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情出发，让人大民主发挥得更好
第一，正确认识两种“领导”的不同特征，科学处理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中国的情况更是先有政党后有民主政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各项民主制度都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由中共倡导与推动建立的。党始终领导着人大，这也是“世情”与“国情”使然。问题在于，有两种不同的“领导”，我们应当科学认识两种“领导”的不同特征。
同一组织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往往可以发号施令、下达指示，并可借助强制性的纪律要求下级服从与执行。例如，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某级党委对由它派出的党组的领导。这可称之为“刚性领导”。党与人大，并非同一组织系统内上下级的关系。因此，“党领导人大”不同于那种“刚性领导”。党组织通过适当途径（如人大中的党组）输入人大的（关于决策或干部人选等）主张，只是“建议”与“推荐”而不是“命令”与“指示”。党组织应当向人大宣传解释自己主张的正确性。人大在审议中，若多数代表认同这种正确性，并经表决通过后，党的主张就成为了人大的法律或决议。那就意味着党以其正确主张领导（带领与引导）着人大。这里凭借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宣传与解释”；不是强制性，而是“代表的认同”。不妨称之为“柔性领导”。
以往强调党的领导，常常与那种“刚性领导”相混淆。一些地方正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对人大进行“刚性”（强制）干预，导致党与人大的“制度间关系”不顺，人大功效难以到位。如果能在认知上真正厘清两种“领导”的不同特征，那么在实践中才有可能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既坚持党对人大的领导（“柔性”的），又能使人大独立负责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
第二，进一步密切人大与选民的关系，增强人大整合民意的能力。
人大民主说到底是一种代议民主。代议民主最大的危险是“代理者”脱离、背离“委托者”，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等于零”。代表必须通过多种方式经常接触选民，听取民意。现实中，大部分代表是“兼职代表”，是“业余代表”，往往缺乏时间走向选民。为克服这一时间上的障碍，笔者主张，所有代表（尤其是大量的非专职代表）应当聘有若干“助手”，以协助他们接待选民来访与收集民意等。据本人所知，正在学习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乐于以“志愿者”的名义无偿充当代表的助手。他们以此服务社会，又可获得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专业素养的机会。有人提出，曾经当过代表而后“解甲归田”的人士中，也有一些愿意当代表的助手，依据自己的经验再作贡献。还有，代表应当将民意及时输入人大或其常委会，而不必等待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利益已经分化了的社会中，“民意”必然多元化、异质化。人大及其常委会这座“民意加工厂”应当从提高成员素质、健全议事程序等方面增强整合民意的能力。例如，有必要建立“大会发言制度”，克服按代表团审议的局限。在此基础上应逐步建立“辩论制度”，让不同声音（包括少数代表的声音）在充分碰撞与磨合中经受鉴别、开展协商，然后再进入“多数决”（表决）程序。
第三，切实开展宪法监督，追究违背人大民主的行为。
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当今中国必须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如何切实开展宪法监督，保障宪法实施？多年来学者们已发表了各种真知灼见。本人在此补充一点：应当把监督人大民主的实施也纳入宪法监督的视野之内。人大制度既然是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那么，“宪法实施”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施。“监督宪法实施”理所当然包含着监督人大制度（人大民主）的实施。
进一步说，宪法监督必须重视对违宪行为的追究。那么，有的地方以组织的名义强制干预或阻挠人大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如不让人大代表依法提出质询案，指令人大或其常委会必须通过某一人选，甚至公然拒绝承认人大的选举结果等等，应当如何追究？这需要通过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加以解决。
第四，鼓励各地依据不同“区情”，因地制宜地开展探索。
推进人大民主的发展，需要在理论——制度——运行诸方面继续不断地开展探索。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间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状况极不平衡，应当鼓励各地依据自己的“区情”，因地制宜地探索与创新，而不必追求全国“一刀切”、“齐步走”。本人一贯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应当适应“世情”、“国情”、“区情”这“三情”。二十多年来，某些地方尝试过对“一府两院”及其相关领导人进行“评议”，后来在全国许多地方得以推广，促进了人大监督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有些地方在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人大与媒体协同监督政府工作等方面做了一些试点。一部分地区先“试”起来，应当是好事。当然，各地的探索与创新应当在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有序地开展。本级人大应该把好这个“关”，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则应当对此进行法律监督。
为推进人大民主，某些地区可不可进行“突破”法律规定的探索与创新？本人以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权擅自走出这一步。但可以考虑以后在宪法中增加规定：必要时，全国人大有权决定在个别地区设置“立法试验区”，进行突破法律某项规定的试验与探索。及时总结“立法试验区”的经验，可以为人大立法提供参考依据。
第五，借鉴“他山之石”，以供人大民主所用。
中国作为后发型民主国家，需要较多地借鉴早发型民主国家的“他山之石”。以本人所见，除了历史上我们曾经从西方“拿来”不少民主理论、选举方式、代议程序等等外，现行宪法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一府两院”职务的规定，就包含着制衡学说对我们的启示，但我们并没有照搬“三权分立”的模式。而且，即使“拿来”的那些“他山之石”，也总是根据自己的国情，经过一定的雕琢后才“洋为中用”。为了推进人大民主乃至整个中国民主政治，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在这里，要准确分辨哪些属于“不照搬的模式”，哪些属于“可借鉴的成果”。为此，有必要客观地、理性地对早发型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体制、机制）进行一番再解读。（浦兴祖/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