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古烁今话改革

　   背景

　　中华民族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是一个不断开拓进取的民族。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大基本矛盾不相适应而影响社会发展时，除个别时候采取武器的批判形式，大量的、经常的还是用批判的武器积极调适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适阻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使中华民族在不断调适、不断改革中前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不改革没有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改革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大潮激荡澎湃，席卷中华大地。史学工作者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积极响应时代的呼唤，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对历史上的改革人物、改革事件、改革内容、改革理论等从专门史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20多年来，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历史学领域一门崭新的学科——改革史蓬勃兴起。

　　社会改革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的一条明线，专门研究社会改革之历史的学问即改革史。其学科内容丰富，主要包括社会改革历程、措施、效果、成败规律及改革人物等诸多方面。改革史是历史学中时代感、现实感最强的应用型学科。在永恒的社会变革中，它一方面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紧密地服务于现实；一方面又在参与中不断调整自己，使之在社会与学科互动中开拓前进。

　　近些年来，关于“改革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热点。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了改革史研究的一位领军者——陈涴研究员。

　　改革史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二级学科，完全可以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史学史、民族史等各门专史为伍

　　记者：拜读您关于中国古代改革家、改革史论等著作，获益匪浅。您的这一工作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再深入，同时也是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很好体现，成为新时期史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提出“改革史”这样一个新概念的？

　　陈涴：“改革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它的提出，犹如古老的常青树发出的一个新枝，自其绽放新绿之始，就显露出勃勃生机。它很快便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新成果不断涌现。而且，这些成果都是在大量个案研究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对历史上的改革作出了新的诠释。如此喜人的形势表明，“改革史”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我和丈夫顾奎相教授共同撰写了《改革史应成为一门专史》一文，发表在2004年第五期《求是》杂志上。文中，我们提出改革史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二级学科，完全可以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史学史、民族史等专史为伍的观点。

　　记者：翻阅浩繁的史册，哪些内容属于改革史研究的范畴呢？

　　陈涴：历史上所谓“变法”、“改制”、“革新”、“维新”等虽称谓各异，但其内容和本质都属于社会改革范畴。其成功者，都有着完善社会制度之功效，即使失败者，也为社会制度完善的过程提供了反面的效益。今天，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专门研究社会改革之历史的学问就是改革史。

　　记者：凡是一门新学科的形成，都有其生成的基本前提，应该怎样认识改革史生成的前提呢？

　　陈涴：社会改革历史的客观存在为改革史学科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因为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改革史。历史上，不仅有众多的改革家和改革运动，而且，每位改革家和每次改革都有丰富的内涵：改革措施和改革历程，改革效果和成败规律，改革家的思想、精神及际遇等。其中，各项重大制度和政策的变革、历次改革运动成败的规律，是改革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可见改革史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众多的改革人物、频繁的改革运动、丰富的改革内涵。这三大要素构建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改革历史文化资源，使改革史有足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记者：我们知道，“改革史”是历史学中时代感、现实感最强的应用型学科，改革史的主要作用有哪些？

　　陈涴：这即是改革史生成与发展的必要性问题。改革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利于提升全民族的变革意识和创新精神；第二，利于为现实改革提供全面的历史借鉴；第三，利于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历史学是古老稳健的基础学科，相对地说，离现实远些，而改革史同现实的改革大潮紧密相连。关心现实的史学工作者愿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置身改革的实践者们，渴望知道前人走过的改革之路。史家责任和现实需求的相互作用，势必使改革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一片新天地。

　　研究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获得借鉴与启示，以裨益于今天和未来，改革史研究能很好地体现历史学的这一功能

　　记者：但凡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改革要向旧传统挑战，要向腐败开刀，必然遭到非同一般的阻抗。考察历次改革成败的史实，情况千差万别，原因多种多样。您对此有系统的研究，能否就可资借鉴的启示，择其要者为广大读者阐释一些？

　　陈涴：研究历史是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获得借鉴与启示，以裨益于今天和未来，改革史能很好地体现历史学的这一功能。通过研究历史上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比如，社会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有四：一是改革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为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有利环境，使国家得以兴盛强大；二是改革使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发展和完善，如国家行政制度、选官制度、税收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三是改革对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四是改革使社会思想理念和文化意识不断进步。

　　再比如，历史上改革的事实告诉我们，改革的成败首先取决于最高决策者国君的态度。国君若是坚定的改革者，他要坚决推行各种新政和改革措施，鲜有失败的；相反，改革都多阻难行，甚至迅速失败。像秦始皇、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太祖、明太祖、清世宗等帝王所主持的改革，无一不是成功。他们所创行的许多制度、法令不仅当时畅行无阻，还为后继者所承袭不变。他们在改革过程中，不是没有遇到阻力，有时阻力还很大，但在封建社会里，皇权至高无上，“一言九鼎”，并且改革大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因此，凭借权力和民意，改革必成不败。反之，王安石变法就因为起首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听信谗言，态度动摇，对王安石“事多不从”，致使新法全部被废除，改革失败。

　　记者：记得鲁迅先生曾将从古以来舍身求法的改革者誉为“中国的脊梁”。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改革倡导者、设计者、组织者的思想、精神和际遇都是丰富多彩的，改革史上是如何认识、评述他们的？

　　陈涴：改革家本人是否有坚定不移的奋斗精神也是能否获取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果改革家能从理论上、实践上同守旧势力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并且善于斗争，就能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取得最终的成功。若稍有犹豫和软弱的表现，就势必在反对势力面前败下阵来，改革就绝难成功。比如改革家子产、商鞅、张居正等人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了激烈的反抗，遭到反对者的攻击、威胁，时刻可能身遭不测，或者明知“身后必不保”，但他们完全置个人得失、生死于不顾，大刀阔斧地力行改革，最终都取得了成功。相反，名相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在政敌不择手段的攻击下，他退让了，辞职出京，致使新政夭折。

　　记者：我们常讲，改革要抢抓机遇，要配套进行，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这在改革史上有例可循，有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吗？

　　陈涴：可以说，这几点也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社会改革是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只有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否则，最多也只能是进行一些具体经济措施的改革或具体经济管理模式上的改善。历史上凡是成功的改革都是全方位的改革。因为社会问题虽然往往表现在经济方面，但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源基本上都是政治腐败，不在政治改革上下狠手，经济改革必然难以深入进行。所以，历史上很多改革都是从整治吏治入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即是一个反面的典型例证。

　　历史上改革的成败与时机及形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每个王朝前期进行的社会改革大都能成功，而王朝中后期改革就多半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每个新王朝大都建立于一场革命风暴之后，旧秩序、旧体制被彻底打乱了，新秩序、新体制的建立遇到的阻力较小，加之新形成的统治集团队伍维护新政权利益的一致性强，新的国家机器强而有力，因此，往往改革进行得越早，成功率就越高。如秦始皇嬴政、蜀相诸葛亮、唐太宗、宋太祖、清太祖等人在各自王朝前期进行的改革，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而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机器日益腐朽，此时进行的改革，诸如“永贞革新”、“戊戌变法”等都以失败告终。

　　若将改革进行到底，必须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历史经验证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培养、选用那些思想敏锐、有胆有识、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改革志士，也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极为重要的一条经验。唐朝自太宗至玄宗，几代皇帝连续改革，造就出大唐盛世。而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在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死后，就遭到了惨重的打击，这是因为秦孝公的继承人惠文王是反对改革的。商鞅惨遭杀害，改革也戛然而止。

　　邓小平改革理论是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国改革史研究就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开始并不断深入的

　　记者：你们呕心沥血，不计寒暑，为国人奉献出第一部中国改革史研究专著，开创出历史学全新的课题。请您谈谈史学工作者是如何在邓小平改革理论指导下进行改革史研究的？

　　陈涴：邓小平改革理论是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和遭受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史研究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始并不断深入的。我体会，其对改革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首先体现在关于 “改革”的定义的提出。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论断明确规定了改革一词的界定意义，也明确肯定了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邓小平在这里是具体针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言，但我认为，这一定义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虽然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就其目的、意义来说与历史上的改革存在着质的区别，这一区别就是它的阶级性。但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和其他改革也有相通之处，如改革的性质、作用、内容、方法及衡量标准等等。邓小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之时，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改革，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而论，还是从现实改革的实践来看，都得到了证明。所以说，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提出了“改革史应成为一门专史”的新观点，这方面研究很快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记者：人们注意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史学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对社会改革的历史作用一直作为社会革命的对立面而贬得很低。新时期开始后，学界思想解放了，明确提出，没有改革，社会就不会进步；只有改革，社会才能不断地发展。请您谈谈这一认识的转变。

　　陈涴：这一认识是源于邓小平“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这一名言对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这一精辟论述对重新探讨史学研究中长期有争议或认识模糊的理论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对革命和改革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邓小平明确告诉我们，革命是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改革是一种社会制度确立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体制，两者不能等同，但从其性质上讲，二者都是解放生产力，一样都是起进步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这就纠正了史学界此前长时间内一味肯定革命，贬低改良，把历史简单化的非历史主义倾向。

　　二是在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上，邓小平改革理论肯定了改革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肯定了改革和革命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对于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历史发展动力这个最基本的史学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勇闯“禁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出现了一派生动活泼的理论争鸣局面，使史学理论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记者：邓小平关于改革原则、方法、步骤等也都有明确的论述，这应该对细化改革史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陈涴：确实如此。关于改革原则、方法、步骤等具体问题的论述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一大部分内容。他提出改革的总原则是“四个坚持”；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他提出改革的内容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并论述了这三方面体制改革的关系，分别阐明了这三方面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他还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安排改革分两步走，先农村，后城市。他指出人才对于改革的重要性，等等。这一系列关于改革的具体问题的理论论述对于研究历史上的改革也有着指导作用，用这些理论观点的原则意义去分析、评论历史上的改革，有助于对其更深刻地认识和更科学地评价，从而能更好地总结人类社会改革史的规律。

　　邓小平改革理论对改革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并不仅此几点，他还阐述过改革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必须开放，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改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人才于改革至关重要等很多理论观点，对于研究历史上的改革，乃至研究历史都极具指导意义。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竞相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现实性甚强的一个方面，是一项很有前途、大有可为的事业。一个有使命感的史学工作者理应在这一领域勤奋探索，为这一新学科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改革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最新学科，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茁壮成长。辽宁是“改革史”研究工作的发端之地，您又是这一学科的重要领军人物，很愿意听您介绍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与前瞻。

　　陈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竞相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现实性甚强的一个方面，是一项很有前途、大有可为的事业，它应该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有使命感的史学工作者理应更努力工作，为这一学科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从全国来看，“改革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辽宁可以说是 “改革史”研究工作的发端之地。我和丈夫顾奎相教授在多年的历史研究中，发现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社会改革是一条贯穿始终的明线。从1984年起，我们就行动起来，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在研究中发现，客观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1986年，我们撰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一书。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这是第一次提出从构成一部专史的意义上来认识社会改革。

　　1992年初，我们出版了《中国古代改革史论》一书。书一问世，即引起热烈而持久的反响，被史学同行们誉为“拓荒之作”。

　　20多年来，全国改革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粗略统计，改革史研究论文即不下3000篇、著作30多部。其中影响大的是由60余位学者参加、历时8年编撰完成的十卷本《中国改革通史》。这些著作博采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之长，以王朝顺序为经，以改革运动、制度和政策变革为纬，注重整体性，兼顾阶段性，前后贯通地展示人类社会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前行的历史轨迹。

　　记者：听您介绍，我觉得“改革史”研究这门新学科在史学理论上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陈涴：是的。 “改革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它是对历史学研究内容的深入发掘。 “改革史”理论研究涉及到许多史学理论问题，比如：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评价问题、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如何认识革命、改革与改良的问题等等。在研究中必然对这些问题进行再探讨、再认识，必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深入，提出新的观点，使原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由此可见，“改革史”自身的内涵决定了它的创新意义。（记者 陶 杰）

　　人物档案

　　陈涴 女，1941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 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员，沈阳市政府参事，辽宁历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清史和中国改革史研究。

　　主要著作有《皇太极》、《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湘岩文存》等16部，论文《康乾盛世成因蠡析》等百余篇。主编《亚洲史上十大改革》等。参与《清代人物传稿》、《辽宁省社会科学志》等多部合集的编撰。

　　被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