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更需要提高理论素养

      最近，报载几则有关几位官员答记者问的消息，读过以后令人纳闷。几经思索，觉得很有必要写下来让人们共同思考，对事不对人，绝无对官员不敬之意。

　　消息之一，一位素以用数字说话的官员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并说中国经济不会、更没有进入衰退，只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已。消息之二，一位官员面对记者“官员何时公开财产”的提问时，公开反问：“为什么不公开老百姓的财产？”公然提议“先让老百姓公布财产。”消息之三，一位银行高管如是说：从ATM机上吐出来的不可能有假币。三则新闻言之凿凿，见诸报端，决非口误。

　　在笔者看来，三则新闻恰有几个共同点：都出官员之口，都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答问，都违反基本常识，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因此内容都成了笑话，言者激昂慷慨没有丝毫悔意。虽说是笑话，笔者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有共同点，故尔，可以将其放在一起作一番剖析。

　　几个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信口答问而不觉得出错的事实令人深思。恕笔者斗胆，原因在于其基本理论素养与身份不相称。其一，且不说用数字说话须有丰富的统计学知识，须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才能胜任，即使所学的是理、工、农、医专业，从高校公共政治课上也一定学过有关经济危机的理论。经济衰退作为危机第一阶段，它的外部标志是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失业率上升。那位矢口否认中国今天衰退存在的官员难道没有学习过这样的常识？中国的金融危机固然不明显，但比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实体经济危机却是暴发了，延续了。根据国际标准，凡是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超过两个季度的，无论是绝对下降还是相对下降，国民经济发展便是进入了衰退阶段。难道这位素以用数字说话的官员没有掌握中国经济统计数据，还是看不懂经济统计数据？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担率承认：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够独善其身。”（2009.3.13《新民晚报》A1版）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温总理实际上纠正了那位官员的不当判断。从形式逻辑上看，既然是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和“金融风暴”，那末“海水”席卷之处，“风暴”所刮之处，怎么会有一块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呢？！

　　其二，常识告诉人们：凡是官员必须公布个人及家庭财产，好让老百姓行使监督权力，让老百姓相信领导自己的人是可以信赖的。这早已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通则，就像“军队不经商、政府不入市”一样。即使是老百姓不处于主人翁地位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还是率先这样规定并操作的。怎么能把共产党的官员与老百姓对立起来，反要老百姓“先公开”个人财产呢！难怪，这则笑话被有正义感的群众斥之为“怎么害怕公布财产？在代表谁说话呀？”话虽刺耳，却是反映了群众觉悟水平。于是，互联网上百姓网民们纷纷起来“响应”，晒起个人财产来，让有些人很是尴尬和无奈。

　　其三，谁都知道，ATM机不是钞票印刷机，每一张从ATM机里面所吐出来的钞票，都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手工装进去的。那位银行高管怎么能保证全国各级银行的所有ATM机一定能够吐出真币来？近年有关储户拿到假币的新闻常有公开报导，甚至从银行柜台上所取出的整叠人民币中也有夹杂假币的情形发生，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在“霸王条款”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储户万般无奈而已。请问这位银行高管，你在为谁说话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60页。）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了科学理论的重要地位。毛主席说：“指导我们行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官员，更加需要拥有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才能胜任所负重托，“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不至于在国内外记者面前出现“大言不惭”的局面。能说会道还要有好的理论功底。一个称职的官员一定是富有理论素养的人，他面对媒体能够胸有成竹、出口成章、讲求逻辑、无瑕可击；他作起报告来切题入理，分析起来入木三分；他往往亲自动手撰写讲稿，即使秘书起草了也是亲自修改定稿，不再找人“返工”。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外地，人们传颂着，有关新老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撰写报告稿的高尚品格、扎实理论，作起报告来不看稿子的楷模形象，几个小时的报告没有空话、没有外行话、没有辞不达意。这样的好功夫自然离不开勤奋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负责，听者有一种“享受报告”的感觉，以至听者生怕漏听而宁可不上厕所。

　　但是，近年出现的另外一些情况令人深思。诸如，社会上发出去的文凭竟然比教育部所认可的多了五六十万张，假文凭泛滥；买官卖官、学历掺水，雇用“枪手”代写论文、代替考试，假论文炮制出假官员；有的甚至超过科级就不再亲自动手了；还闹出“教授级高工”之类国际笑话；有的讨论发言时口若悬河却打不到点子上，言必称我到了何国访问，口才虽好却内容贫乏，思维敏捷却不时出现外行话，无不暴露出腹中理论的贫乏。1965年陈毅元帅曾经在杭州当着市长们的面吟诗：自古“杭州刺史多善诗”。历史上杭州剌史苏东坡、白居易“善诗”人人皆知。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不久，陆定一曾对于光远说：毛主席的错误写在六中全会决议里了，但是我陆定一的错误没有写进去，当然也不可能写进去。经过反复思考，建国以后我的最大错误是：干部学习制度没有能够坚持下来。要是当初坚持下来了，那么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会顺利得多，阻力也小得多。讲得多么深刻呀！

　　近年人们爱谈领导干部形象似乎是集多个“家”于一身，什么演说家、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等等，似乎与“家”相关的光环越多越好。但在笔者看来，首先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者。否则尽讲空话大话套话错话，以致于其他的什么“家”都变成了空头的。这就向各级党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培训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有理论家素养的领导干部。假如，领导干部还有题字任务的话，最好有点书法基本功。设想，有一张类似体育教练员的资格证一类的“书法资格证”，当然不一定要达到书法家水准，那么出手的字一定会多一层意义。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