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智: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沉重的环境代价——如土地荒漠化、严重的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等——无疑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构建的瓶颈。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在这方面,作为西方生态发展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思路。
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诉求及其价值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来,环境议题就逐渐进入社会公共事务的视野,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环境危机。尽管这种关于生态灾难的悲观理论在进入198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了其环境政治主流的地位,但它关于环境保护与现代经济生产生活存在内在矛盾或不相融性的生态主义思维范式,却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5年,德国学者胡伯在“现代化”传统意义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他认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是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将生态治理的理论关注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和通过市场手段克服环境问题,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拥有充足的财政与技术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不相融的,从而重新界定和解决已经被“生存危机”论大众化了的环境压力与经济繁荣目标之间的矛盾,积极寻求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路径。
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点在于现代工业社会对现有和未来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应付能力,它构成了现代工业文明朝更环保的良性方向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说,它主要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协调。
现代科学技术是生态改革的核心要素。生态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生态理念的贯彻、生态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过程。环境主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竞争力。
一是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将使那些优先采用这些标准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使这些企业具有更高水平的资源使用效率。
二是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是生态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性工具比如环境税费来抑制污染与废弃物等。
当然,对于大多数生态现代化论者来说,他们强调生态现代化并不是消除国家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作用去实践古典自由主义的道路,而是政府应当通过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和创造一个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良性互动的框架。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源于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传统不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变革,它反映了西方国家在遭遇工业化发展危机后,就社会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向。生态现代化理论致力于减少政府和工业的对抗关系,促进二者的合作,并通过环境的改善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环境收益,也为西方政府治理和工业发展提供了一条缓和环境运动的途径。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如何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这个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试图解决的核心议题,也正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迫切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首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否定工业文明的发展成就,因此,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目标诉求相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亦需要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同进步。特别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初步阶段,今后还有很长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要走,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路径即是要从传统资源驱动型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向现代化科技驱动型的集约式发展模式转变。因而,面对中国不断出现的环境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政府和社会的压力,沿着生态现代化的路线走工业化道路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其次,生态型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同样需要将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作为生态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积极生态化改造,在生态发展纬度上拓展现代工业发展新的生长点。这意味着企业主要依靠开发和采用生态技术、绿色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等降低企业对生态的破坏和增加企业竞争力,新的竞争力来自与环境相关的技术领先和社会需求。
我国生态治理的现实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生态现代化的具体实现路径的差异。特别是我国科学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生态发展理念的提出,其根本的理论支点仍在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现实使然。与此相关联的是,政府在我国生态现代化发展路径中,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需要在实现环境正义的同时促进社会正义与公平。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更需要确立民生改善的“人本”价值维度。
综上所述,面对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不断深化和环境危机的逐渐凸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其首要的诉求在于实现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三重目标,具体的实践路径则需要从政府的主导作用、科技与市场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体的参与作用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等多方向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