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珠对话：发展模式转变新探
编者按：
2008年的夏天，长三角、珠三角，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中国市场经济的领跑者，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国内政策调整、国际经济下行，击中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命门”。中国经济的两大发动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阵痛。生存还是死亡，摆在数以万计的企业面前；熬挺或是转型，长三角、珠三角在求解同一个问题。路在何方？成本多大？风险多高？本刊就此组织了常驻长三角记者郭奔胜、李亚彪，常驻珠三角记者赵东辉、梁钢华进行“观点碰撞”。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和激烈的交锋，现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全线下调”还是“趋缓”
梁钢华（以下简称“梁”）：今年以来，媒体对珠三角的报道中有一种看法，说当前中小企业日子难熬，倒闭的企业比比皆是。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各种观点都有，其中一种说法是，今年的困难超过了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今年广东经济可以用“全线下调”4个字描述，高位回落是主基调。今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全球瞩目的程度达到历史的高峰，但面临的挑战同样处于历史的高位。赵东辉（以下简称“赵”）：我也有同感。应该看到的是，珠三角面临挑战的背后有三股“冷风”，一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二是国内政策环境变化，三是地方政府的主动调控。三股“冷风”性质不一样，应注意区分。比如“陶瓷之都”佛山，表面上看是陶瓷企业关停严重，形势严峻，实际上则是当地政府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结果。今年初佛山出台了一个计划，到今年底要完成175家陶瓷企业的转移和关停，占佛山陶瓷企业的50%，3年内调整到位，只保留42家。
郭奔胜（以下简称“郭”）：就江苏而言，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用“趋缓”的字眼来表达更准确。苏粤比较，江苏去年增长15%，今年13.6%，下跌1.4个百分点，而广东下跌了3.6个百分点。如果珠三角经济季节是“冬天”，在江苏我感到的却是“初秋”。
李亚彪（以下简称“李”）：相比之下，我对形势的判断要乐观许多。我认为浙江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区间，增幅回落势头比较明显”。浙江经济增速回落，与其经济的模式、结构有关：第一，浙江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受信贷紧缩等调控政策影响大。第二，浙江的出口企业多是加工贸易型，不少做贴牌，不创品牌，议价能力差，对来自上游的成本上涨只能自己消化。浙江不少企业目前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还在开工，但没有满负荷运转。一些老板跟我讲，我卖出去一件产品，就要亏多少多少钱，所以尽量少生产；但如果不生产的话，就有可能丢掉十几年、几十年积累的一些老客户，所以还必须生产。第三，浙江经济的外向度很高，出口受影响比较大。比如对美国的出口，2005年增长36%，2007年增长12%，今年上半年降到7%，如果扣除汇率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浙江经济虽然感到了“寒意”，但不至于像一些媒体说的“企业倒闭两成”那么夸张。形象点说，浙江经济实际上进入一个“爬陡坡”的阶段，增速可能不如过去那么快。
郭：“冷”与“热”要区分地看。以利用外资为例，在江苏今年前5个月的增长中，服务业实际到账外资增长44.5%，和去年同期比是加快的。当然，有的行业的确到了“冬天”的边缘。在张家港的沙钢，我问企业负责人，都说冬天来了，你这儿的冬天来了吗？他说钢铁企业的冬天真的来了。3个成本上涨让日子不好过：钢铁企业每度电上涨6分钱，每年的成本就要增加2个亿；吨煤的价格去年四五百元，今年已经涨到800～1000元；还有一个就是铁矿石价格暴涨。所以说，各种行业、具体企业“冷热不均”，笼统说“冬天来了”不恰当。
哪只手来推动转型
李：我一直有两个疑问。一个是政府在产业转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浙江，一直以来企业多是自我生发，政府可谓“无为而治”，现在转型，政府要不要伸手？怎样伸手？如果政府伸手，今后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另外一个，在浙江有很多块状经济，上中下游配套，纽带联系错综复杂。产业要转移、要升级，怎么操作？
郭：谁来推动产业转型，是政府还是企业？我觉得哪一个方面都难以单独完成，转型最大的动力来自市场。产业转型，政府可以“推”，但主要是市场“逼”。从单个企业的转型来说，毫无疑问，企业是主要演员。市场是逼着它要把戏演好，政府说我给你买一身行头，你把这个戏演得更精彩。说转型，要区分大转型、小转型，大转型是地区、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小转型是单个企业的路应该怎么走。
太湖蓝藻事件以后，江苏要关5000家化工企业，吓人吧，这是大转型。江苏的领导说，我宁愿牺牲5%的就业、3%的GDP、1%的财政，也要把这5000家企业关掉。这就叫产业升级啊，化工企业仍然要，但必须是大的化工企业，多如牛毛而又污染严重的小化工，对不起，只有一条路，死亡！梁：珠三角也存在这种情况，东莞尤其突出。但与其说是政府在赶厂子，不如说是政府预见到发展的趋势，主动去推动产业升级。
赵：我想产业升级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产品的升级。哪怕是处于产业链高端的企业，也需要不断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二是产业业态的改变，产业链的补位。这需要当地的大环境，比如把电脑设计的企业拉过来了，如果没有人才的聚集效应，还是发展不起来。三是低端产业的转移，这最麻烦，需要政府绝对主导，推动转移。
在广东，很多企业还是希望在原来的地方生存，除非政府设定一些门槛，动员企业外迁。动员的方式中主要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共建工业园。这个方式说老实话，也不怎么理想。一方面，转移后运输成本增加，产业环境不配套，在当地难以招到熟练工人；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往往无条件接受转移，转移的企业不转型、不升级，出现污染随企业转移的现象。另外，有的地方说我这里转移了多少，关停了多少，把这个当作政绩。
郭：产业转移要遵循市场的规律，不能搞政治运动，但政府的作用不能低估。以无锡为例，国土面积约是新加坡的7倍，但土地产出效益只有新加坡的5%～10%。政府看到了发展的粗放性，推动整个社会来思考转身，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政府的角色不能也不该缺位。单从产业发展而言，政府选择什么产业、不选择什么产业，还是有自主权的。现在招商引资的决定权在政府，因此政府的认识至关重要。
脚下的路有几条
郭：温家宝总理近几年三次到江苏，说了三个字。第一次是2004年，当时发生“铁本事件”，他说苏南过去山清水秀，你们的产业能不能“轻”一点；2007年到连云港，他说你们的产业能不能再“高”一点；今年7月来的时候，温总理说你们的产业能不能再“新”一点。“轻”、“高”、“新”，给江苏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大方向。赵：珠三角跟长三角不一样。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可能是一个选择和再选择的命题，而珠三角则需要革除、改变一些东西。打个比方，长三角是果树嫁接，珠三角则是庄稼倒茬。珠三角起步早，但起点低，这些年几乎成为粗放增长、污染横流的典型。要改变现状，最大的文章就是“腾笼换鸟”。
郭：长三角、珠三角的路径不同，也不可能齐步走，但是有一个主题词、有一个最强音，那就是转型升级。就拿苏南地区的转型来说，三条路必须走。一条路是开放性的问题，从单向到双向，不仅要请外资进来，还要自己走出去。第二条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是从产业链的低端到高端，这个道理大家一听都明白。但高端在哪里？有两个环节，一个是设计，一个是销售。我们以前只会生产袜子，不会卖袜子，可卖袜子赚的钱更多。在设计研发环节，苏州现在搞了一个“溢出计划”，凡是世界500强企业到苏州来，相关的研发环节必须让中方参与。无锡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设计园，它有800多个科技项目，光卖这些项目，一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268亿元，是无锡所有产业园中产值最高的一个。这些都是不冒烟的企业。第三条路是搞现代服务业。服务业范围广阔，我们现在叫得最响的是服务外包。
赵：我认为，中国经济有自己的独特性，这首先体现在两个三角洲，进而体现在整个中国。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第二产业驱动增长的时间一般在10年或者15年左右，而中国则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大致相当的比例长期拉动经济增长。比如广东，第二、第三产业都基本上是40%多，这种拉动已经20多年了，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这种态势。我把这种特征称作“双动力效应”，这种效应拉长了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充当世界工厂的时间，也提高了中国抵抗经济震荡的能力。我觉得在谈到产业转型时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
要克服升级惰性
梁：我在东莞调研的时候，感觉到不少企业有一种升级惰性。如果原来的加工贸易模式还能挣钱，它不会动脑筋转型升级。租一片厂房，雇一群工人，引一批设备，就开张生产赚钱，不会去想怎么样转型升级。
赵：说企业有惰性也可以，但背后的客观因素要考虑。一些地区低端产业比较密集，你可以说升级存在惰性，但事实上，一些低端产业你要把它调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当地它已经自成链条、自成体系。比如，在珠三角，往往一个镇就有几千家出租屋，你把企业一迁走，整个出租屋就全空下来了。
李：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个问题，一些地方老是向中央要政策。有时候应该有政策，但是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盘子里的东西有没有用好、用足———显然没有。我们老是说资源紧张，地不够用，但浙江有的民营标杆企业，占起地来都是大手笔，低层厂房、大马路，太奢侈了！
梁：有些基层政府还存在幻想，希望一些低端产业在当地再干20年、30年。广东一个经济强镇的副镇长就对我说，“三来一补”这样的产业没什么不好。从中央到省里都在调控的产业，他还在希望在他那里生存，这是不现实的。
郭：转型是个自我裂变的过程，哪有那么容易呀，痛苦得很，所以惰性肯定是有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从惰性向积极性转变的趋势已经形成，这是一个大势。
转型的学费有多高
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转型过程中存在政策严过头或叠加冲击的风险。举一个例子，昆山的企业要全部运转起来，需要1500亿的流动资金，现在银行提供多少呢？300亿。所以很多企业运转困难。政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过了头，这是当前最大的风险。还有一个是金融风险。现在纺织行业形势不好，过去火热的时候银行拼命向企业贷了很多款，这些钱都还没有回笼呢。转型过程中也存在代价，就是发展速度要下来一点，影响就业。一些大型企业今年一裁人就数以万计，这种成本代价需要整个社会有一个合理的分担机制。这一点，高层通过前期的密集调研已经感知到了，提出了宏观调控要有灵活性、适度性。
李：金融风险确实是一个问题。浙江块状经济的特点，导致许多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半以上大中型企业存在相互担保的情况。往往一个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跟着它遭殃的是十几家企业。所以，出现问题的企业不管是转移还是关停，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这里面就蕴藏着金融风险。
梁：调整肯定有阵痛，但这个阵痛一定要想办法缩短。我们面临的风险，第一就是产业链断档的风险，我们相对于国外最有竞争力的地方是生产链条长，从上游到下游，从零配件到组装，这种模式国外是没法替代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因为污染，因为节能减排，把一些环节强行转移，强行关闭，这样对整个产业链条的损害很大，产业整体竞争力削弱的风险也很大。
郭：这就需要政府在产业转移上防止盲目性，不要图一时之快，把产业链给切断了。有时候就需要集体转移，当然集体转移有可能出现空壳现象。所以产业调控也要因地制宜，既要考虑技术性，又要考虑艺术性。
梁：我还发现，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一种忽视工业的趋势。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地方为了推动产业升级，把制造业转移出去，一味去搞服务业，搞物流，搞IT，结果是酒店业、物流业搞起来后，生意没预期的好，整体经济也出现了大滑坡。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多服务业是依存于制造业这个基础的。工业化是一个必经阶段，不能一味地“退二进三”。佛山想把陶瓷的生产工厂都转移出去，只留下研发，留下总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一厢情愿。这样的方式是否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呢？
赵：如果这样说，我们都不要转，什么阵痛都不要经历。我觉得佛山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把陶瓷转移出去干什么都可以。关键是替代的产业做得怎么样。我认为珠三角的阵痛可以再猛烈一点，不要怕。只要失业问题、社会动荡问题能够解决，这个阵痛就不算过火。
春天并不遥远
李：虽然形势困难，但一些令人乐观、欣喜的现象、因素正在出现。浙江省的领导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是暴露我们的结构问题、体制性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是教育我们企业家、干部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不能丢掉。从浙江经济来看，一些现象很能说明问题：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回升。浙江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说明浙江的企业家对未来是有信心的。第二，浙江的结构调整已经收到了成效。比如通用设备等行业总产值增幅高于一般工业的增幅，而纺织、服装等产业却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幅。值得注意的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弥补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的影响。
郭：产业转型升级的口号已经喊了10多年，但真正的切肤之痛今年最强烈。过去一些地方、企业发展起来，既不看天，也不看地，就埋头自己干，什么能赚到钱就干什么。现在则要既看天又看地。先说地，苏州的市长说，如果再按照以前那样的发展方式，苏州的土地只能用8年，以后的工业怎么发展，难道放到海里去吗？什么是天？天就是国家的宏观政策。
我觉得在目前的困难局面中已经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共识，就长三角而言，已从“模式之争”转向“方式之变”，这是新一轮产业转型中最宝贵的一点，牺牲几个点的增长速度是值得的。以前可能是中央要地方转，而地方说我正是钱赚得舒服的时候，转它干什么；有的是省委、省政府要地市转，地市为了GDP好看也不愿意转；政府要求企业转，企业为了“一时之快”也听不进去。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转型升级”成为左右生死的华山一条道，咬咬牙爬上去，春天就在眼前。
赵：现在有一个问题，珠三角一些地方，不少企业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了，但是这些企业欠发达地区还需要。这些企业能不能转移到中西部，中西部有没有能力让这些企业扎根生存，是一个关键点。所以中央层面应该有一个大转移观，要从全国的高度来审视产业转型升级。这就是说，两个三角洲是产业转型，在全国则是产业转移。
郭：这一轮产业转型过程中，有远虑和近忧。近忧已经在眼前，远虑在哪里？应该看到，这一轮产业升级已吹响“集结号”，要在未来10～12年内完成，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国家应该有通盘考虑，有战略层面的规划。
梁：我觉得这一轮产业转型一定要从世界范围最先进的模式去追踪，去靠拢，然后去超越。一方面继续保持实体经济继续做优做强，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领域加快赶超的步伐。
李：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坚持抬高科学发展的门槛，一点也不能放低。一定要认识到，现在遭受痛苦，是为了将来减少痛苦，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应对。现在既然说冬天来了，那么我觉得春天就不远了。
郭：医治发展的“处方”已经开出来了，关键要坚持“吃药”，再也不能做“好了疮疤忘了痛”的傻事了。转型升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