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偏蔽之务去——陈寅恪的治学之道

　　陈寅恪（1890—1969年），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他自幼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毕生钻研史学要义尤其是中古史，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纵览陈寅恪的治学生涯，其中所含的治学追求、原则、方法、特色等，是一笔内涵丰富的宝藏，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

　　治学追求：救国经世，不忘本来。陈寅恪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在清末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伴随着家庭熏陶印刻在陈寅恪心中。一如在抗战之中，陈寅恪为了鼓励振奋国民，“不能不有所撰述”，由此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名作。为挽救中华文明，他认为技术、实业、军事等，确可以作出贡献，但归根究底，还是在于革新文化。他指出：“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一生致力于中古史的研究，可能主要是基于此考虑，因为从南北朝到隋唐，当时确实是一个中外交流频繁、中华文明不断注入新元素，并渐攀高峰的过程。而此番治学过程，也让他确认令中华文明与他者相区别的，“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假若学者都未在文化上保持自觉、自信，那更不可“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故而，如今之治学，当更应注重以文化自信为根本的“四个自信”，外来先进事物的确可取，却莫忘记归根究底还是服务于中华文明自身。

　　治学原则：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为了更好探寻中华文化，陈寅恪选择终身从事史学研究。因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历史留存，那它所承载的记忆与文化，自然可以激励后世奋发图强、再创辉煌。既然治学历史，那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无疑为陈寅恪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陈寅恪主张治学务必考异求真。在史料选择上，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为此他广泛阅读，并自学了十几种语言。他的学生陈哲三回忆陈寅恪研究清史，就是一本一本地翻阅满文档案。在史料辨析上，陈寅恪曾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种对于材料的旁征博引，可以一事为证：在对《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篇跋文的研究中，陈寅恪不仅研究了蒙文、梵文、藏文、中文之间的翻译，而且借鉴了法、德、日等他国学者的成果，不可不谓全始全终。倘若面对材料不足的情况，陈寅恪不会轻易定论。例如在研究唐代俸禄时，曾解释“唐代官俸随时随地互不相同，今存史料，殊不完具，不易知其详实数额。故所依据以推测者，亦不敢自信以为定说”。由此观之，现今治学，尤其是人文社科，既要功夫扎实，能够掌握充分材料，也要学问渊博，考辨材料之异同。同时，最重要的严谨求真不能丢掉。

　　治学方法：了解之同情。当手中掌握诸多材料并逐一辨析后，又该如何治学？陈寅恪认为，当采取“了解之同情”。原因在于，当时的部分学者治学，不仅材料不足、轻易结论，而且更是未经系统完整地研读，就基于自己的学说与经历妄做文章。陈寅恪对此强烈批评：“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因此在史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尽可能掌握足够真实的材料，更全面地了解古人古事，乃至于像艺术家欣赏雕刻绘画那样去钻研；另一方面则要返回历史的“事发现场”，尽可能融入与古人同一的立场、情景、境界中，去感同身受。而这种“同情”，不仅仅是基于对具体个人的阐发，更是为了着眼当时整个社会背景与动向。例如，在唐高宗“废王立武”一事上，就看出该事件不单是后宫争宠，对关陇集团的敲打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又如对于刘裕称帝，传统看来这不过是谋朝篡位，而陈寅恪指出这是“阶级已起变化”。可以说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既运用了史料的佐证价值，又发挥了基于此的推断与想象力，最终铸就一系列妙手文章，不可不谓主客观的精妙结合。这也启示当下，有一分材料固然要说一分话，但也可基于科学推测，大胆假设而后小心论证，能在学术创新上有所突破。

　　治学特色：以诗证史，以史释诗。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不少史学大家，而陈寅恪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乃是其特色鲜明。他自幼饱读诗书，常在治学之余作些诗词以抒胸臆。这份功力，表明陈寅恪的古典文化深厚，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涉猎广泛。例如，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陈寅恪就曾广泛运用古代的笔记小说，据今人统计近60处、20余种之多。而对于文化瑰宝唐诗，陈寅恪不仅点出其文学价值，更是认为“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因为在他看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诗文中除却涉及典故的“古典”外，还有作品成型时所涉及史实的“今典”。这份今典经过“了解之同情”后，能折射出时人心态与社会流变。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通过对元白二人诗歌的探微，阐释了一系列晚唐的社会风习，并重点指明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又以明清易鼎的大背景，梳理了暗藏在诗文中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情感转变。而对此书的评价，陈寅恪也自称是“忽庄忽谐，亦文亦史”，他对文史材料之驾驭，已是炉火纯青。尤其是书中语言，合乎逻辑的同时，也运用古朴的风格透露出美学意蕴。现今细品该书，那种在信息时代不可多得的古风古韵，也是扑面而来。这启示我们，学界中大家的追求、原则与方法可以一致，但在特色上却要百花齐放。这样不仅有利于学人自身发展，也益于各学科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从追求、原则、方法到特色，可以说陈寅恪的治学之道，诠释了“知行合一”。他不仅毕生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而且将这种精神化为文章学问，处处彰显着民族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