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谬，还是创新之误——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
从理论角度看，金融产品创新与工业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最大的不同是，金融产品创新事实上隐含着政府监管者的同意和默许，因此，其不公正和腐败，包括损害人类美德的行为也更容易发生。金融产品的盲目创新和风险放大，在很大程度上将以社会风险为代价，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风险已经彻底全球化。
下跌之中场，还是危机已经有希望得到平息？当美国众议院再次表决《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或者被华尔街称之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获得通过时，当一些主要国家的银行联手降息或注资来拯救全球金融市场时，令许多市场观察人士感到意外的是，美欧以及亚太股市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反弹，反而出现了再次深幅下跌，市场似乎并没有挽救投资者的信心，也没有稳定投资者的恐慌情绪。难道是1929年大萧条之现代金融版？目前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是，如果说1929年大萧条的起因是经济活动扩张的事实停顿，引发资产价格快速回落，从而导致债务连锁反应，那么今天华尔街的问题似乎是那次惨痛危机的倒置。人们更感忧虑的是，今天华尔街的债务危机和金融资产价格下跌是否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不能忽略的是，美国失业率的上升，消费疲软等等不利的经济数据，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即使美国政府能够通过高达7000亿美元以上的救市计划稳定金融市场，它也不可能彻底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救市”尽管可能使更多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获得生存可能，但至少到目前，人们还在经历着痛苦的债务清算过程，特别是“金融去杠杆化”过程（将投资银行平均25倍左右的高杠杆率调整到普通商业银行的10倍左右），而其对应的金融市场反应就是，信贷大幅收缩，拆借利率快速上升，而股票价格依然在救市利好中下跌。这就是严酷的事实！
对此现象，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金融史、经济史的研究者对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诱因进行详细的、有价值的研究。今天，我们似乎还来不及对次债危机的连锁反应进行全面反思。但如果说到前瞻性，那么回顾国际学术研究史的话，我们不能不看到，早在10年前，国际经济学（IPE）的创始人、英国Warwick大学教授苏珊·斯特兰奇在其最后一本著作《疯狂的金钱》中，就预言了千禧年美国金融盛宴的终结，而当时网络股所创造的金融市场繁荣、投资银行膨胀，以及随后导致的资产价格下跌，以历史来看，只不过是今天美国金融危机的一次小型预演。对此，我们似乎无需过度指责美国金融体系“最后贷款人”的掌门人格林斯潘，因为他为了维持持续繁荣，将联邦基准利率一再下调，从而推动住房抵押市场的繁荣，并亲手创造了次债泡沫。按照斯特兰奇的分析逻辑，即使不是格林斯潘，今天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同样也会利用金融市场，包括日益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去继续维持美国的市场体制与经济繁荣，因为他们都身陷“赌场资本主义”之中（“赌场资本主义”是斯特兰奇1986年另一部著作的书名）。对于美国式“赌场资本主义”而言，其宿命就是，金融赌场使每个人都玩着蛇梯棋的游戏，而身处体制内的每个人无法拒绝这个游戏，他们的命运将与这个游戏的泡沫是否破灭高度关联。以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而言，尽管人们还无法确定“救市”是否会产生实质性效果，但每个美国纳税人平均背负超过2300美元的债务事实上已经付出。因此，就斯特兰奇提出的命题而言，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由美国次债引发、今天还在日益扩大的金融危机，是美国“赌场资本主义”制度之必然，还是美国金融市场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盲目创新之偶然？
首先，就“制度之谬”的讨论而言，从学术阵容看，反对金融危机乃美国式市场制度必然产物的学者，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显然均远高于斯特兰奇等少数派。自由市场捍卫者不仅在华尔街早已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还深深影响着政策的决策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杰佛里·萨克斯就确信，所有问题均在政府，而不在市场。以默里·罗斯巴德这位美国历史上研究1929年大萧条的最有影响力学者而言，其观点也是令人惊讶，他以不可辩驳的数据证明，1929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市场的非理性投机，而是当时胡佛政府的狂热，是政府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政府的非理性违反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奠基人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但以今天美国发生的情况看，好像数据与事实并不站在这些大牌自由市场理论家一边。首先，八年以来，以共和党执政而言，其奉行不干预原则，并不逊色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其次，在美国式自由市场原则下，基于不干预的“事后监管”原则还是一直在被监管者不折不扣地奉行，与1929年的危机唯一不同的就是，当年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不过6亿多美元，而今天华尔街在高杠杆率的推动下，其金融部门的债务已经高达16.5万亿美元，如果加上非金融部门的债务，两者合计近50万亿美元。但是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式资本主义放大到如此巨大的债务规模？对此，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金融霸权稳定”论提出者金德尔伯格的论点似乎可以做出解释。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自由国际经济需要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大国作为资本借贷、汇率稳定、自由体系维护、“最后贷款人”角色的扮演者，而从历史逻辑看，美国在过去30年间恰恰充当了这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与上世纪70年代不同的是，目前这一“最后贷款人”和资本借贷者反而成了全球最大债务人。因此，如果金德尔伯格这位研究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学者活到今天，会如何看待华尔街带来的金融动荡？可以想象，如果这次金融危机还在可控范围内，那么，信奉自由市场动力和规律的共和党人，一定会奉行“事后监管”原则，如同处理前几年世通、安然公司那样，在华尔街抓几个“金融蛀虫”，美国式资本主义也不会因为这几颗“老鼠屎”而停滞，斯特兰奇预言即将崩溃的“赌场资本主义”依然会延续下去。但是，如果美国的实体经济经历此次金融危机变得更坏，那么，对美国式市场制度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的研究，恐怕要成为一个崭新话题，而其引发的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性和金融市场模式的讨论，将更有理论价值。
其次，就金融创新之误的讨论而言，在美国，金融产品创新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式“赌场资本主义”的灵魂，同时也是华尔街独立投行、对冲基金生存的根本。就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不少经济学家还是坚信，金融创新不能因为次债危机爆发而停止，因噎废食不可取。但如果谈到“创新”这一制度性概念，我们不得不提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年的研究者、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他的著名论断就是：“资本与资本家精神是对于现行体制的毁灭性创造”。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繁荣不仅依赖于技术创新的数量和程度，同时还在于资本的动力推动了这种持续创新的过程。因此，就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特征而言，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并在创新中盈利，似乎已经被嵌入制度机体，并被称为“美国信条”。在美国信条和价值观中，创新被认为是摆脱自卑感并获得美德的一种必然路径。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人类百年以来的技术创新，美国，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肯定不可能具有今天如此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关键是，如果将技术创新简单放大，并更有想象力地移入金融领域，如同华尔街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不懈努力的那样，那么，首先，这些金融产品创新需要以人类技术进步为基础吗？如果是，那么很显然，自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催生的代际技术革命以来，最近十年间，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没有建立在代际技术突破的基础之上，而世界经济的繁荣，在发达国家是以资产价格膨胀为基础的财富名义增长，从而扩大了人们的乐观情绪和消费欲望。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以出口积累和国内快速投资为基础。金融产品创新在没有技术创新做支撑下进行了盲目的风险放大，因此，金融创新的本义似乎已经被完全颠倒，就像华尔街的金融奇才们认为的那样，金融本身可以创造价值，并不需要以人类技术进步为载体。其次，如同斯特兰奇所断言的那样：“创新的本质是为了利润，金融创新（投机）的动力并不完全等同于技术创新”。如果我们把斯特兰奇的观点发挥一下，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华尔街持续金融创新的动力，更大程度上是来自高额的回报和丰厚的分红，是一种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行为，其在创新中根本忘记了金融风险这一基本准则。这不仅误导了创新，同时也将社会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因此，其获得的利润和丰厚回报并不符合财富美德，而可能是一种典型的欺骗行为。
综上所述，就美国次债引发的金融危机而言，我们可以确信，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挑战了金德尔伯格的“金融稳定霸权”论。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制度层面去思考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下，华尔街犯下的错误，已经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之稳定，而其校正的代价也影响到公共利益和全民福祉；另一方面，就创新的本质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为了创新而创新是否需要制度的边界？在金融产品创新层面，如果不是真正的因噎废食，我们是否要考虑监管者的位置和责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