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没有过时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0年过去了，“两个务必”在今天还适用不适用？是不是过时了？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不少人认为，“两个务必”在今天没有可行性，包括有的名人、名报、名刊也公然宣传“两个务必过时论”，甚至于把“两个务必”同发展、同现行的大政方针对立起来。也有人声称“谦虚谨慎”尚可“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已无继续保持的必要了。还有人把提倡“艰苦奋斗”说成是极“左”。对诸如此类的模糊认识有必要展开讨论，予以澄清。

　　能不能艰苦奋斗是一个人的品格问题。成天寻欢作乐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时间是公平分配的。你把时间用到了花天酒地上，哪有时间去创业？生活在公元前二三百年的孟子说过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很明显，孟子是把“苦”、“劳”、“饿”、困，同“大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艰苦是“左”，看来孟子就是“左”派的老祖宗了。“左”，肯定是不好的，应当防止的，但艰苦奋斗不是“左”。

　　有同志认为，“在孟子那个年代命里注定是苦的，如今奔小康了，可以不必重提那个‘苦’字了。”不对！苦是相对的，是相比较而言的。孟子说“饿”。饿着肚子干活同不饿肚子干活，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试问：不饿着肚子干活，就一定会不累、不苦吗？请看那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这个“工”，那个“工”，包括未成年的“童工”，他们苦不苦呢？毫无疑问，是很苦的。机器是人手、人足的延长。机器是可以代替“手”和“脚”的，也是可以减轻人的劳动强度的。可是，体力劳动永远是会有的。一种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另一种新的体力劳动又会出现，照样艰苦。纺织机的产生，代替了手工纺纱、织布。可是，挡车工一天仍要来来回回走上几十里。科学实验被很多人认为不艰苦，可是，有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做实验时常常是七天七夜不得离开实验室。这，岂不是比关禁闭还苦吗？

　　有人说：“我有享乐至上的条件，管你什么艰苦不艰苦！”条件？那还得看是什么条件。现在穷奢极欲的人大约有三类条件：一类是公款消费。如今仅从中国公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三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其中难道没有贪图享受的成分吗？再一类是“长官消费，老板埋单”。有些长官豪赌，不管输多少万，都有老板付钱。会赚钱的老板怎么会傻到这个地步？其中的奥妙，“路人皆知”。第三类是“黑进黑出”。他们钱来得太容易了，因此，怎么乱花也不心痛。以上三类享乐主义者表现出来的是享乐，背后还有什么名堂？天知道！

　　至于说领导干部应当如何对待艰苦奋斗，那就更值得一议了。过去针对干部特殊化提出“干部也是人”，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想到，有人把这句话接过来，转化为降低对自己要求的护身符。干部应当是带头人。倘若把“带头人”的“带头”二字拿掉，只留下一个“人”，那还是干部吗？如果把“带头”二字拿掉，那公务员的工资还保留不？“有啥不一样”，是要你与群众打成一片；“就是不一样”，是要你高标准要求自己。道德是分层次的。党员、干部在道德评价上万万不可降低水准。党员降低标准，就是在思想上退党了。干部降低标准，就是在思想上走下坡路了。

　　艰苦奋斗是对意志的磨练。“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不如蒿草。”松柏之所以长青，就在于耐得住严霜的考验。经受过艰苦奋斗磨练的人，腰板是硬的，肩膀是铁打的，什么风险都不在话下。在当前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中，尤其需要受过艰苦奋斗磨练的人，尤其需要倡导艰苦奋斗的精神。60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谁牢记了并践行了“两个务必”，谁就永葆了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谁丢掉了“两个务必”，谁就失去了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拒绝艰苦奋斗也是不谦虚、不谨慎的表现。对中华民族的美德、对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恣意践踏，还谈得上什么谦虚谨慎吗？

　　务必要牢记“两个务必”。“两个务必”是驶向历史彼岸的两把划桨。（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