻的许多内在的、基本的规律开始全面显现和发挥。比如它的本质定义（含五要素：受众、事实、信息、时效、传播）、四大属性（信息、政治、商品、文化）、五大功能（传播、教育、娱乐、监督、知识），都已显现出来。汶川大地震报道、“周老虎案”的监督都是好例子。可以说从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和新中国的新闻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表现为它是“新闻”。这一时期的版面、屏幕上有各种信息、知识、娱乐的内容，还有认真的讨论、严肃的监督。它已不是文革时期那样的政治“奴隶”，也不像第一时期那样只是兴奋的欢呼、痛快的批判，不像第二时期那样忙于自身的壮大，而是在完成自身功能的同时冷静思考，严肃地担起社会责任，帮助政治完善管理、解决矛盾，监督政治进步。其保证人民群众知情权的信息传播功能和保证人民利益的监督功能将更显突出。新闻愈发显示出自己的社会价值。
一条新规律
同时，这一时期新闻与政治的矛盾和碰撞也在增加。但不必担心，这是一种进步，是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表现，也是新闻本质规律开始全面发挥作用的表现。我们的政治成熟了，新闻成熟了。民主政治的建设，一要群众知情，二要群众监督，这都要靠新闻帮忙。新闻舆论监督是成本最低的监督手段。
新闻由“自在”而成熟为“自由”，有两个条件，一是来自政治方面，政治民主、环境宽松；二是来自学术方面，学术自由与学术前沿的拓展。这30年又正是信息论、传播学传入中国并扎根的时期，它们大大帮了新闻的忙，丰富了新闻理论。
于是，当中国走过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30年后，在这个新背景下，我们又发现了一条新闻与政治互动的规律：新闻与政治在本质上都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意愿，政治称之为“群众”，新闻称之为“受众”。因为有了这一点，二者有共性，可以联合。但具体运作中二者又都有自己的“私利”，在新闻表现为“媒体利益”，会违规、违纪；在政治表现为“集团利益”，会谋私、腐败。当新闻违规时，政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管它，发挥国家管理的作用；而当政治腐败时，新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督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体现民意、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这个规律我们称之为“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律”。
当然，这个规律的实现要求新闻和政治都能大公无私，都切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如果政治专权、新闻臣服，甚至推波助澜（如大跃进、文革时期），或者政治腐败、新闻无言，甚至帮助粉饰，这都是新闻违背自己的意志没有尽到责任；如果媒体以权谋私、有偿新闻、操纵舆论、黄色内容，政治不能有效管理，则是政治的失职。
新闻和政治将既遵循自己的规律又尊重对方，在对立统一中存在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将会检验它们的成败。
本文系作者在山西省新闻界纪念改革开放30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传媒》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