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的大学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同志一举开创的，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以北京大学为核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才逐渐形成。然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地位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李大钊在北京大学（1920年）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工作，与拉布里奥拉在意大利罗马大学（1890年）、布哈林在苏俄红色教授学院（1921年）、河上肇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24年）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工作，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世界高校的最初源头。而且更进一步讲，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其独特优势远远超过了其它三所学校，从而成为世界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的大学。
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工作具有系统的学理性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期间，先后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群，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如一缕清风吹入了北大课堂。选听了《唯物史观研究》的罗章龙回忆说：“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不出春秋义法和二十四史范围。而李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物，这门课无现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编写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他在课前亲自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李先生讲课有系统，兼有条理，而且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迟到的就站着听讲……”另外，李大钊所领导创立的北大学生社团———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亦开展了学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编译工作。当时，以“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这是李大钊与研究会成员依据德语音译对其办公场所的昵称）为中心，研究会吸纳了三四十余名外语系学生，“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在老师的专门指导下对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进行译介。这其中就包括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28号），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48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即共产主义———引者注）丛书10种，列宁全书14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又马克思全书14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
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工作具有广泛的实践性
以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为例。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该研究会定期举办讲演会，邀请名人学者作学术报告。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吴稚晖、罗觉、赵士炎等多次结合马克思主义就世界政治包括苏俄现状、中俄关系乃至蒙古问题等为学生进行了专场演说，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最为著名的当属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一场辩论。当时，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特意邀请李大钊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在正反方辩论终结时，“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慢慢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意识与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同志最后说：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另外，在李大钊摒除“门户之见”的动员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北大同学为主体，深入到铁路、矿山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开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斗争理论。更重要的是，1920年4月中共北方小组的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中共一大后北方区委的建立，亦是以身为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会员的北大学生为主要成员和中坚力量的。北大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的实践性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工作具有历史的持续性
李大钊能够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前后长达七年之久，是与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首先，正是由于蔡元培的唯才是用，李大钊才得以执教北大。章士钊回忆说：“盖守常虽有学问优长，其时实之而声不致，北大同僚，皆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赏识与信任，未能取得早稻田大学文凭的李大钊根本不可能进入北大，更不可能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业。其次，蔡元培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工作予以了充分的支持，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上。正是在蔡元培先生的许可下，1921年11月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得以刊出，全校为之震动。接着，研究会于12月在蔡元培的校长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蔡元培亲自出席。此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办公会址，这就是“亢慕义斋”。另外，由于早年的德国留学背景，蔡元培对研究会翻译组的翻译工作非常关心，尤其关心德语组的翻译进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蔡元培的赏识与信任，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持续不断。另外，即使在李大钊离开之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没有戛然而止。1931年，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李大钊的学生———许德珩接起了李大钊的未竟事业，在北大讲授社会主义史和唯物史观。虽然由于国内战乱，时有中断，但直至1947年，许德珩仍在北大开设社会学班，介绍历史唯物论的社会观和辩证唯物论的社会学方法论。而在解放之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更是绵延不绝，直至今日。
可以说，较之于意大利、日本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独立苦撑、不成体系且后继无人，较之于苏俄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僵化模式与短暂声势，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其系统的学理性、广泛的实践性和历史的持续性在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首屈一指。马克思主义是北京大学的百年传统，亦是百年中国的深厚传统。
（王东，北大哲学系教授；赵玉兰，北大哲学系06级博士生）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