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优化空间布局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王开明

      明确海峡西岸经济区空间布局，进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海西规划》的突出亮点之一。按照海西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海西规划》从战略高度对海峡西岸经济区20个设区市今后发展的空间布局进行科学规划。一方面，《海西规划》按照功能区划分的要求，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划分为三个主体功能区，即东部沿海临港产业发展区、中西部集中发展区和生态保护、生态发展区。另一方面，又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各功能区之间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思路出发，制定了“一带、五轴、九区”网状空间开发格局。整个海西空间布局规划，既符合近年海西发展的实际，又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前瞻性，对于海西突破行政区划束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海西空间布局既然已经明确，显然今后海西发展的重点任务应该是严格科学地按照三大功能区划分和“一带、五轴、九区”总体布局，充分发挥海峡西岸区位、资源，以及人文、环境、对台、特区四大优势，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区域经济发展拥有自身一定的规律。一个区域经济综合体的形成，往往与该区域拥有相同或相近或互补的地理形态、生态功能、经济流向、文化习俗等密切相关。因此，在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在差异化中求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发展的同质化。相反，发展思路应该是从各个功能区、各个发展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现实发展基础出发，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让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形成优势叠加、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比如“东部沿海临港产业发展区”建设，主要是依托海峡西岸重要港口厦门港、福州港、湄洲湾港、泉州港、三都港以及温州和汕头的港口等。但各个港湾，究竟发展什么临港产业，需要认真规划，统筹安排。临港产业既包括重化工业，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既可以发展港口物流业，也可以发展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医药等也不能忽视。因此，所谓“一体化”，绝对离不开“差异化”。各个港湾，要从各自发展的比较优势出发，既要充分考虑本港湾发展的历史、现状、基础条件及未来发展重点，还要考察周边港湾发展状况，避免重复建设，避免同质化发展，而要宜工则工、宜游则游、宜渔则渔，最后形成区域发展合力。要改变目前许多港湾都争相上石化项目、造船项目、冶金项目的情况。

      在竞争之中谋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排斥竞争。海西的9个集中发展区，即厦门湾、闽江口、湄洲湾、温州沿海、粤东沿海等，要倡导有序竞争、良性竞争，同时，在竞争中合作，9个发展区之间应鼓励人才流动、人才合作。唯有如此，才更有利于各发展区提升竞争力，实现跨越发展。

      在创共赢中构建长效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区域内不同功能区、不同发展区间的共赢。只有共赢，“一体化”才能持续。这就需要在合作共赢的思想指导下，构建区域一体化的长效机制。比如，东部沿海临港产业发展区、中西部集中发展区和生态保护、生态发展区之间就有一个山海协作、生产与生态等之间合作共赢的问题。按照5个发展轴的布局，在铁路、高速公路、能源建设方面实现有效对接；在投资软环境，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生态补偿机制等建设方面要实现政策对接，等等。还要根据《海西规划》要求，设立相应的协调发展机构。

      福建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中，福建无疑要先行先试，先在省域范围内实现经济一体化，积累经验，起到示范作用，然后让一体化进程向整个海西延伸、发展。

    （作者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善民生  “两个同步”是政策导向
 
潘叔明

    《海西规划》提出的任务要求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对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作了强调和部署。对于群众关心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明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就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两个同步”的政策导向的体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政策导向，而非主要目标，主要目标是GDP年均增长率（如国家“十二五”规划定为7%）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国家“十二五”规划定为7%以上）。作为政策导向的“两个同步”，在《海西规划》具体实施中，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政策导向是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点是健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调节体系。社会总收入是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总和。要增加居民收入，必须调整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当然，不论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各占多少比重，只要总产出或总收入（GDP）有增长，政府、企业、居民三方收入均会有提高，居民收入自然也会增长。所以GDP增长是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两个同步”是硬约束，所以安排和健全能够达于“两个同步”的初次和再次分配的调整体系是最关键的，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

      政策导向是明显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要点是收入均等化。这不是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或内部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目前，要加快解决居民收入内部不合理的分配关系，以促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那些最为紧迫的问题。“两个同步”民生经济学性质的表达是社会福利总量最大化=GDP+收入均等化。所有社会成员获得的GDP所产生的边际效用相等是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所以正确把握收入均等化是最关键的。

      政策导向是收入均等化或社会分配公平；要点是基本需要民生产品的普遍供给。绝对的分配均等是不公平的，且会减少可分配收入总量。过度不均等分配即使实现GDP最大化，也是不公平的，且影响社会和谐。当前，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呈扩大趋势是世界性的，且无有效改变的手段。所以什么是收入均等化，目前没有合理共识，只能从实证和规范（价值判断）两方面来把握。基尼系数或洛伦茨曲线只能从实证上求得收入不均等程度，而不能求得收入均等化的规范解决。所以走向统计上的“抱怨”指数以求解决，认为对分配问题抱怨人数最少抱怨强度最小即是收入分配公平。所以问题转向解决“抱怨”指数，比较合乎实证和规范的是实行基本需要民生产品的普遍供应，这包括生存和基本生活需要、发展的基本需要、安全的社会需要、文化的基本需要的民生产品的普遍供应，并不断扩大普遍供应的领域和行业，这是最关键的。

      政策导向是幸福指数；要点是非物质消费及其消费能力。基本需要民生产品实际上包括了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即精神性产品。物质占有和享用的主观感受开始时与物质性产品有正效应，但达一定程度后，正效应开始递减，而对非物质性产品占有和享用的主观感受则始终随非物质性产品的增加而增加，直至由文化修养带来的精神自由的无限上升，这是幸福实质。

      在上述的四个政策导向要点中，政府、企业、社会、个体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推进文化发展  打造海西特色文化品牌
 
凌厚锋

      《海西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是海西建设进入新的历史起点的必然要求。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当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深化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要从打造我省核心竞争力的高度认识文化发展，从增强我省文化软实力高度认识文化发展，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高度认识文化发展。

      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近年来，从省里到各市、县（区）、乡（镇），纷纷提出“文化强省”、“文化立市”、“文化兴市”、“文化强市（县、镇）”等一系列文化图强的方针。为此，要加强文化资源整合，促进文化与经济融合，提高文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打造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样，弄清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十分必要。应以是否进行商业经营作为区分二者的界限。进行商业经营，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文化为文化产业；不进行商业经营，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为目的的文化为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单位有时也有收费，有盈利，但这些盈利，原则上要在固定资产折旧、留足发展资金后，才可以用作工作人员的补贴费用。事实上，一种文化，到底属于文化事业，还是属于文化产业，既与该文化的属性有关，又与技术水平，以及国家制度、政策和人的经营能力有关。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根据我省是文化资源大省的优势，要着重于转变观念，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建立相关的体制机制；利用各种平台，打造和推介海西特色文化品牌。

      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文化创新，除了通常提到的文化观念、文化内容、文化形式、文化体制机制等创新外，很重要就是大力推进文化业态创新。具体来说，一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在推动改革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传承和传播体系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古籍保护、文化市场监督体系构建中，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和提升作用；二是推进现代科技与文艺创作特别是演艺创造、生产相结合，提升演艺作品的表现力，并进而扩大其影响力；三是推动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相交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让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并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四是明晰文化科技工作的目标，调整文化领域的学科布局，促进系统内外的科技资源整合，吸引掌握核心或关键技术的科技人才投身文化建设。 

      （作者为省委党校教授）

建立城乡协调发展长效机制
 
许文兴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根据《海西规划》要求，海峡西岸经济区应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建立城乡协调发展长效机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打造具有海峡西岸特色的宜居城乡。

      建立城市群对农村辐射的带动机制。当前，海峡西岸已形成以福州、厦门等区域中心城市为骨干，福清、晋江、龙海等中小城市和若干特色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具备辐射、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基础和实力。要依靠市场化手段破除横亘在“规划群”之间的藩篱，改善城市群空间结构，打通城市群内部城镇之间的通道，使农村真正纳入到城市群体系中来。要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使之成为连接中心城市与众多村镇之间的中间环节，使处于中间地带的广大农村地区能有效接受来自中心城市和建制镇的辐射作用。要统筹海西内部各个城市的产业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空间聚集作用，扩大中心城市对周边农村腹地的极化效应。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以农补工的城市偏向政策。现虽已推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要切实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力度。要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支农资金年均增长应保持较高比例。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增强工业支持与反哺农业的经济实力，并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工业新的增长极和农民就业转移的平台。要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增强城市带动农村“火车头”的拉动力，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城乡网络推动模式，从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上为城市带动农村奠定坚实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沿海对山区对口帮扶工作机制，加快山海协作示范区建设。

      建立偏向农村的公共产品均衡配置的供给机制。长期倾向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偏好，导致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配置显著失衡，使得农村居民未能平等共享社会福利。此外，我国公共产品实行的是分类供给体制，诸如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分别由不同部门投建管理，影响公共产品效用的发挥。因此，应建立偏向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培养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扩大有效供给，最终实现城乡均衡配置。同时，应深入了解农民对不同公共产品的实际需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对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进行投票，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向“农民偏好”转变。各级政府要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科学安排，统筹匹配，形成合力，发挥最大效用，实现农村各类公共产品供求平衡。

      建立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城乡协调发展要求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统筹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的合理分布与组合，让城乡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优化组合，形成高价值的经济空间，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要通过政策支农和财政补贴，促进城市资金流向农村，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要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和承包地、宅基地有偿流转的办法，促成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政策性障碍。

      （作者为福建农林大学发展与改革办公室主任、教授、博导）

创新社会管理 构建和谐社会
 
肖文涛

      贯彻落实《海西规划》，涉及方方面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能够为贯彻落实《海西规划》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更是贯彻落实《海西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应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着重研究并把握好几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整体合力。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构建适合国情的政府主导——社会合作型的治理模式，形成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多种方式并存的治理格局，优化社会治理结构。

      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做到经济建设与民生问题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使海西建设和福建发展的过程，成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的过程。

      加快推进体制机制与制度创新，尽快修补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已到转型阶段，需要从宏观层面上整体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如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兴媒体等管理上取得突破。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在社会治安方面，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方面，建立社会诚信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在精神卫生方面，建立监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把做好群众工作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提升社区服务和管理水平。必须把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切实把基层基础做实做好。要以构建和谐社区、平安社区为切入点，着力在建立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上下工夫，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和谐的现代化新型社区，不断增强基层的实力和活力。

      加强学习研究，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服务能力。针对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实际工作部门要重视对社会管理理论和知识的学习，科学分析并认真把握社会管理的规律和特点，自觉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理论界要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加大重大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为党委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为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平台
 
吴能远

      中央批准《海西规划》，进一步突显了中央对海西建设的高度重视，海西建设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贯彻规划重在落实。海西建设与两岸交流合作密切相关，两岸交流合作既是海西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海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加快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向海峡经济区演进的步伐。应突出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行先试的特色，以更高的起点、更大的格局、更猛的气势，努力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崭新平台。

      自2008年以来，在中央正确的对台方针政策指引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迅速推动，展现出良好的态势，获得两岸人民的热烈支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系着台湾的各项发展，关系着台湾的经济和民生，台湾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都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避免“台独”分裂势力干扰破坏两岸关系，是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任务。可以预见，两岸经贸合作将继续推进，两岸文化合作和其他交流合作也将持续进行，总体而论，仍将为海西建设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

      闽台经贸合作是海西建设的重要领域，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多年来成效显著。现在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把握新形势，在中央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上下足功夫，真正解放思想，以更宏大的视野、更开放的作法，努力深化闽台经贸合作，使闽台经贸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两岸经贸合作先行先试的重要平台。两岸签署ECFA，其重要精神即在于推动两岸经济整合，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背景下，开启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新进程。未来，两岸之间的资金、人力、服务、物流等各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将是必然的趋势。这就为海西充分利用两岸签署ECFA的机遇，先行先试，率先加快闽台经济融合开辟了广阔空间。海西建设应深化闽台产业对接，突出两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的重点。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和民间基层交流合作也是海西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交流和民间交流可以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为海西建设乃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应不断拓展交流深度，提高交流实效，形成若干重要的交流精品，使海西成为两岸文化和民间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平台。

      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作为海西建设先行先试的重要抓手，平潭建设应准确定位、细心规划，充分展现出其开放性、前瞻性和趋势性。平潭是海西一片尚未开发的宝地，因此，建设一定要起点高，特色鲜明。相较于海西的先行先试，平潭应更加先行先试。交通和基础设施跟上之后，依托省会福州的各项资源，政策开放，平潭将会成为海西的一张重要名片。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引导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朱祖平

      近年的金融危机催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成为竞争焦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探索和不确定，以及所依赖的科技基础不仅是产业技术本身领域，而且可能包含公共、交叉技术，如纳米、数字、低碳技术等及其相应的基础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和公共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和全局性，以及所面临的市场不仅有明确的需求，更包含需求创造、培育甚至创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和战略性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路线的探索、竞择中，将按照适者生存市场规律，竞争成长为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引领推动作用。由于风险性、公共性和竞争性必将抑制私人投资，导致投入不足，进而使区域或国家在新一轮竞争处于劣势，因此，在投入、产出和软硬环境方面都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但政府介入市场领域总是伴随着公平、效率以及政策的“两难选择”问题，时机、方式和程度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这些正是当前政策的薄弱环节。为此，应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为意志使然。政府政策的介入点应该是在产业趋势初显到形成初步规模期间，既要防止对缺乏基本条件地区的“拔苗助长”，又要避免对已成产业规模地区的“锦上添花”。为此，可以三个条件为依据：一是当前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二是成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企业之间具有互相依赖的关系。

      政府政策既要有利于产业发展，又要尽可能避免“不公平性”。一要致力于形成支持创新的“软基础结构”，如产业联盟的形成及其技术创新、技术标准化、产业区域品牌创建，以及创新、创业基础和氛围打造、培育等领域，以完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二要从当前对供给（基于特定供应商）的支持尽可能转向对需求（不设定特定供应商）的激励，使产业实现公平竞争；三要加大对人力资源引进、开发的支持力度，鼓励知识与技术交流，从而服务产业与区域发展。政府投入的功能应定位于引导、放大、推动，提升全社会投入水平和规模。

      由于科技产业化分两个阶段，即技术活动的科技成果涌现和成果的全行业、全社会扩散，两个阶段协调推进才能实现科技创新效益最大化。但是，两个阶段的激励通常相互抵触，这样政策“度”的把握就成为关键，如专利保护年限的确定。

      力争摆脱“荷兰病”。“荷兰病”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过分地依赖某种经济要素禀赋优势，造成对于其他行业的抑制，使之长期得不到综合平衡发展，难以形成多元互补的稳定经济结构。当前，基于自然和历史的优势，我省各地形成了传统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形成投资上的“路径依赖”和心理上的“相续偏差”，导致对现有产业“情有独钟”，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为此，要提倡“开放性”，正确看待各地的“优势”，着眼于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作者为福州大学创新·创业·创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