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经济增长的引擎：持续提高劳动者收入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持续快速地增加劳动者报酬具有回应增长终极目标、凸现社会价值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增长的奇迹”。在此背景下，城乡劳动者报酬和收入水平也呈现上升态势，这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福利水平提供了重要源泉。然而，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我国劳动者报酬增加仍存在两个不对称：一是在时序意义上，劳动者报酬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1978-2008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6%降至11.2%，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3.9%，低于人均GDP年均增长14.8%的水平。如果考虑到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则劳动者报酬增长速度就更是显著落后于GDP的增长。二是在空间意义上，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低于其他国家，2003年主要国家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为57.5%、日本为53.3%、英国为55.9%、法国为52.7%、加拿大为51.1%、澳大利亚为46.7%。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2008年该比重为39.74%。显然，我国城乡劳动者报酬增长态势与整体经济增长和国际适度水平存在着“偏差”，消减这种“偏差”，对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短期内采用劳动者低报酬战略是可取的，这样可以发挥比较优势、激励资本形成并增强国际竞争力。但长期来看，劳动者报酬增长应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时间越长、程度越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就越突出。原因是：与资本所有者相比，劳动者的消费倾向通常更高，如果劳动者报酬能够持续快速增长，则居民消费就会扩张并成为推动增长的引擎，劳动者报酬增长直接决定了内需扩展和经济增长程度。
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尚在延续的背景下，我国长期采用的出口导向战略面临着外部市场不确定的挑战，政府的刺激性投资政策也面临着产能可否消化的考验。据此，我国必须将经济增长从出口-投资主导方式转化为内需驱动、尤其是居民最终消费主导方式。然而，当前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并不充分，1978-2008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62.1%降至48.1%，2008年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仅为45.7%，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对较低，这显然与劳动者报酬增长相对滞后紧密相关。为了刺激国内居民消费、回应金融危机挑战，我国就必须持续快速提高城乡劳动者的报酬水平，依托劳动者报酬显著增长，来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动力源泉。事实上，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为此更要在增长中提高劳动报酬、增加居民福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持续快速地增加劳动者报酬具有回应增长终极目标、凸现社会价值的重大意义。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其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国民增收，同时又通过国民增收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在国际发展实践中，能否正确处理劳动报酬问题往往关系到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在这方面是不乏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的。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成为其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二战”之后日本出现了生产急速扩大但需求增长缓慢，其面临着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或凯恩斯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基于此，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此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国民增收，同时又通过国民增收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即立足于居民需求对增长的驱动作用，通过构建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机制来促进持续发展。具体举措是实施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其实施结果是：1960-1967年日本GDP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1.5%，这为日本经济突破瓶颈并进入“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
相反，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倘若不能采取有力措施促使劳动者报酬同步增长，过度强调经济高速增长而长期忽略财富有效分配，则经济增长可能会因消费乏力而出现回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均出现了增长徘徊，这与它们在促进增长过程中忽视劳动者报酬是有紧密关系的。
必须持续快速地增加城乡劳动者的报酬和收入水平，逐步实现整体经济与国民收入的协调增长，形成劳动者报酬持续快速增长的常规性机制。
无论是从立足我国国情、还是从借鉴国外经验的角度看，我国必须持续快速地增加城乡劳动者的报酬和收入水平，逐步实现整体经济与国民收入的协调增长，以此为突破口来形成回应外部经济冲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相对滞后，是产业结构转型、劳动供求规模、要素市场化进程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实现劳动者报酬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对这些因素做出系统性回应。由此出发，财税体制会影响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转变以及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这些都会对劳动者报酬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财税体制对城乡劳动者报酬增长具有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意义，我国必须依托财税体制改革深化来形成劳动者报酬持续快速增长的常规性机制。其基本框架应包括：
第一，从就业创造的角度看，就业创造和吸纳能力在劳动者报酬增长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形下劳动者报酬增长会遇到严峻挑战。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的农民工、大学生等社会群体的就业压力仍显突出。积极性财政政策已对缓解就业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民营企业在就业创造中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必须通过财税体制完善来着力化解民营企业发展中所遇的难题。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承担着相对更高的税负，为此必须立足于结构性减税的思路，积极推进针对民营企业的税负改革，加快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简化税收种类，降低税负水平，规范非税收入，为民营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提升就业创造能力提供更有利的税负环境。
第二，从收入增长的角度看，居民消费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是指劳动者初次分配减去个人税负之后的余额。为了持续快速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收入和消费能力，应按照“减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准则对劳动者实施结构性减税。在“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取向下，针对劳动者的结构性减税更有必要性，这在短期有助于国内需求拓展和产能过剩消减，在长期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国际竞争力增强和居民社会福祉增加。为此应在促进企业发展的背景下，有效实施针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制度，应随着环境改变对个人所得税进行适宜调整，当前在考虑物价-工资上涨的条件下，可以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试点简化个人所得税累进层级，借以增加城乡劳动者报酬并持续提高社会购买力。
第三，从财税支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及支出能力均有了显著提高，这为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进而提高劳动者报酬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持续快速提高劳动者报酬的角度看，当前政府的财税支出重点应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是针对企业发展和就业创造能力提升，政府应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改善，通过强化“硬设施”和改善“软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充分的公共产品；二是针对城乡劳动者的福利改善，必须增加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尤其要增大针对城乡劳动力教育培训、人力资本提升的投资力度，增大针对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流转时市场建设的投资力度，这都有助于城乡劳动者提高职业选择和报酬谈判能力，有助于城乡居民在就业-收入预期稳定背景下增加即期消费。
第四，从收入调节的角度看，收入分配结构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稳定程度。从持续快速增加劳动者报酬的角度看，我国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化解两重挑战：一是在国家-居民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消费增长程度超过居民消费支出程度，1978-2008年政府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21.4%升至27.3%。政府支出占比增加伴随着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但从“藏富于民”、“以人为本”的角度看，未来必须通过实施公共财政制度来提高居民的收入分配占比。二是在居民-居民之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并未体现出持续收敛态势，基尼系数甚至表现出相对走高的态势，为此应按照统筹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加快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特别是在劳资关系中，要依靠税收体系完善、劳动者组织化程度提高等切实确保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权益。
最后，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1994年我国实施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此项改革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地方经济增长动力增强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央-地方的权利界定存在“模糊地带”，以致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出现了“不匹配”格局，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6.7%，而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8.7%。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以及行政考核中的GDP导向，不仅导致地方政府对劳资关系调整往往“选择性执行”，而且导致地方政府对劳动者公共产品供给“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我国必须在深化财税体制的过程中，加快改进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绩效考核方式，同时按照财权-事权匹配原则完善现行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可以考虑适当范围的“财权下沉”或“事权上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横向和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