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
[阅读提示] 最近两年被称为“反思改革年”，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争论极其热烈。但是无论怎么反思，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中国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所谓追究责任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进行的经济改革既是制度调整，也是利益调整。靠什么把二者统一起来呢？靠价值定位。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单纯的制度调整失去了依托与方向。由此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倒向了利益调整。
就经济改革本身而言，制度调整与利益调整都可以作为目标，但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进程来看，经济改革的制度调整、利益调整都只是手段而已，只有价值取向是目的。在经济改革中，其他的取向都必须围绕既定的价值取向来进行。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改革才能方向明确，切实有效。
由于调整的不及时、不主动，经济改革存在思路不清，价值取向模糊的倾向，造成了诸多问题，其中最危险的是：经济增长的粗放惯性和社会秩序的规则冲突。
粗放惯性
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依赖，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惯性。中国经济粗放的增长方式的形成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与执政观、发展观、政绩观等都有密切关系。但是深层的原因，还是经济改革的思路调整缓慢，造成了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天天喊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扭转，越来越粗放。应该看到，高速的经济繁荣背后不断积聚着巨大的风险。
这种粗放增长方式在经济改革的早期还有其必然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快速的资源资本化也必然催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二者似乎还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到了经济改革的中期阶段，如果改革的总体思路能够及时得到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将随之主动或被动及时转变。但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调整迟缓，即使逐渐加大的市场化压力也难以形成足够的推动力。因为主观上我们总是放不下资源资本化的所谓增值效应，习惯于用这种增值效应来掩盖问题、回避困难。所以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不断被错过。
由此看来，在经济改革的思路上长期依赖资源资本化，这是导致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深层动因。我们在发展观上出现的问题，其根源也主要在于此。如果我们不从这一角度认真解决问题，科学发展观就将流于形式，难以切实贯彻落实，在增长、发展和改革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危险问题就有可能继续恶化。
规则冲突
经济改革的思路不清不但反向强化了经济增长的粗放惯性，还加剧了规则的混乱和冲突。没有清晰有序、切实有效的规则为游戏平台，经济改革必然杂乱无序。而规则的混乱和冲突促使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更加摇摆不定。制度的实质就是规则，因为丢失了价值取向，规则便没有了灵魂。没有价值取向为灵魂，在一片狼奔豕突的利益冲突中规则整合十分困难，主规则、土规则、洋规则、潜规则各行其道，人们难以适从。这种规则规范的相互冲突以至对立背离的趋势，已经对中国社会秩序造成结构性破坏。
在土规则和洋规则的夹击下，曾经很长时间具有高度合法性和信任度的社会主义主规则不断被剥蚀，加之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其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下降，面临严重挑战。中国的社会转型十分缓慢，内聚力下降，各种不和谐、不协调不断累积，其深层原因恐怕便在于此。
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制度基础，而制度从价值的角度主要体现为规则。规则是一种认同性的标志。中国社会正在逐渐由传统社会切入现代社会，这导致规则的不断改变。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过程使得旧的认同性逐渐消失，新的认同性正在产生或被创造出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结构化过程。这种情况导致中国国内规则的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规则由混乱到整合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更深刻、更全面、更困难的社会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经历着规则的冲突背离和难以整合的痛苦。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运行形成了内在矛盾的双重规则。这就是由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进化演变而成的形式规则与价值规则的深刻矛盾。任何社会都会存在这两套规则。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这两套规则逐渐内在统一的过程。有了这两套规则的融为一体，成长为世俗文化和公民文化，市场经济才会有其合适的道德基础、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然后才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这样的规范既有形式的外表结构美，又有内在的逻辑可操作性，以此为基础，一个国家就能走上规则社会和法治社会的轨道。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进程，一个国家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洋规则的深刻进入，又使中国形成了多重规则的矛盾和冲突，在深层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造成了巨大困难。这也对中国的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基础构成了一种解构性的破坏。
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模糊，放大了经济改革的负效应，加上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问题。
权力的无序扩张与国家权力正常功能的弱化
当前中国的利益调整与阶层分化尚处在启动和混沌状态，市场化还未能覆盖社会各个层面和一切领域，权力资本化也没有及时结束。权力资本仍然横冲直撞，权力依然覆盖社会全部领域，并因其逐利性、排他性和绝对化而呈无限扩张之势。这一点在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与个人权力的扩张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就是说，权力的负面作用不但没有逐渐递减直至结束，相反却有所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对权力的有效体制约束和社会监督没有建立起来，市场化、制度化发育迟缓。
权力的无限扩张阻滞了市场规则的成长与完善，导致效率低下、司法不公、政策失效、规则疲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实际上都是国家权力功能的剥蚀和弱化的表现。在旧体制下，权力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得不到细化和分化、政策的制定功能、执行功能和监督功能没有分开，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进行全面控制。到了改革阶段，这种没有细分的、全控型的权力，一方面在一定阶段为维持经济运行、推行改革、解决各种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又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并强化了权力的逐利性。当权力以资本形式越来越深地和资源资本结合时，权力的正常功能就必然越来越受到剥蚀而弱化。
既得利益体的形成与贫富两极化趋于明显
在新旧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是不均衡的，机会与条件是不均等的，那些拥有并能运用某种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势力和资源资本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化过程为其提供的条件与机会，但又不按照市场规则来谋取高额利益。这便形成了狭隘的、排他的既得利益体，包括既得利益个体、既得利益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体具有投机性和逐利性，他们因为占有稀缺的资源资本而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获得定位与获利优势，在规范疲软与规则约束之间的无规范期，大肆谋取和扩张私利。
同既得利益体相比，那些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没有任何优势和逐渐丧失优势的人们，从社会经济资源资本化产生的增值收益中获利越来越少、越来越难。而且经济增长越快，规则化、制度化越赶不上社会分化的速度，有效的规则约束也难以及时跟进建立，导致利益失衡更加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更加明显。那些在社会分化中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生存状态的变化前景也是不确定的，会发生新的分化摆动。人们对此的预期也有很大的不同。
总之，既得利益体的形成和贫富两极化表明了一种利益非国家化、利益非人民化的不公正的失衡倾向。在有效管用的规则约束建立起来之前，保证不了增长的收益转变为社会的福利而不成为少数人的财富。
当前的社会冲突与政治矛盾有其综合性、危险性
这里主要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选择内含着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这种分歧和争论正在上浮。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一直伴随着改革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价值观魅力关系的争论。第二，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有的得到优化，有的得以维持，有的则出现恶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自愿（如为了改变生存状态而外出打工、出国）或不自愿地（如下岗、失业等）离开原来的生存结构，造成了大范围、快速度的社会流动。这些社会流动者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结构又难以建立起新的生存结构，极易产生心理挫折感和政治不满，会形成强烈要求民主和加快社会转型等政治诉求。这一方面将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追求。日趋激烈的社会冲突与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相结合，必然使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文化政治化与文化世俗化的冲撞引发两难问题
建立在单一的政治化判断标准之上的主导文化不断偏斜、蚀落，内聚力疲软，难以用理想来把人们聚合和驱动，难以用激情使人们发奋。尤其是核心文化的亚化、层化，是围绕着既得利益体的僵固、新得利益体的形成和失落利益体的出现而变化的，这些亚文化、层文化的价值基础和标准是建立在利益根基之上的，使原来以空洞的政治号召和单一的政治激情为支柱的主导文化发生摇摆。
在主导文化摇摆的情况下，世俗文化所需的正面体制基础不够充分，世俗文化的负面、消极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如消费文化的幻觉化、世俗文化的过俗化、色情文化的泛滥化、殖民文化的外在化，等等，所有这些均在侵蚀主导文化，引起价值观念混乱。
文化的边缘化使得中国文化在由依附性的客体文化向独立性的主体文化转换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错位，政治文化的核心在松动的同时，世俗文化的生长也缺乏主体支撑，所以游戏、回避、混事、冷漠、牢骚、偏激、失落等情绪到处弥漫，凝聚力、亲和力、向心力分散减弱。
在文化政治化与文化世俗化的冲撞当中，发育了各种思想倾向，新一轮思想分化非常激烈。面对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但是改革的进行陷入徘徊状态、经济全球化既加快了一体化又加剧了分裂化、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等问题，出现了新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保守主义、消费主义、新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众多的思想主张，人们适从何者，需要在复杂的磨合中作出艰难的选择。
经济改革与中国所有的改革一样，在艰难中必须切实加以推进。这是我们反思的唯一目的。需要努力的方面很多，重点是要为经济改革打下合适的价值性、制度性、结构性基础。
推进价值塑造，坚定价值取向
经济改革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没有方向，这里的灵魂和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支撑，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基础、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只有如此，我们今后的经济改革才可能坚定不移地沿着明确的价值取向走向成功。
建立和整合制度规则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和改革的继续深入，与其相适应的制度规则要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我们更要重视上述多重规则的融合、整合。中国多年来对工具形式规范的追求和强制性实施已经足够多，甚至有些过度了，我们搞了很多虚制度、伪制度、形式制度、装饰制度，制度规则既缺乏又扭曲，制度空转和制度低能严重，从而使其与实际价值规则的矛盾不但没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因规则背离而内在分裂的社会是很难和谐的，是很难实现现代化的。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进行任何改革包括经济改革都是很难成功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改革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不能再盲目地追求形式的东西，而是要加快规则融合生长的进程，使主规则、土规则、洋规则本身内在地统一起来、和谐起来、有效起来。
养成遵守和依赖制度规则的习惯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必须遵守，经济改革就是要培养和树立规则意识。所以，我们不但要建立和整合规则，更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传统、社会习惯，切实去“移风易俗”，催逼中国人养成遵守制度规则、依赖制度规则办事的习惯。这应该是我们经济改革的基础保证和社会进步的底线支撑。（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所副研究员）
来源：《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