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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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与散文家韩非，作为战国末期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在系统总结法家前期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兼容儒、道、墨等学派精神成果，统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以及慎到之“势”三者融通一身，创建了理论体系。其法治人才选任思想，对于促成天下人才皆入秦，帮助秦国实现统一起到推动作用。其间蕴涵的法治人才选任思想，不仅在先秦时期耀眼夺目，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自夏启确立王位世袭制而至秦嬴政统一中国，我国社会两千年中完成了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两大转变。与此社会形态相应，世卿世禄的用人原则制度重被否定，原先古朴民主的“进贤与能”、任贤使能思想主张在新形势下得以恢复。各国为了争雄称霸、御敌卫国，竞相招贤纳士、延揽人才。生于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韩非子，目睹其家国常遭强秦欺凌，尤知一国“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道理。在多次进谏未果之后，深感“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愤而转向著述，比较各国变法得失，总结法家理论实践，兼采诸家思想精髓，终成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被称为先秦诸子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在后人据其著作编辑而成的“帝王之书”《韩非子》中，韩非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使用并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不仅帮助秦王一统六国成就霸业，而且为后世封建专制提供了有力理论依据。其中，韩非以“循天、顺人、明赏罚”（《韩非子·用人篇》，引文除特别注明，皆引自《韩非子》，以后只注篇名））用人三原则为核心，分别从立法和执法角度建构了“依法治人”的法治人才思想体系，对于今天培养造就法治人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遵循贤能标准选才

　　与儒墨相同，韩非同样坚持尚贤。如“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八说》），“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八经》），均指出高明领导的用人之道应是录用有德有才之人，让其担任各种管理职务，并在《人主》《八奸》等文中多次重申。但是，韩非所坚持之“贤”，其内涵实质与其他诸家存在明显不同，乃是以人性自私论为基础前提，坚持的是宁“上（尚）法”而“不上（尚）贤”（《忠孝》）、“使法择人”而“不自举”、“使法量度”而“不自度”（《有度》）的重法治思想。即“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忠孝》），要求人才不仅要深明法纪，自觉守法、严格执法，而且要埋头苦干、以身作则，为君主尽心尽力彰明法度、推行法治。倘不符合以法度为准绳衡量是非得失这一标准，则无论是传说中的尧舜，还是世俗中“简上不求见”的贤士、“贞信之行”的信士，“不战功而尊”“不事力而衣食”的所谓贤能，都不能称之为明君贤臣。必须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本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把“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说疑》），但能彰明法度、便国利民之贤才选拔出来，加以重用。同时，对于“五奸”“五意”“不令之民”“谄谀之臣”等“游意于法之外”（《有度》）妨碍法治建设之徒，不管有无才学，都应严厉制裁，做到治国安邦唯法治人才是举。 依照科学方法用才

　　治国用人，贵在法度。针对当时社会兼并战争不断，君主用人随心所欲的状况，韩非尖锐指出，“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八奸》）。继而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有才能的人懈怠而不求上进，有功劳的人堕落而轻慢职务以及用人不当之社会问题，作为国家，必须“据法而进贤”（《内储说上七术》），建立人事法制法规，确保人才选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君主，必须“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难二》），“试之官职，课其功伐”（《显学》），使之“使法量功”而“不自度”（《有度》），“循名而责实”（《定法》），“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则“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人主》） 。通过建立一个以法量功、据实论绩、计功行赏、程能授事的量能用才新标准，凭法的尺度量才，以法的规范用人，做到循章依法，改变了之前诸家在人才量判尺度上的模糊性与随意性。与此同时，韩非还提出一系列可行的原则方法，如“使鸡司夜，令貍执鼠，皆用其能”（《扬权》），强调对人才要扬长避短各展其才；如“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难一》），强调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对人才要专职专用；如“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南面》），强调对人才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颇值借鉴。 严格考核制度管才 在人才管理上，韩非坚持“循名责实”，强调按法考绩，“贵贤罚暴”。针对“不以功伐课试”“好以各问举措”（《亡征》），不经“参验”而“听左右近习之言”的盲目错误用人做法，指出“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孤愤》），国家离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强调要发现并杜绝“滥竽充数”（《内储说上》）式的南郭处士，考核干部是否称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放于实践中，不仅重视其一贯行为表现而非说辞宣言，更注重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考察其过程及结果。“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六反》），从而以法的准则听言观行、察端观失、课功试事、考察鉴别，进行逐一而认真地考核。如此，方能分清真正有学识才干之人与“庸人”，让“无术不肖者”（《六反》）混不下去。总体上提出了鉴别理论优劣和实用价值有无的方法路径。

　　在诸子百家人才思想中，韩非在批判儒家人才“贤治”的基础上，继承创新了墨家“法仪”思想，坚持“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与时俱进地提出人才“法治”思想体系，强调以法为“天下之至道”，因法择人，量才施用。其间蕴涵的法治人才选任思想，不仅在先秦时期耀眼夺目，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