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瞻先薯亭
2014-06-20 15:45:45来源：文化生活报
翻开厚厚的典籍《采录闽侯合志》寻找答案，上面记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金令试为种，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明末社会动荡，民生凋敝，陈振龙厌倦科举，弃儒从商，移家榕垣，寄居省城南关外达道铺，嗣后随着众商人漂洋过海到吕宋（今菲律宾）学习经商。经商在外，陈振龙却心系祖国，情牵乡梓，他看到当地朱薯遍野，容易种植不说，且产量高，不论生熟均可食用，被吕宋视为国宝，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发出不得外传的禁令。陈振龙想到自己家乡时常十年九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食不果腹，颠沛流离。陈振龙天生的儒家思想，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爱情怀，如果能把此薯引回家乡，可以解百姓倒悬之苦，多少人可以赖以活命？
从此，陈振龙留心学习番薯栽培技术，悉心向当地百姓求教。待到回国之时，想方设法带回家乡。第一次装在箱篓之中，被查出受罚；第二次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识破，无法带出。直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50岁的陈振龙第三次密携薯藤，绞在绳索里，系于船舷边，浮在海水中。冒着生命危险，避过出境检查，闯过途中层层关卡，经过七天七夜风浪的颠簸，终于安全回到福州。风尘仆仆的陈振龙未曾休息，立刻着手在自家住宅附近纱帽池边隙地试种，“不及四个月，启土开掘，子母勾连，小者如拳，大者如臂，味同梨枣，食可充饥。”（《金薯传习录》）陈振龙喜出望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第二年(1594年)，闽中又是大旱，五谷歉收，百姓面临饥荒之苦，陈振龙敦促儿子陈经纶再次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请求推广吕宋朱薯救荒。并献上试种收获果实。金学曾正在愁眉不展之时，焉得不允？遂“饬令各属，依法栽种”，“教民种之，赖以度荒”。由于金学曾的大力推广之功，闽人得以度过荒年。为了纪念金学曾，闽人把“朱薯”改名“金薯”，因为来自番邦，故称番薯。又因其味甘甜，又称甘薯。
明崇祯元年（1628年），农业家徐光启总结出番薯有13种优点，并在其所著《农政全书》里专章阐述番薯的优越性，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推广种植，到清朝初年，番薯已经传遍闽、赣、云、贵、川、冀等大半个中国。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入台时，大陆闽人将番薯移种台湾。与此同时，长乐各地番薯大获丰收，长乐县东山村陈朝范的母亲，她看到番薯，容易腐烂变质，于是发明铁卷薯刨，把番薯刨成长条晒干，俗称“番薯签”、“番薯米”，延长番薯的保质期，惠泽千里。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克承世业，广济民生，派他三个儿子分别将番薯推广至杭州、南昌、武昌、山东胶州、河南、河北等地。后又在1786年编著《金薯传习录》在福州刊印出版。书中介绍番薯的引种推广、栽培、防虫贮存等方法。这是一本有价值的科学专著，为后人研究推广种植番薯提供科学的依据和理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下诏书“推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从此，中国大地，番薯成为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里人何则贤为纪念陈振龙的无量功德，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祠中展出一些名人的颂词诗句。如郭柏苍在先薯祠中题诗：“种薯功与课农兼，闽海家家乐利沾，三百年来修缺典，名山祠宇瓣香拈。”
1957年，为了缅怀陈振龙引种番薯的丰功伟绩，在乌石山废弃的“先薯祠”故址上，福州市政府重建了“先薯祠”。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入中国370周年的文中颂赞了陈振龙的历史功绩，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荫入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著名历史学家何乔远（著有《闽书》等史籍）撰有《番薯颂》，把番薯的性能、功德描绘得淋漓尽致，并把它比之“玉山之禾，瑶池之桃”，录其部分，与读者共飨。
颂曰：“（朱薯）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谷不登，民食草木之实亡厌，今乃佐五谷，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为酒，可祭可宾，能助礼者也。茎叶皆无可弃，其直甚轻，其饱易充，能助俭者也。耄耋食之而不患哽咽，能养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鸡犬，能及物者也。其于士君子也，以代匮焉，所以固其廉以广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诸德备矣。……令珠而如沙……令金而如泥……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瑶池之桃，人以之为不死之大药。虽不死药，不足佐五谷，吾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瑶池，独从羽人于丹丘，坐视下界之人瘁饥啾啾而不得一嚼。”
陈振龙从吕宋引进番薯，对于家乡福建及全国人口的繁衍生存，厥功极伟。据史书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首辅（宰相）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发现这个南方的偏远省份户口急剧萎缩，使他“惊诧莫名”而“悲意顿生”。原来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性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81.5万余户、391.6万余口，而不到200年间，福建在册居民，仅仅剩下51.5万余户，173.8万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接近6成。其中主要原因为福建山多地少，旱灾虫害频仍，五谷歉收，饿殍遍地。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又200余年之后，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建依然灾荒不断，依然土地贫瘠，而人口却破天荒达到1500余万，增长9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户口也激增7倍左右，达到空前的4.09亿人。如此巨大的起伏跌宕，自然有政治、社会的因素，而在这人口曲线的背后，和番薯引入的关系不容忽视。
陈振龙引种朱薯，是我国农业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陈振龙祖孙六代百折不挠，为番薯的引进和推广，历经170多个春秋，贡献卓著，功垂千古，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作者：方友德 责任编辑：胡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