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一个甲子的伟大求索
甲子是一个适宜的历史尺度，而今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共和国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巨大事件。它为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伟大求索搭建了新的平台。六十年过去了，而对这六十年的评价差异颇大。有人割裂历史，或肯定前三十年而否定后三十年，或否定前三十年而肯定后三十年，他们都忽略了六十年是一个前联后继一脉相承的整体，不容割裂。
六十年道路曲折，成就辉煌。本文从五个方面简述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指出存在的缺欠与弊端。强调了难以完全摆脱从中脱胎而出的母体社会之传统影响的客观局限性。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和加强理论指导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革命是一出长剧。民主革命只是一个短小的序幕。这六十年可算作是第一幕。高潮仍远在前方，尚需继续奋斗。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老祖宗真奇妙，创造了天干（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已午末申酉戍亥），运行一周正好六十年。给了我们一个衡量和认识历史运行的有中国特色的、恰当的时间尺度。列宁曾论述过“世界历史尺度”和日常生活尺度的不同，他说：“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 一个甲子六十年对个人的历史来说是相当长了，而作为衡量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认识它、衡量它、总结它，可能正是非常适宜的尺度。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胜利成果，也是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胜利成果，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的根本标志，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的巨大事变。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给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的理想社会，准备了物质基础，搭建了牢固的前进平台，把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不懈的伟大理想社会的求索推向了新的阶段。从那时开始至今的六十年间，中国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中国的成就是空前辉煌的，举世公认的；中国求索历程的艰辛和曲折，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回顾一个甲子的历史进程，在解放战争巨大胜利的革命声威笼罩下，我们曾有一个凯歌行进式的良好开端。迅速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恢复久经战乱而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彻底消灭封建经济制度的土地改革；大张旗鼓地剿灭残匪和镇压反革命，稳固了人民政权；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边疆国防；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和普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全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胜利，可以鼓舞信心和斗志，增添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但也可能冲昏头脑，夸大主观能动性和不顾客观条件而盲目赶超的冲动。于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错综的内外矛盾交织中，求索理想社会的巨大社会能量，逐渐背离初衷，演变成为“左”倾狂热的社会运动。其极端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1958年开始的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在政治方面就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严重偏离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正确路线，而且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如果说，胜利具有两重性，那么错误失败，同样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使人民遭受不应承受的苦难，又可以使人们清醒，深思，总结而奋发。1978年底召开的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总结历史经验，代表亿万人民的意愿，扭转乾坤，使共和国重新转回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宏伟新篇章。三十年的豪迈步伐和光辉业绩，举世共睹，有口皆碑，勿庸多言。
（二）
如何从总体上评估这六十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分岐很大。从我自己接触的有限资料看，抛开那些“逢共必反”的顽固反共派，只谈还是抱有善意的历史研究者和评论者，起码有三大类截然不同的观点，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类观点是肯定前三十年，而否定后三十年，换一种说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一切均好，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一切皆错。
这里有一本书《事实胜于雄辩——近三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回顾与反思》，是“毛泽东旗帜网站”2009年6月印制的。请允许我抄录几段：
“报纸每天都在宣传‘改革开放’前是多么糟糕，比如说，过去我们要使用粮票、布票等等，是的，那时我们不曾拥有电视机和洋快餐，但是我们——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曾经拥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不曾被迫下岗失业），在社会生产组织中我们曾经拥有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我们在祖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很快建立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拥有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我们曾经为此而深感自豪。是的，我们现在不需要使用粮票、布票，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票……有些人甚至为了生计所迫去卖血、卖脏器、卖肉体。”
在这类人眼里，今日中国之状况是很糟糕的：
“改革从农村开始，集体经济接近于全部消灭”。
“城市中的改革是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结果，公有制经济的自我完善变成了大规模被消灭。”
“在我国30年私有化改革中，野蛮资本主义异常肆虐，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撕裂”。
“工人和农民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工人被迫买断工龄和下岗失业，在农村里早已出现新的剥削农民的富农和农场主了”。
“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因此，他们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从外部和内部进行篡夺和腐蚀”。有人甚至提出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另一类观点是肯定后三十年，而否定前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很糟糕，而邓小平之后的时代回复正路，成绩伟大。
这一类观点也有一本代表性的书，就是在香港出版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笔名辛子陵，是一位军队退休干部。影响更大些的是在《炎皇春秋》上公开发表的谢韬为这本书写的序：“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提出了全盘颠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百年历史的匪夷所思的一套新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是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晚年已改变了暴力革命的理论。因此，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等不是修正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则是受《共产党宣言》的误导，反而是修正主义。
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相结合形成的封建社会主义。请看下边一段描述：
“他的发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旦掌握政权，立即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上日程，心急火燎地搞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凭借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农民不听话。他理智地、坚定地、持续地干了半辈子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先进生产力的事情。自以为是在干一件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事业，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空前荒唐的在历史上丝毫没有进步意义的封建社会主义实验。” “封建社会主义实验”这8个字的武断定性，就把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和丰功伟绩一笔抹杀了。不仅是抹杀，而且要定罪。按照李锐给这本书写的序言的提法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毛泽东不是成“千古罪人”了吗？
他们对后三十年是肯定的。不过肯定的立场和角度，又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为后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实际走瑞典式的道路” 。他们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已载入党章的宪法，为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们要求：“敢于把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举起来”；还要把共产党的名字改掉，“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 真的要改写历史，改党名，换旗帜了!
再一类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是前联后继、一脉相承的整体，是由毛泽东开创、邓小平继承发展而又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直至今日的伟大求索的历史。六十年的共和国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容分割、隔裂和歪曲。这应该是当前多数理论工作者的观点。作者也属于这一类。
（三）
六十年国史，道路曲折，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亿万人民，经过长时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压迫奴役中国百年的帝国主义，争得了民族的独立，使中华民族以平等的一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昔日被凌辱、被藐视的“东亚病夫”，成为今日解决全球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缺少的强大力量。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建国前后进行了彻底的民主革命，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使广大工农群众翻身解放，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从此，为中国人民打开了追求人类美好理想社会的伟大求索的大门，并开始了艰辛探索的曲折进程。
（三）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一大批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例如钢铁、煤、布匹、谷物、水泥、电视机、发电量等，均已跃居世界前列，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三位。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偏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人民群众的物质供应和文化生活得到空前的巨大改善。早在十年前，一位哥伦比亚《时代报》的记者在一篇题为《一场50年的革命，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中这样写道：“中国取得的成就数不胜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此暂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生活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以及降低文盲率和死亡率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 又经过十年的检验，这位记者的评价应该说是站得住的。评价很高，但是并不过分。
（四）在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继承发扬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同时紧密结合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1949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衰败，教育很不发展，科研水平极端落后。文盲率高达90%，大学生在全部人口中只有万分之几（1952年是万分之5）。平均1125万人口中才有一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1名科研人员。 而今，文盲已基本消灭，正在实施全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学生已不再是一人难求的“稀有财富”，而且出现暂时的“供大于求”现象，这是十多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总体上看，全面的精神文明建设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加强，各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发展，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壮大，科研水平不断创新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日益发生深刻而健康的变化。这些都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积蕴了深厚的基础，增添了强大的活力。
（五）特别重要的是，经过六十年的曲折历程和艰辛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找到了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什么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呢？只要回顾一下百年历史，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历史，就可以得出一条清晰而深刻的线索。20多年前，美国政府的高级智囊布热津斯基教授写过一本书名叫《大失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主要特征。书中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写了一本书《一九九九不战而胜》。是谁不战而胜呢？他认为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败。随后的苏联瓦解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似乎证明了他们预言的正确。一时之间，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兴高采烈。而且随着美国一极独霸局面的出现，资本主义世界确实也获得了相当丰厚的红利。但客观历史的发展并不随他们的意念转移。事实证明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消灭，而只是一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探索没有经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求索并没有停止。社会主义仍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挚着的求索中前进。
西方世界的这种狂欢是暂短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温和衰退”之后，从2008年夏开始，又陷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近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大危机。而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特别突显出中国的地位、力量和影响。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理想社会伟大求索的极端重要和难能可贵。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伟大求索，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的宝贵结晶，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了它，方能战胜万里征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成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排头兵，并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前进的推力和充满信心的希望。
（四）
正象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已具备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完整可行的道路框架，但仍处在继续探索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之中。既难以超越社会发展进程不充分的局限和中国社会实践及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更难以完全摆脱从中脱胎而出的母体社会之传统和影响，存在各种缺欠乃至弊端是难以避免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论：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但官员阶层的持续贪污腐化，腐败‘潜规则’对年青一代和军队的侵袭，社会不同人群的贫富悬殊与公民权利的失落，法制落实与舆论监督的发展迟缓，极端物质主义造成的道德理想真空，基层政权能力的弱化异化及由此导致的‘黑道’泛起与秩序失控等等恶性潜流，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对中国的改革大业及中华崛起的光辉前景造成严重危胁。”
我认为这样的估量的认识是比较中肯的。
当然，如果愿意的话，对今日中国社会之负面现象还可以列出若干条。不过，我认为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伟大求索成败的关键问题是腐败问题。一方面是党政官员腐败面的迅猛扩大和日趋严重，手段恶劣，花样翻新，屡禁不止，风头甚旺；另一方面是社会风气的败坏、“潜规则”的泛化，是非混淆，见怪不怪，清廉者反被视为怪异。如果同历史比较一下：在中央苏区贪污一百块大洋就是死罪；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府明文规定贪污法币500元以上就可判处死刑；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处死刑的大贪污犯天津地委书记、专员刘青山、张子善，贪污额是当时人民币155亿元。1955年3月发行新人民币时规定，旧币10000元折新币1元。所以当年的全国最大贪污犯与当今的随便一个大贪污犯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在抓出一个贪污几百万人民币的贪污犯，几乎已无人注意。贪污几千万甚至几个亿人民币的大贪污，也屡见不鲜了。而真正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者，倒是相当罕见的了。“人们看到的是，在权与钱的交易中，在规则的扭曲中，一些人不断地张大着胃口，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常识，不断地突破法律道德的底线。”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会出现如此多的不该有的现象？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从那些腐败官员的主观上讲，核心是理想信念的丧失。且不说那些本来就是把参加党当作仕途的阶梯和敲门砖的“名义党员”，就是当初确有为理想献身之心的党员，如果丢掉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又怎么能算是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呢？按照毛泽的活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了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这里值得关注的是造成这种可怕丧失的共同的社会土壤：一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封建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遗存。虽然早在60年前，我国就已经消灭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私有制。我们也曾自豪地认为，我国是全球消灭封建制度最彻底的国家。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轻视了封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长期性和顽强性。只有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才严肃地强调提出反对封建文化消极遗产的极端重要性，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但要化解两两千多年封建文化消极遗产的沉重历史重负，决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今日中国之现状证明，一个甲子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确如列宁所说：“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确实，在接触到社会腐败问题时，我们还不时会闻到封建主义尸体发出的臭气。客观现实随时提醒我们，千万不可轻视和忽视消除封建主义腐朽遗产的庄严使命，以更好地清扫伟大求索道路上的思想羁绊。
（五）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各个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是千差万别，而绝不是齐步共进的。总是会有某个民族或国家在某一时刻，被客观发展的需要推进到社会发展的前列，成为探求理想社会的排头兵，以近现代为例，首先是西欧的荷兰、英吉利、法兰西等被推上创立新社会制度的前列，开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先河。接着是在全球产业革命的大潮中，英国一马当先，一度执世界之牛耳。而到二十世纪，美国则跃居世界经济发展之前列，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成为世界头号霸主。俄罗斯则由于列宁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而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开路先锋。这些都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造成的。反观中国，虽然曾在历史长河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近代却经历了百余年落后挨打的被凌辱地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才终于获得独立和解放，中华民族不仅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重新焕发青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之后，今日之全球大势终于又把中国推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列。特别在苏东剧变之后依然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目光；坚强地抗击二十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空前经济大危机，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摸式”或“北京共识”，已成为世人热义的重大话题，中国在求索人类理想社会行列中的排头兵地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世人共识。这既是中国的无尚荣光，也是一种沉重责任和庄严义务。
人类社会发展前列的地位，客观上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求这个民族或国家有更高的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因为，只有科学革命的理论才能使我们在复杂的开拓性的历史时程中有足够的科学思维，能够冷静分析，明辩方向，充满信心地奋勇前进。
今日已经站在人类历史发展高峰的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理论思维呢？应该毫不含糊地回答，已经具备了。这个理论思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制。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坚持和发展，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群众伟大求索的广泛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理论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曲折而光辉的伟大实践中，这个理论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广阔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指导作用。正是依靠这个理论，中国共产党才能驾驶着13亿人口的巨大航船，在风高浪险的全球海洋中，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地扬帆远航。一个甲子过去了，成绩是伟大的，但对理想社会求索的伟大征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开国领袖的声音又响起在耳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如果民主革命28年只是“一个短小序幕”，这建国后一60年大概可以算作第一幕了。这出长剧的高潮似乎还没有到来，仍需继续努力。高潮是什么呢？仍如领袖所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出中国革命长剧的高潮，应该就是伟大求索的最终目标新世界完整呈现之时。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