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我国经济虽然初步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但长期依赖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二次改革”是应对这一考验的根本途径,而广东则应该接过“二次改革”的旗帜,全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正遇到顽固的体制性障碍

　　“以改革促发展”是过去30年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之一。早在“九五”时期国家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时至今日仍无重大进展,其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正遇到顽固的体制性障碍,改革出现了胶着甚至僵化趋势。一是地方政府走向经营型政府,政府财政成为经营性收支报表；二是GDP官僚化,权力掌控资源的分配,增长速度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三是要素价格没有市场化,不能正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四是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基尼系数不断提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内需无法真正启动；五是政府公共服务缺位,公民需求的公共产品短缺；六是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举步维艰,全民创新创业的环境无法形成………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打破这些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逢山开道,铺路架桥。然而,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在不断加大,改革的共识正在减少,导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繁华掩蔽下,改革往往知难而退,或如小脚女人,满足于修修补补。

　　“二次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过去30年的改革主要是基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从而牵动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的任务虽仍未完全完成,但已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也已很难再起到牵动全局的作用。如果把这次改革称为“第一次改革”,那么,我们迫切需要掀起新一轮的以政府治理改革为中心环节,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与第一次改革相比,第二次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任务。一是“二次改革”是在由生存型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所进行的改革,促进人的自我发展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资金紧约束、内需不足和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是面临的主要矛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二是“二次改革”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和行政管理各领域的全方位结构性改革,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而且涉及到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和政府的转型；三是“二次改革”带有消费时代、城市化时代、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低碳经济时代、网络经济时代等时代烙印,改革问题指向更清晰,改革直接带有现代性；四是“二次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是“二次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方向问题。只有“二次改革”的全面启动,才能矫正第一次改革积累的弊病,实现蝶变,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争得另一个30年。

　　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在第一次改革中,广东一直是改革的旗手,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特质为全国的改革进程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去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再次把珠三角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赋予广东“先行先试”的权责。由于广东是国内改革的先行地,第一次改革留下的积弊在广东表现得最为典型,广东也是最先开始调结构、促转型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同样也遭遇体制性障碍而艰难前行。这次,广东应该抓住机遇,率先接过“二次改革”的大旗,继续解放思想,跳出第一次改革的樊笼,以原有的胆识和全新的思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再次“杀出一条血路”。在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上,重点突出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突出经济结构调整,突出自主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改造传统优势产业,实施“双转移”；在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上,重点突出改善社会民生、促进就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在以推动政府转型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上,重点突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富县强镇事权改革,深化政府行政机构改革,逐渐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接过“二次改革”的大旗,给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一个标杆,这是广东的责任,也是广东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