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人民自主”，消解官民矛盾

　　摘要：要解决官民矛盾，既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也不能依赖清官和道德，可行之径是要为官民力量的博弈搭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重在疏导。从根本上来说，应该从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出发，丢掉“为民做主”的修辞，确立“人民自主”的现代政治传统——在基层和国家之间生长出一种粘性的力量。

　　一、官民矛盾难以在旧体制内自行解决

　　2008年的深圳，官员林嘉祥在猥亵11岁的女孩后放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林嘉祥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吏让人们领教了为官们的嚣张骄横和有恃无恐。在不受制约的权力面前，人民真是屁民。今年，郑州口没遮拦的逯军局长“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一语惊倒国人。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与民的尖锐对立。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经感叹：“苛政猛于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甚至在远古的《诗经》时代，劳动人民对于统治者的贪暴就发出了愤怒的抗议，并且表达了“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的愿望。根据《毛诗序》的说法：“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熹在《诗集传》中诠释《硕鼠》一诗的诗意说：“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中国人的乌托邦就是彻底摆脱了统治秩序、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自在的、自然的生活状态。老子所描绘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的状态，便是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用梁漱溟的话来说，最理想的统治方法是皇帝、统治者不干涉老百姓的生活，端拱无为，无为而治。统治者越是不干涉老百姓的事情，越是随它自己去生活，就越好。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是中国人永久的梦想和寄托。由于散漫的小农社会的性质，民众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专制力量，除非到了逼上梁山时候，中国的民众对于专制官僚政治一直采取的是消极逃避的策略。

　　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深受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毒害，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拘于圣人统治和贤人政治的成见。他们向往和盼望的是皇上圣明，清官再世。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明君贤臣’的政治场面，固然要‘顺民’维持，而‘暴君污吏’的政治场面，尤须‘顺民’忍耐。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清楚，因为读书人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这种将理想寄托于明君贤臣的政治思想使中国无力建构理想的政治结构，同时，也压抑了底层政治力量的生长。

　　历代统治者对于贪污腐败的惩治不可谓不严酷，尤其是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对于贪污的惩治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不仅贪污60两以上即枭首示众，甚至剥皮实草，而且鼓励民众往京城上访，然而，无论怎样的严刑峻法也阻止不了贪污腐败的横行。正如王亚南所说，“试考察一下历代对付贪污的严厉情形，就可了然今日想从贪污本身去根治贪污的人的设想是何等的天真！”要从根本上防止贪污腐败，就必须平衡人民与官吏之间的力量，在法律的空间里，使人民的力量成长壮大起来，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官吏，保护自己的利益。

      二、为什么美国没有官僚政治？

　　桑巴特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同样，美国也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官僚政治和贪腐现象。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在美国难以出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市民的民主政治在美国实行得比较彻底。列宁认为，美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美国是一个以革命建国的国家。美国人民逃离旧大陆，来到新大陆，就是怀着自由的信念。与中国自秦始皇之后，收缴私人武器防止人民的反抗构成强烈对照的是，美国人民有持枪自由。持枪自由是对于反抗暴政的权利的积极肯定，它所强调的是，人民拥有反抗不合理统治的自由和权利。这一点最能够说明，为什么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由于对于美国民主政治的高度认同，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巨著。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12版序言中说：“本书写于十五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的一个思想，是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他在说到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时候说：“它们好像都命定要去发展自由，但不是它们祖国的贵族阶级的自由，而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提供过完整样板的平民的（Bourgeoise）和民主的自由。”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生长于基层，它的植根于强大的社区传统：“在美国的乡镇，人们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碎权力，以使最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美国的联邦制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中国所谓的“普法”这种说法相反，在美国人的心中，法律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横暴的力量，而是根源于习惯和民情：“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惟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托克维尔这样透视美国的陪审制度的政治含义：“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应当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高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公民之手。”他强调结社和出版自由对于维护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意义。他问：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人民拿什么来保护自己呢？他的回答是，人民要强大和保护自己必须依靠结社尤其是出版自由：“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实际上可以不要出版自由，而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如此。我不相信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的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能够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人身自由。”

　　但托克维尔不是绝对的民主崇拜者，他意识到民主的弊病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对于自由的潜在威胁。因此，他认为，民主应该以法律制度作为平衡。托克维尔说：“我们越是深思发生于美国的一切，就越是确信法学界是美国的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平衡民主的惟一力量。”

      三、从为民做主到人民自主

　　我认为，要解决官民矛盾乃至对立，既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也不能依赖清官和道德。同时，我也对“廉政风暴”这种说法深表警惕和怀疑，从严、从重、从快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尊重法律和制度的表现。解决官民之间的对立，只有为官民力量的博弈搭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疏导官民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应该从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出发，丢掉“为民做主”的修辞，确立“人民自主”的现代政治传统。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黄炎培和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作为“五四”一代的毛泽东，他对中国官僚政治极为痛恨，青年时代激进的民主理念使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大民主”的试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希望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

　　由于中国近代的落后和受辱，毛泽东和中国的先觉者们一直都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导致了“大跃进”的冲动。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这种历史的紧迫感和“大跃进”的冲动，加上他激进的民主理念，使毛泽东不仅忽视法律与制度建设，而且甚至将法律和制度以及传统、习惯当作碍手碍脚的东西。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便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对于中国的官僚痼疾，毛泽东企图用文革这样的猛药来根治，却以彻底失败告终。我认为，文革最大的失败在于制度建设上的失败。1980年代，在对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革沉痛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课题；然而，80年代的这种思考和实践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延续。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边是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农民，一边是绝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的绝对的国家权力，一方面绝对强大，另一方面，同时又是极端脆弱。它们之间镇压和毁灭的轮回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不断循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国农民——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群体沦为了弱势群体。怎样才能在基层和国家之间生长出一种粘性的力量？（作者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