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通胀”与“保增长”如何实现双赢
2008-07-30 16:46:59来源：《解放日报》
近期，我国宏观经济的特征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明显而增长放缓趋势初露端倪。从通货膨胀的角度看，2008年上半年的CPI上涨7.9%，考虑到国际石油、粮食和钢材等基础性生产要素的价格高企趋势，而国内流动性过剩依然显著、外汇储备剧增趋势明显，宏观经济仍存在由结构性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在国际增速放缓、外贸环境恶化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大多数企业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盈利能力整体上趋于下降并出现了局部大面积亏损，2008年1月-5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1.2%，而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也同比回落1.8%。
通货膨胀压力依然明显而增长放缓趋势初露端倪，这种经济特征引发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深入思考。两种主要的政策选择优先序：一是防通胀优于保增长，原因是全面性通胀压力依然突出，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为防止通胀而部分牺牲增长是值得的；二是保增长先于防通胀，原因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高速增长背景下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能够被容忍的。
在我国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背景下，增长速度不应被视为度量发展绩效的唯一基准，而目前在石油、粮食和钢材价格走高的预期下，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概率及其负面后果值得高度关注，显然，中央政府将防通胀继续放在经济政策的首位是正确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如果具有普遍性，那么就不是优胜劣汰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如果具有长期性，那么也就不是科学发展意义上的增长方式转型。据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在优先考虑防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如何预防增长放缓趋势的长期化。换言之，如何才能实现防通胀和保增长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近期，中央决策层高规格高密度调研经济形势，温家宝总理重申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其关注核心正是试图寻求防通胀和保增长两者的“共赢”之道。
如何才能实现防通胀和保增长的“共赢”？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寻找物价上涨和增长放缓成因的“交集”部分。
从物价上涨的角度看，尽管人们对本轮通货膨胀的性质仍存在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通胀压力主要源于食品或农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肉禽、蛋类、油类的价格上涨尤为突出，而肉禽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外粮价上涨所引致的。当前我国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并没有呈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适应的发展态势，相反，在城乡收入和社会福利差距明显的背景下，农村中的多数“精英”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城市流转，而在工农产业要素生产率差距明显的背景下，“留守”农村的生产者也缺乏持续投资农业的足够动力，更重要的是，在产前的生产资料购置领域和产后的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家庭化和分散化经营为特征的农户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结果是，农业发展难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表征。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所拉动的，相对而言，国内消费需求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度相对较小，数据显示，200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40%，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70%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能力趋于弱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而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导致出口受阻，投资和出口回落的结果是增长速度趋于放缓。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为何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为何难以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引擎？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出现了回落趋势，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速度更为显著。显然，农民消费能力不足是导致内需难以有效启动的根源。而农民消费不足不仅源于农村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低下，而且源于农村居民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源获取方面处于相对滞后地位。
概言之，“三农”问题不仅是物价上涨存在全面化风险的直接诱因，也是增长趋缓存在长期化风险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宏观经济特征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的“衍生物”。据此，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是实现防通胀和保增长两重目标的共赢之道，也是避免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困境的基本路径。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三农”问题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近期围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实施相对均等的财政支持政策等等。
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背景下，政策措施至关重要，但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市场深化以及公共产品重新配置的问题，是一个农业、农民和农村依据市场信号谋求内生式发展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形成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按照自愿原则推动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扶持农民自发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改革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冲破供给和销售渠道中垄断因素对社会福利的侵蚀；必须改变基础设施提供中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倾向，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通信、桥梁、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必须将公共产品配置的基点放在培育“自生能力”，通过户籍、土地、金融、财税、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为农业的内生式发展提供条件。如果上述努力能够取得成效，那么农业经济就会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农民福利也会由低水平均衡过渡到高水平状态。在此基础上，物价的相对平稳、内需的持续提升、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将共同构成未来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通货膨胀压力依然明显而增长放缓趋势初露端倪，这种经济特征引发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深入思考。两种主要的政策选择优先序：一是防通胀优于保增长，原因是全面性通胀压力依然突出，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为防止通胀而部分牺牲增长是值得的；二是保增长先于防通胀，原因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高速增长背景下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能够被容忍的。
在我国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背景下，增长速度不应被视为度量发展绩效的唯一基准，而目前在石油、粮食和钢材价格走高的预期下，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概率及其负面后果值得高度关注，显然，中央政府将防通胀继续放在经济政策的首位是正确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如果具有普遍性，那么就不是优胜劣汰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如果具有长期性，那么也就不是科学发展意义上的增长方式转型。据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在优先考虑防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如何预防增长放缓趋势的长期化。换言之，如何才能实现防通胀和保增长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近期，中央决策层高规格高密度调研经济形势，温家宝总理重申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其关注核心正是试图寻求防通胀和保增长两者的“共赢”之道。
如何才能实现防通胀和保增长的“共赢”？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寻找物价上涨和增长放缓成因的“交集”部分。
从物价上涨的角度看，尽管人们对本轮通货膨胀的性质仍存在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通胀压力主要源于食品或农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肉禽、蛋类、油类的价格上涨尤为突出，而肉禽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外粮价上涨所引致的。当前我国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并没有呈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适应的发展态势，相反，在城乡收入和社会福利差距明显的背景下，农村中的多数“精英”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城市流转，而在工农产业要素生产率差距明显的背景下，“留守”农村的生产者也缺乏持续投资农业的足够动力，更重要的是，在产前的生产资料购置领域和产后的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家庭化和分散化经营为特征的农户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结果是，农业发展难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表征。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所拉动的，相对而言，国内消费需求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度相对较小，数据显示，200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40%，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70%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能力趋于弱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而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导致出口受阻，投资和出口回落的结果是增长速度趋于放缓。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为何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为何难以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引擎？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出现了回落趋势，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速度更为显著。显然，农民消费能力不足是导致内需难以有效启动的根源。而农民消费不足不仅源于农村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低下，而且源于农村居民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源获取方面处于相对滞后地位。
概言之，“三农”问题不仅是物价上涨存在全面化风险的直接诱因，也是增长趋缓存在长期化风险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宏观经济特征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的“衍生物”。据此，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是实现防通胀和保增长两重目标的共赢之道，也是避免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困境的基本路径。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三农”问题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近期围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实施相对均等的财政支持政策等等。
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背景下，政策措施至关重要，但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市场深化以及公共产品重新配置的问题，是一个农业、农民和农村依据市场信号谋求内生式发展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形成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按照自愿原则推动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扶持农民自发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改革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冲破供给和销售渠道中垄断因素对社会福利的侵蚀；必须改变基础设施提供中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倾向，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通信、桥梁、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必须将公共产品配置的基点放在培育“自生能力”，通过户籍、土地、金融、财税、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为农业的内生式发展提供条件。如果上述努力能够取得成效，那么农业经济就会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农民福利也会由低水平均衡过渡到高水平状态。在此基础上，物价的相对平稳、内需的持续提升、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将共同构成未来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作者：高 帆 责任编辑：杨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