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洲：未来中国或与西方发生“话语权战争”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一直是在两股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潮流中走过来的。一种潮流或力量趋势是我们看到的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刚好在十年前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让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高点，这本身是很具有象征性的一个事件。第二种潮流或基本趋势是“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是在我们加入WTO过程中提出的，与国际接轨不仅仅是经济规则上的，还要求管理体制上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接轨。事实上，“与国际接轨”这个口号成为了整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的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话语。一方面，只有与国际接轨，中国才能走向世界，才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崛起，在国际社会上取得我们被认可的合法身份；也只有与国际接轨，很多事情按照国际规则来做，中国才能融入世界。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带来很大的问题，“与国际接轨”使我们各行各业的主流话语和核心概念都是西方的，这事实上反映了我们对西方国际话语权的认同，或者说我们认同了西方话语背后的准则、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必然是我们自己主流话语的缺失，在话语权上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

　　但是，十年来民族主义情绪“与国际接轨”相伴而生的情况，说明我们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的认同本身并非死心塌地的那种。一方面，我们加入WTO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已不可能离开现代国际体系来谈发展和崛起。但是，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历史上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或对苏联制度“一边倒”的认同，已经成为过去式，中国力量越是发展和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就会越增强，我们也就越不可能在国际话语权上甘心处于弱势地位，甘心认同西方的准则、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经济越是发展了，对国际经济规则认同越来越深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恰恰也起来了。“与国际接轨”本身是这样一个内在充满矛盾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说这可能导致一个危机呢？自从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话语逐渐瓦解之后，中国尚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的话语体系，“与国际接轨”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受到压抑，产生文化危机感。但是，中国的文化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在不断的“与西方接轨”的逼迫下，会造成一种文化上的自卫与反弹。这种反弹的实质，将是中国到底要不要继续与国际接轨或者按照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来走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国际身份定位问题。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与外在世界关系中反复出现的危机和转折，都涉及中国国际身份的定位问题。中国的国际身份定位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很难说，未来十年中国在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和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兴盛之间，不会产生思想上的和国际身份定位上的困惑，以及“与国际接轨”和中国民族文化主体性觉醒之间的文化冲突危机。一旦这样的危机成为事实，中国与世界关系将出现新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冲突的一个重要表现，必将是中国针对西方的“话语权战争”。这正是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