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积累的卓越智慧和认知经验，以及世代持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为国人提供着强大的凝聚力和不竭的创造力。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正式拉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序幕。20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激发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2021年3月1日，教育部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教高〔2012〕9号），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新专业方向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更在学理上赋予了系统认识和解读非遗的时代要求。鉴于此，本文将着重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小传统、文化基因的理念辨识和观点衔接入手，讨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小传统
当代学术环境下的“大传统”“小传统”概念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的发轫，与传统文化紧密关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国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大传统代表着国家与城市、由知识阶级所书写的精英文化传统；小传统则代表乡村、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此后，李亦园、王元化、余英时等学者将大小传统的概念运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应于中国的雅文化与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诚然，大小传统的出现，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划分并剖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结构，阐明了所指对象，对研究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视角，但用这一理念划分阶层、人群以及文化价值关系存在着历史与地域环境的应用局限，尤其在强调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当代，简单区分传统之“大”“小”已不适于21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
文化如水，其孕育的传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太极阴阳，在动态渗透中融合，在适应中共生，分开已难，遑论大小。即便以“大小传统”概念视之，君不见宫廷礼乐、文人书画印墨等看似实用、存在于士族文人群体的大传统，何尝不是来源于村户平民识货、辨物、作乐、制器的小传统，可见“大”传统离不开“小”传统。“小”传统也不曾与“大”传统断联。比如北京当地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智化寺京音乐源于唐宋宫廷音乐。1446年，明英宗时期太监王振建家庙，将部分宫廷音乐移入寺院并组建乐队，用于佛事和民间活动，至今已传承27代未断，还向外传授到天仙庵、成寿寺、水月庵、地藏寺、夕照寺、关帝庙、火神庙等十余座北京寺庙，辐射周边地区，成为北方佛曲的代表，被冠称“京音乐”。可见，传统不是某个群体的专属，不论“大”“小”，都依靠民众的认同来获得普遍效力。
当代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跳出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的阶级界限，成为全民共享、社会传承的对象，融文脉与文象于一体，并呈现出“道”与“技”合一的面貌，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代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基因
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绵延不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魄。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支持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等精辟论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基因的关联，可以追溯到“保护非遗，就是保护文化DNA”的观念，并赢得社会普遍认同。
百年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趋势，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生活、观念的趋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流行文化、服装饮食等风行世界，出现了文化同一化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认识到多元文化的珍贵，强烈呼吁保护文化多样性。顺应各国呼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据此，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等认为，非遗对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倡导，以及其所构建的新的文化筛选机制，能够让以前不能呈现、不受重视的文化脱颖而出，并由此呈现一幅更能代表人类社会真实生活的世界文化地图。
古往今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基因围绕着“人”产生紧密的连接。文化遗产的所有者、鉴赏者和传承者是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更是“人”，包括持有相应事项的社区、群体或个人，集创造者、传承者甚至保护者的身份于一体。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文化基因也体现在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是体现民族文化传统、心理与思维方式的独特要素。它们历经长久的时间淘洗，跨越不同的阶层和地域，合力决定文化系统本性和发展走向，对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持续产生深远影响。重视文化遗产与文化基因，是跳出精英意识，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史，力求还原和彰显历史中人民群众创造的绚烂文化，也是重视人民创造的、遍及生产生活各个层面的知识技艺和精神思想。这一系列价值观实现着文化保护的重要功绩和意义，也与《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基本精神和立场相衔接。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中彰显中国文化基因的底色，还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凸显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特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欣赏和尊重，推动形成更和谐的世界关系。
三、认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确认文化基因，正确认识传统，进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学界与社会全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非遗保护路径，通过形态研究，不断延展对非遗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资源价值等内在逻辑的认知，力求读解出文化、传统与知识技艺之间你中有我、相辅相成的融合关系，应对传承内容、方式以及群体的嬗变。
首先，活态存在的非遗，丰富着传统文化的形态与内容。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根本原则，活态性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社区、群体及个人的生活、生产过程中，按照自身的文化形态特点传承与延续，也决定了我们要避免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去保护不同事项。比如民间文学，基于文本生成过程的演述事件、演述传统、演述人及其受众的交流和互动等实现代际传承，必然产生代际之间的同一和差异。而非遗活态性带来的生命活力，就体现在口耳相传的传承中，体现在“被不断地再创造”的文化发展演进中。
其次，群众认同的非遗，夯实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与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民众的创造力，重视知识、技能的精湛高超和与众不同，更重视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出来的中华民族整体情感、观念及传达方式，引申出对传统文化的智慧根源、思维导向和价值审美等意义的探寻。它存在于人民之中，与身俱来地具有共享性，更因共享而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在国内层面，传唱千年的格萨（斯）尔史诗，为藏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共享，代表着古代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杰出成就；在国际层面，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发展出同宗民歌，家喻户晓，传唱全国，共享者（即持有者）众多，甚至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写入经典西洋歌剧《图兰朵》，成为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
中华民族历来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从我国古代《诗经》的采集、整理、传承到20世纪初兴起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的搜集、保存，特别是民俗学建设的成就，都为丰富中华文明延续的灵魂——不竭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作出了贡献。今天，让传统文化活起来，需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当代生活。非遗来自于民众的生产生活，要传承弘扬，也必须融入生产生活。如果只单纯抢救和保护，非遗反而会遗憾地成为人们心中的“记忆”和博物馆的“遗产”，即“非遗”成了“非常遗憾”。非遗是活的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原创力之所在。没有非遗，没有民间传说、故事、民乐，就不会有《茉莉花》《梁祝》，就不会产生诸如《印象·刘三姐》《云南映象》等成功的艺术作品。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品格。大数据显示，年轻一代已成为传统文化消费主力军。那么，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传统文化消费品呢？需要进一步强化非遗传承和享用氛围；加强非遗资源库建设，细化对比分析研究；扩大传承人、设计师、艺术家、企业家联系对话机制，推动非遗成为国内文艺界、设计界寻找创意、创作作品的资源宝库，并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我国非遗保护的前期经验已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评价，但依然需要发扬当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挖掘文化基因入手，加强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展现有文化有情怀的传统与当代中国与中国人的真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