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之欲出的“低碳时代”

　　毫无疑问，“低碳”已成为时下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由此派生出来的词汇也令人目不暇接，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低碳经济”，此外，“低碳社会”、“低碳产业”这样一些带有宏观含义的词汇也不时见诸报端。还有一些含义较为具体的词汇，如“碳捕获”、“碳储存”、“碳汇”、“碳关税”、“碳标签”、“碳强度”、“碳排放系数”等也都闪亮登场。如果不认真去了解这些词汇产生的背景与含义，说不定会以为又是一场概念炒作。但只要下功夫去学习和领会，就会认识到这将是人类所面临的又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需要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去破除两百多年来人类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套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

　　毋庸置疑，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同时也为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而且这种隐患正在变为现实的威胁。具体地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所造成的碳排放已为今天全球气候变暖、生态恶化埋下了足够的“炸药”，如果人类继续毫无节制地消耗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不用很久，整个人类就会面临生存危机。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依赖碳排放的欠账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享受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文明，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

　　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迫在眉睫，但要真正实现“低碳”，巨大的代价谁来承担？换句话说，谁来买单？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占到了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的77%。中国在历史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很低的，按人均来说，从185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中国的10倍多。

　　关于碳排放责任的承担问题，有关国家经过多年协商本已取得明显进展。1992年6月，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提出要把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1997年12月，又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进一步明确了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各国承担的责任以及实现的机制。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又制定了相应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强制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不承担具体减排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做出了到2020年碳减排强度下降40%-45%的承诺，受到西方媒体的普遍好评。但在去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却风云突变，某些发达国家力图将中国自愿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目标挂钩，或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挂钩，从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风波。“低碳时代”尚未到来，中国已成为“低碳外交”的焦点。好在经过中国及有关各方的艰苦努力，最终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重要基本原则。

　　哥本哈根会议给全人类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低碳时代”即将到来。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内陆国家还是小岛屿国家，都要为保护人类共同家园这一伟大目标承担起各自相应的责任。我国有13亿人口，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加上“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条件和整体科技水平落后的现状，兑现承诺的压力是巨大的。具体到我省而言，形势更为严峻。我省不仅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钢铁、石化、建筑、建材、物流等主导产业均为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且技术含量不高。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低碳时代”的到来，我们只有保持清醒头脑，及早谋划，积极应对，才能真正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