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遭遇西方压力
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为开放、自信、友善的中国形象。但长期积累的负面认知并非一日之功能彻底改变，它对中国塑造新兴大国形象构成不小的压力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走到了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进行合乎大国身份的形象建构。在全球信息爆炸、国际话语权日益重要的今天，国家形象已经从务虚走向务实，其塑造成功与否关系到大国成长的前途，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中国需要运用更多的政治智慧来运作。
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塑造遭遇了以西方规范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种种压力
200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诉求与形象定位，体现其国际责任与共生意识不断加强。然而，“负责任大国”形象塑造遭遇了以西方规范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种种压力。
其一，西方主流社会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偏见。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都以负面为主。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大都与政治议题相关，主要包括“武器出售”、“窃取高科技情报与技术”、“持不同政见者”、“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进入21世纪，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关注角度从政治议题扩充到经济、社会各方面，但仍以负面评论为主，如“假货横行”、“能源需求与消耗大”、“社会贫富差别巨大”、“社会保障体制与公共卫生发展状况差”、“社会动乱频发”、“环境严重污染”等。在上述负面舆论的长期影响下，许多西方人对涉及中国的议题形成很深误解。虽然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为开放、自信、友善的中国形象，但长期积累的负面认知并非一日之功能彻底改变，它对中国塑造新兴大国形象构成不小的压力与障碍。
其二，中西政治文化差异造成彼此在界定“良好国家形象”上的话语分歧。西方社会通常认为良好国家形象包含以下几方面：民选、有限与诚信政府；独立与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媒介；自由、人权、人道与多元化的公民社会等。而中国社会基于其东方文化传统，更倾向于塑造与展现政府强大、民族统一、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与对外友善的形象。这两种界定有一致与相通部分，也存在不少分歧。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等级秩序下的社会和谐，新世纪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或多或少反映了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避免纷争、化解矛盾，推动社会走向协调与统一是中国社会追求的理想状态。于是在对外传播上，中国力求展现“完美”与“一致”的一面。西方社会则恰恰相反，他们通常乐于将分歧、矛盾甚至冲突摆上台面讨论，展示不同声音的自由碰撞，寻求社会的多元与真实个性。
第三，中国崛起背景下西方主流社会的心理失衡也是中国大国形象塑造的压力之一。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备受国际关注。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减速、贸易赤字增加、失业率增高以及全球环境恶化与能源消耗增大等问题出现，西方主流媒体有意无意将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相联系，对中国崛起做基本负面的评价。这与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态势产生的疑虑、抵触与不满情绪相关。自19世纪末西方工业文明全球扩张以来，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唯我独尊”的傲慢心态。即使在讲求国家间交往平等的今天，我们在感知西方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也充分领略许多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然而，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与日俱增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影响力一定程度震荡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使西方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受到挫伤。在西方某些媒体与政客的倾力渲染下，西方民众出现了如何面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困惑与失衡。一些欧美人士承认，批评中国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许多媒体患上了针对中国的“歇斯底里综合征”。中国的成长一定程度激起了占据优势地位人群的心理失衡与震荡，这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反应。1899年，当美国的钢铁产量超过欧洲国家时，美国也曾被一些欧洲人视为“威胁”；1985年，当日本制造的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时，美国人也一度感到“恐慌”；如今，中国也走在经济腾飞与民族复兴的快车道上，遭遇一些疑虑与嫉妒的情绪可以理解。但如果在心理失衡下用嫉妒甚至恐惧的心态看待中国，形象就会成为被扭曲的图景。
塑造中国大国形象的战略对策
针对认知偏见、政治文化差异以及社会心理失衡造成的中国形象扭曲或误读，我们有必要提出塑造中国大国形象的战略对策。
首先，中国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必须以弥合中西政治文化差异、创造共同话语空间为基础。中国塑造大国形象，其传播话语应尽可能与国际主流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规范体系接轨。通俗地说，就是用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与之交流、沟通，从而减少歧义与偏见，达到引起他人共鸣的效果。
随着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加深，中国逐渐接受、认可了一些国际主流的共同价值规范，例如诚信政府、媒介监督公权、和平反暴力、人道主义、生态环保与公民社会等。在政府形象传播中，政府需要摆脱“政治宣传”较为古板、空泛的传统说教，转而通过具体、鲜活的事实表现亲民、诚信与低调的一面。在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在救灾中体现出的人道、亲民与尊重生命的新兴形象获得了境外媒体的好评。“生命至上，人性关怀”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话语与价值观，也要成为中国的态度与追求。也只有跨越意识形态与文化障碍，寻找到彼此都能理解的共同价值符号，才有可能打破成见、消除隔阂，达到不同文化圈的相互欣赏与认同。历时16天的北京奥运会，无论是开、闭幕式上“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还是志愿者的微笑服务、组织工作的零投诉，以及赛场上中国观众的热情、博爱、理性与宽容，都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奥运会促使中国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这种步伐必须在奥运后继续下去。
其次，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中国应尽可能培育多元行为体参与国家形象塑造，减少政府的直接操作，增加民间组织与个人接触国外民间社会的渠道。国家形象并非铁板一块，我们打交道的西方社会也非铁板一块。西方社会存在政府、私营部门（包括私营媒体）、社会民众三方的分立与制衡，在这种结构中，政府特别是别国政府并不容易有效影响本国包括私营媒体、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市民社会，这往往需要第三方的参与，如具有公信力的独立媒体以及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体民众。在这次反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的行动中，中国的民间力量显然成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站、网络论坛等方式由分散的个体迅速整合，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中国政府应在宏观把握的提前下，通过一定程序鼓励和动员中国的民间力量参与国家形象的塑造与维护，从而使官方与民间形成捍卫国家利益的合力。
再次，大国形象长久的吸引力最终来自于文化的魅力，而文化的魅力根植于国家基本信仰与价值观的扩散力。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应该是一种共同价值扩散的尝试，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用中国方块字组成三个巨大的“和”字正是向世界传达这一理念。但是，如何让世界真正理解与认可这一价值导向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后，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需要冷静、理性地对待各种针对中国的指责、偏见抑或赞美之辞，保持谨慎乐观的心态。尽管因近代遭受西方侵略而留下的屈辱感与悲情还未完全消散，我们仍需要以理性、宽容的心态看待各种善意或恶意的批评，用更加自信与乐观的情绪逐步发展与完善自身。用语言或行为暴力宣泄不满情绪，这种缺乏理性的爱国主义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大国形象的塑造没有任何好处。同样，陶醉于自身取得的成就与他人的溢美之词也不利于中国的正常成长。（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