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哪些创新？
问：中国会出现比肩“四大发明”的伟大创新吗？
受访者
何传启（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孙万湖（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副会长）
陈锐（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神经科学，整合生物学，空间科学，材料科学……在很多领域，都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理想，产生世界级的、有重大影响的科学突破和技术发明，作出造福人类的重大贡献。
很多人特别看好中国科学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潜力，包括中医现代化方面，认为只要坚持以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紧密围绕国家与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全面推进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实践，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能产生媲美“四大发明”的伟大创新成果。
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会有哪些创新？
受访者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
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肯定是会发展，我想大方向应该是更开放地、更多地吸收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价值；再一个就是更加注重实际，更加注重把人类共有的价值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创造中国自己特有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论，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一，在经济方面、社会发展方面，很多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的价值会被吸收。
第二，在政治领域，能够吸收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我觉得有几条线可以划清。首先，我们不会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中国的基础和文化传统都和别国不一样，完全搬用西方模式是不行的，得创造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模式。
比如多党制。一般人认为，既然利益是多元化的，多元化总得在政治上有表现形式，在西方就是多党制。利益多元化是必然的，但问题是，是不是只有多党制才能代表这种多元化？多党制在西方搞得相对比较成功，但适合西方不代表也适合中国；它在过去是成功的，并不代表在当今世界复杂变化的情况下也一定成功。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里面有可以进一步研究探索的空间。
有不少东西可以吸收，但得划一个界限。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我们要制约权力。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不是在野党，我们该从执政党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不要多党制的形式，但如何吸收其中制约权力的内容，值得深入思考。
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如何持续下去？
受访者
胡春力（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将围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展开。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实现了GDP量上的飞跃，但是质的优化、结构的调整，却仍然任重道远。未来，中国若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显然不能再以GDP论英雄。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也成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同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捆绑”而来的，是建设依靠低价产品竞争、依靠廉价劳动力盈利的制造业工厂。
研发将得到更多的重视。长期以来，我们缺乏自主创新。很多企业长期停留在简单加工、耗能耗资源、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怪圈”里，只大不强。这种方式发展到现在，已经看不到赢家。政府为资源能源的消耗头疼，劳动力价格被压低，企业还在抱怨利润太低。
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转化，使中国不得不面对“出口转内需”的紧急任务。这也将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
此外，未来如何协调行业之间的薪酬关系，也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这一改革的成功，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问：中国能打赢未来的网络战争吗？
受访者
钟忠（中国信息战专家）
谁拥有制网权，谁就可能拥有一切；谁失去了制网权，谁就可能失去国家安全。对一个国家来说，“信息边疆”安全和传统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地位同等重要。
2001年美国国防部正式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计划以全球信息网格为基础，建立一体化的“传感器网、指挥控制网和交战网”，以技术优势换来信息优势、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以最小的代价击败非对称的对手。
与此同时，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军队也纷纷提出新一代作战理论，谋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效能，实现打赢信息时代战争的目标。
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并不落后。未来60年，在信息化发展战略推动和信息化核心技术开发牵引下，中国的信息化建设仍将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并逐渐由信息化大国转变为信息化强国。
可以预见，未来长期困扰中国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将彻底得到解决。中国不但会拥有自主开发制造的高性能中央处理器、先进存储器以及面向网络通信、信息安全和工业控制的嵌入式芯片等核心物理硬件，还会突破新一代网络与通信关键技术、传感器网络与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研制出新型的开放式架构核心路由器、大型服务器和高性能网络信息终端，积极参与或主导互联网技术标准、规范和协议的开发。
随着中国以信息化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方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到21世纪中叶将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目标。届时，中国军队将完全有能力打赢信息时代的网络战争，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和信息边疆。
问：中国能否变为一个“创造大国”？
受访者
江若尘（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余典范（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学者）
中国一直是一个不缺乏梦想和雄心的国度。60年前，我们在“赶英超美”的幻想中憧憬着“制造大国”之梦，6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制造大国”的位置上努力寻求另一个“智造”——“创造大国”的坐标。
经过多年的积累，虽然我们有了“量”的基础（目前在世界上还很难对“Made in China”说“NO”），但创造大国更需“质”的突破，即领先的技术和创新能力，这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是持久性的竞争优势，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软肋。
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创造大国，应具备以下四个硬性特征：一是创新投入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即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二是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四是创新产出高。
对比这些标准，我们发现中国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我国R＆D占GDP的比重还在1.5%左右，而技术进步贡献率只在40%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在50%左右，创新产出的效率还比较低下。
虽然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但在未来60年，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前提是要在制度变革与体制建设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创造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制度环境和体制基础，形成体制上的竞争力，切实形成一大批具有较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真正提高中国创造的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