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徵：犯颜直谏 拾遗补阙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50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11件，一生谏诤200余事，多达数十万言。可以说，魏徵有三个“皆谏”：一是事无巨细皆谏，二是自始至终皆谏，三是无论君喜君怒皆谏。只有利民安国心无旁骛之人，方能如此拾遗补阙犯颜直谏。

　　前期之谏

　　贞观之初，大臣们都上书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只有魏徵劝李世民“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李世民采用了魏徵的意见。几年后，突厥破灭，颉利成擒，海内康宁，“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李世民说，这都是魏徵的功劳,还说“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对于隋末大乱之后，百姓能否教化，国家能否“偃武修文”, 封德彝与魏徵曾有过一场争论，封德彝以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魏徵反驳：照你这么说，今日之人“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封德彝于是说“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李世民抚今追昔，故有是言。

　　说是“偃武修文”,其实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与民休养生息，不要轻启战事；包括注重礼义德治，不要严刑苛法。这是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谏言。那个时候，不但群臣皆言对内应当“独运威权”,对外应当“震耀威武”,连李世民也担心大乱之后“民未易化”，独魏徵不以为然，说“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并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为喻。从中可见魏徵之格调：他不唯上，观颜察色唯唯诺诺；也不从众，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当然也不怕以为今不如古的封德彝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贞观六年，在关于是否封禅的问题上，魏徵的见解也与众不同。实事求是地说，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清醒的。大臣们多次请求封禅，他都没有同意，因为他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以封禅为帝王盛事”。在他看来，倘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又有什么关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也不会以为“文帝之贤不及始皇”，而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但既然“群臣犹请之不已”，李世民“亦欲从之”。魏徵就在这个时候，“独以为不可”。对此，李世民很不高兴，他接连反问魏徵六个问题：是我李世民“功未高”吗？“德未厚”吗？是我大唐社稷“未安”吗？“四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符瑞未至”吗？这六个方面，魏徵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又为什么不可封禅呢？面对如此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要是别的大臣，早就被吓得魂不附体，屁滚尿流了，魏徵却视若等闲，从容不迫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归纳起来，大概有两层意思：其一，“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 ，国家折腾不起，百姓承受不了。其二，封禅之行，“远夷君长，皆当扈从”，而去泰山沿途“烟火尚希，灌莽极目”。这是“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总之，魏徵认为，这是“崇虚名而受实害”之事。

　　封禅兴师动众，乃是史上最大的形象工程。这次封禅最终没有成行。

　　贞观六年，魏徵尚有一谏，是关于长乐公主之嫁妆的，既非国之大政方针，亦非影响国家大事。长乐公主乃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特爱之”，责成有关方面为其准备嫁妆倍于先帝之女永嘉长公主。魏徵援引汉明帝欲封皇子“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古例谏李世民：“今资送公主，倍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长孙皇后知道此事后赞叹说：“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

　　中期之谏

　　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称：“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贞观之初竭力鼓励各级官吏进言的李世民，这回却是发怒了，他对房玄龄等人说：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要“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方才称心如意？于是，想治他个谤讪之罪。魏徵劝谏说：“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是耶非耶，还由“陛下裁察”。李世民这才冷静下来，说：“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魏徵及时提醒说：“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李世民于是破格提拔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另加优厚的赏赐。

　　贞观十一年，魏徵因李世民作洛阳飞山宫而进言，李世民醒悟并以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为鉴，常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并语重心长地说“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贞观十一年，魏徵最有分量的奏疏就是流传千古的《谏太宗十思疏》。贞观之治初见成效之后，李世民在从谏纳言、去奢从约等方面有所懈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有所抬头。魏徵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历代帝王为什么“善始者多，克终者寡”的大问题，给出的答案则是“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尤其引入“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圣哲警语，提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徵所说的“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减少），遇逸乐则思撙节（节制），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过分），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他认为“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显然，魏徵希望李世民能将此“十思”作为跳出“安乐”陷阱的有效途径。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因为皇孙出世而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大臣。那天他很高兴，说“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过失）纠缪（错误），魏徵之功也。”并把他自己的佩刀送给他们，还兴致勃勃地问魏徵：“朕政事何如往年？”魏徵直言李世民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仅就言路而论，先前是“导之使言，悦而从之”，如今已是先“恚之”而后“勉从之”了，还举了贞观之初孙伏伽谏杀元律师而李世民赐予兰陵公主园和近期皇甫德参谏修洛阳宫而“陛下恚之”作为例证。李世民感叹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后期之谏

　　魏徵在贞观十三年所上之《十渐不克终疏》是《谏太宗十思疏》之姐妹篇，同样流传千古，为人津津乐道。

　　此疏开篇就说自古帝王“受图定鼎”，都想“传之万代”，因此“布政天下”之时，“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说明这些道理都懂，但普遍规律是“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魏徵将其原因归结为“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并称此为“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魏徵在这种普遍规律的大框架中，以贞观之初为参照系，列出李世民“渐不克终”的十个方面。

　　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摆出来的是“不克终”，目的却在于帮助李世民“克终”，以免“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尽管其言辞激切，罗列“十渐不克终”犹如罗列“十大罪状”， 然而李世民读了这份奏疏之后“深加奖叹”，并将它挂在屏风上，早晚观看，并将魏徵的谏言抄录给史官，还赐予魏徵黄金十斤，御马二匹。

　　此后之进谏，大致都与《十渐不克终疏》有关，都为帮助李世民善始善终。例如，贞观十四年，魏徵谏李世民“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认为如此这般，易使“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小官员“苟求免祸，矫伪成俗”；魏徵谏李世民因宦官的小报告而怒贬员外郎韦元方为华阴令，说“帝王震怒，不可妄发”，而“宦者之徒，古来难养，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 贞观十五年，魏徵谏唐太宗之斥房玄龄，说“营缮”事宜，房玄龄等“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何错之有，“何罪而责”？

　　贞观十六年，魏徵有病，李世民以手诏慰问，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遵嘱“封状”谏李世民之言行相悖：“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这是魏徵对李世民最后的奏疏与谏诤了。

　　身后之事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去世。他病重之时，李世民派中郎将李安俨住魏徵家，随时向他汇报魏徵的病情，并与太子同至魏徵宅第看望。去世之后，又“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这是相当高规格的丧葬礼仪。魏徵妻子裴氏说：“徵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因此辞谢皇恩，只“以布车载柩而葬”。李世民“登苑西楼，望哭尽哀”,又亲自撰写碑文，书写墓碑。“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与魏徵之君臣关系，可谓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