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视野中的船政名人陈季同
八闽山水多才俊，船政学堂出精英。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锁千年的沉重大门，同时也开启了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师夷制夷、以振国祚的近代化之路。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走进了历史的视野。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轫，福建船政学堂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发起、沈葆桢主持成立。船政学堂因培养了严复、詹天佑、魏翰、萨镇冰、邓世昌等众多杰出人才而饮誉天下，陈季同亦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季同(1852—1907年)，字敬如(镜如)，号三乘槎客，侯官(今福州)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陈季同多以出色的外交家、翻译家、文化传播者的身份名世。然究其实，陈“官职虽是武夫，性情却完全文士，恃才傲物，落拓不羁” (清·曾朴《孽海花》)，一身兼具中国传统文人的忧国爱民和放浪不羁，其丰富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
力传新声于异邦
同治六年(1867年)，15岁的陈季同考入船政前学堂，学习法语和舰船制造，“历经甄别，皆冠其曹” 。6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历任驻法、德公使馆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荷、比、奥、丹四国公使参赞，副将加总兵衔。陈季同通晓英、德、罗马、拉丁等多种语言，尤擅法语，是一位博涉多通、不可多得的外交家和翻译家。
陈季同旅欧16载，作为早期福建船政局留学生的杰出代表，具有丰富的欧洲科学文化知识和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间，陈季同不仅作为出色的外交官代表中国活跃于世界舞台，更以才情横溢的中国新式文人形象积极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中国人中以西方语言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他用法文先后在法国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的娱乐》(1890年)、《黄衫客传奇》、《巴黎人》、《吾国》、《英勇的爱》 等书。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西文作品开始，到1904年最后一部著作出版，20年间，陈季同以Tcheng-Ki-Tong的西文名字在西方文坛留下不可抹去的痕迹。
接受外来文学影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推助器。末世之下，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严复、梁启超、林纾等大批有识之士积极译介西学名著，在促进国人观念转变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在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史上，陈季同一方面顺应时代主流为国内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作，一方面又不自囿于国内外的文化环境，大力从事“东学西渐”的工作——以文学的方式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风土人情，并为欧洲读者翻译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学名著，使“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 ，引领了其后辜鸿铭、林语堂等的同类著作，堪称“中学西渐”第一人。
陈季同在“西学东渐”时代潮流下逆流而上，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尤具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发生学意义。旅居欧洲多年的陈季同发现，西方对中国人并不缺乏好奇心，而对中国及其文化却存在严重的偏见和误解，他们甚至“把我们中国人想象成了一种被驯化了的类人动物，在动物园里表演着各种滑稽动作。他们总喜欢将我们置于幻灯之中。”他感慨地说：“在欧洲，我不仅常常被问及一些极为荒谬可笑、愚不可及的问题，而且发现，甚至那些自称要描述中国的书籍也谈到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触动，决心要亲手破除这些偏见与隔阂。同时，在西方“世界文学”观念影响推动下，陈季同认为从事文学的“送去”工作，是消除西方对于中国人产生误解和隔阂的最好方式。因为，文学是一国的文化、风俗、国民性的最好反映，故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让中国文化融入世界大家庭、让世界各国全面“认知”中国人，成为其所从事的“东学西渐”工作的核心任务。
陈季同所撰的8种法文书籍，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既有论文、随笔，又有小说、戏剧，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社会的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力传新声于异邦，以期破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隔阂与偏见，完成对中国的合理化甚至理想化的文化建构。一方面，为了适应西方社会的接受习惯，陈季同完全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进行写作，“千万别忘了我写作时用的是钢笔，而不是中国的毛笔，并且我已经学会了按欧洲人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另一方面，陈季同在介绍中国文化时突出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如《中国人自画像》，涉及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宗教、哲学、结婚、离婚、妇女、文字、社会阶层、报刊、远古史、格言、教育、祖先崇拜、育婴、劳工阶级、诗经、古典诗歌、娱乐等方方面面；《吾国》一书，论及中国社会的组织、宗教伦理、商业教育、水利、益虫等，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虽然以今人眼光看，陈季同对中国的某些社会习俗和制度(如包办婚姻、纳妾、连坐、溺婴、科举等)的辩护，不免有自大和护短之嫌，但它所反映的正是19世纪后期一个对西方世界有相当了解的中国士大夫的文化理想、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中国人的快乐》是在《中国人自画像》中“娱乐”这一章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人的各种礼仪、节日活动、游戏娱乐、乡土风情等，把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写得引人人胜，不言自明地批驳了洋人对中国的歪曲和污蔑。对于中国文学的推介，陈季同更是不遗余力。《中国故事集》就是根据《聊斋志异》中《白秋练》、《陆判》、《乔女》、《青梅》、《香玉》、《画皮》、《聂小倩》、《婴宁》等26个故事编译而成，是《聊斋志异》最早的法译本。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在《中国人的戏剧》中，陈季同更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娴熟的法文技巧以及其对中国戏剧的深刻理解，生动详尽地解说了中国戏剧的历史、戏种、角色、表演等，以及中国戏剧唱词的诗歌化、情节的戏剧性、表演的舞蹈化、情景布置的抽象化，充分调动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想象。另外，在《中国人自画像》中，陈季同还对《诗经》进行了选择性的翻译，并设有专章介绍中国的古典诗歌，还原其作为“诗的国度”的文化形象。总之，陈季同的法文文学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中国形象的文化建构，“因为有了陈季同，欧洲公众才开始直接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一片诗心写衷肠
作为学贯中西的末世文人，陈季同除了著有蜚声泰西的法文作品，另有多种中文著作，如《三乘槎客诗文集》、《卢沟吟》、《黔游集》等，惜至今未能见世。近年对于陈季同手书诗稿《学贾吟》的发现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读者在欣赏其绝妙佳作、领略其风流文采的同时，透过诗集，陈季同忧时伤世、感念家国以及奋然图强的传统文人形象跃然纸上。
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季同归国。适值国家多事之秋，陈以其个人才能在甲午海战、台湾自治、维新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台湾首义失败后，陈赋闲海上，仍思报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赴湘、黔考察西南矿产，《学贾吟》即其考察途中的即景随笔，字里行间，其忧国忧民之心可鉴。
《学贾吟》共收诗354首，体兼绝句、律诗、五言古诗、七言歌行等，近体诗居多，笔意从容，文采风流。陈季同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叙写了湘、黔之行的见闻感受，既有逆旅情怀、驿途思古、采风异俗和对采矿技术的介绍及对变法维新前途的展望，更浸透了诗人对人生的感慨以及对世界的认知，风格“沉郁似老杜，旷达近苏轼”，“兼有同光、维新两派特点，打通了唐诗宋词的界限，融中西学问于对仗韵律之中”。
《学贾吟》一名，取源于《袁翔甫大令以诗稿见赠率成一律以谢之》诗中成句：“贾生不作长沙哭，镇日行吟手一篇。”陈季同自比贾谊，隐含士人怀才不遇之恨、报国无门之忧。湘、黔之行虽直接起因于“曾衡甫太守有约在先，不敢因其死遽萌异议”，然综观全集，国家安危当是此时诗人最为系心之事，为国生利当为此行的主要动因。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乞得神仙治世方，搜求铅汞入苗荒。” “途人若问余心事，为道回天有妙方。”行经川、滇、黔三省交界时，诗人见到漫山遍野毒花摇曳，“小村十余灶，烟馆两三家”，痛心不已。目睹了鸦片对中国人身体和精神的摧残，诗人身体力行，以坚强的意志戒掉鸦片，“岂容膏火身消灭，誓勿烟霞口吐吞”。湘黔道上，陈季同还写下了很多怀念兄弟、思恋妻孥的诗篇，充分展现了诗人内心柔情的一面。“银杯夜月谈三雅，铜雀春深锁二娇” ，怀想一家人团聚的幸福；“施儿七岁能解图，常指黔阳把我呼”，思子殷切；“重累双胡妇，余生一楚囚”，念妇情深。柔情更兼侠骨，诗人不忘时时反思国家强盛之道。清廷马关条约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陈季同作《吊台湾》四律以悼其哀、志其愤，“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 “他山自昔能攻错，何事殷勤问主宾？”
“中体西用”乃分宾主之论，“师夷长技”实为“叶公好龙”之举，陈季同认为，欲振国祚，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先进的制度、文化亦须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振兴之路虽阻且长，然诗人纵“铁鞋已破征衫敝”，仍思以“一片热诚佐自强”，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爱国之心的时代性抒写，更沉淀为值得国人永为追念和传承的船政文化的精神内涵。
《学贾吟》诗作抒写文人情怀之外，更“能熔铸新理想以旧风格”。陈季同兼有丰富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素养，即使是兴来吟诗，亦不忘“西学东渐”时代赋予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任务，故能独具匠心，采用传统的中国诗歌体式来介绍西学新知。如写铁：“屈伸不畏炉锤巨，磨练能同金石坚。” 写煤：“世界光明凭吐气，心肠铁石亦成灰。”写电线：“岂亦牵情连不断，未能免俗半凌空。路旁过客抬头问，又为何人达苦衷?” 巧用传统的比兴诗法，融中国人情于西方物理，亦庄亦谐，令人耳目一新。至《说地》、《盘瓠》二诗，可谓臻于极境，西学的地球说和物种起源学说以诗的形式进入中国人视野。从这一点上看，陈季同则不免与“有新思想新事物来写这个大时代”的“维新派”相近，同时也是其超越当时的“同光体”之处。
文学史意义与定位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陈季同首倡“世界文学”，在文化交流底色下进行丰富的中西文学交流活动，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标志性界碑，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世界文学”最早由歌德于1827年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提出，其后经由马克思、恩格思的发展，从经济“世界性”的角度确认了歌德的提法，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一观念已被欧洲文坛普遍承认。饱经欧风熏陶的陈季同晚年在与曾朴的谈话中，表达了“世界文学”观念，“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限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面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阐述这种文学观，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和比较文学史上应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对“世界文学”的实践，陈季同率先以文学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其法文作品文风轻快幽默，文字优美通畅，富有民族尊严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文化输入方面，陈曾以“三乘槎客”为笔名，连续译载法国作家贾雨的记实性长篇小说《卓舒及马格利小说》，翻译出版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这些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曾朴等人的翻译和创作，为其后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的同类创作树立了典范，酝酿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肇始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滥觞。
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正式建立；然而早在19世纪末期，陈季同就已经有意识地在其创作中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这对于最终摆脱民族文学的局限、接受世界文学的观念有重要作用。《中国人的戏剧》是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其副标题是《比较风俗研究》，着重对中西文明、民风民俗、历史人物等进行比较，既审视西方文明，同时还对本国文明进行反思和解剖。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文学观指导下，陈季同在中西戏剧交流史上首次用戏剧体式独撰了九幕西文话剧《英勇的爱》(1904年)，一改“重诗古文词”、轻“小说戏曲”的传统观念，谋求与西方文学体制的一致，为中西戏剧的跨文化对话创设平台。收入《吾国》一书中的名篇《中国的圣女贞德》，更是作者用“比较风俗研究”方法写作的代表。文章通过比较法国历史上的圣女贞德和中国传说中的女英雄花木兰，探讨中法民族的特点和中西文明的差异。不过即便是在文明比较视野下进行文学写作，作者仍不掩其对中国的偏爱。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受主题的影响，有时候我对祖国表示出我的偏爱，我要先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请求原谅。”“比较风俗研究”的方法贯穿于陈季同的文学创作之中，而人们却不难发现作者在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灼热的中国心。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学科的权威著述无一例外地都将中国现代文学溯源至“五四”文学革命。然考察其精神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则可另作他解。近年来，学界颇有新声，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间应该从戊戌变法写起。但实际上，近年来陆续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学的源头还应该向前推进1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在分析“五四”文学思潮起源问题中时认为，陈季同通过8本法文著作及给他的学生、《孽海花》作者曾朴讲课的若干中文材料，提出了“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世界文学用中国文学之参照”、“提倡大规模的双向的翻译”等主张，打破了千年来某些根深蒂固的陈腐保守、妄自尊大的观念，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视为“五四”文学思潮源头的标志性界碑之一。
岁月无言，历史留声。陈季同作为“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发轫者，其超前的文学观及逆流而上、跨越常俗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因和者寥寥而难免英雄寂寞的命运，但历史走到今天，中国文学由“古典”转向“现代”，由“民族”走向“世界”，无不鉴证着陈季同作为先进的文化人的开拓性视野和创新型眼光。作为一代船政人的代表，陈季同更以其励志进取、改革创新、追求卓越和爱国自强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