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晔：网络舆论监督的形成环境

　　网络监督作为一种体制外社会监督方式，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公众为监督主体，独立于纪委、监察、审计等体制内传统监督制度的新型监督方式。文章从网络舆论的技术、社会、政治三个形成环境来探讨网络反腐舆情监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为同类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网络监督作为一种体制外社会监督方式，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公众为监督主体，独立于纪委、监察、审计等体制内传统监督制度的新型监督方式。

　　所谓环境是指围绕某一事物(通常称其为主体)并对该事物产生种种影响的所有外界事物(通常称其为客体)的集合。根据对网络反腐舆情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及自身特点，可以把环境因素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所谓硬环境是指网络舆论形成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有形条件等；所谓软环境是指网络舆论形成所需要的非物质条件和无形条件等。根据对网络舆论形成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及内外部基础，可以把环境因素分为技术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其中，技术环境又可归属于硬环境范畴，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则可归属于软环境范畴。

　　一、技术环境

　　网络监督是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不断进步和迅速普及的产物，是互联网在新闻媒体和舆论传播领域的新型应用。可以说，网络技术为网络舆论及网络监督开启了一扇人人皆可得其而入的便捷之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在我国的逐步发展壮大，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也开始从单一的工农业主导向多元的高新技术产业主导转变。1993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主持会议，提出和部署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讯网，同年12月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1998年成立信息产业部专门负责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1999年12月联席会议改为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200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2006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公布我国未来15年的信息化战略，提出未来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重点。2010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同年7月，国务院三网融合工作协调小组正式公布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地区（城市）名单。上述历程清晰反映了网络与信息化建设在我国的成长轨迹。

　　与网络在软硬件设施方面的巨大进步对应，互联网应用也由初级的纯静态页面，丰富为具有一定交互性的动态页面，如今又流行以彰显个性化、支持个体信息创作和突出群体交互参与的Web 2.0式页面。此外，原本主要用于电话通讯的移动网络，也纷纷推出各种功能强大的移动网络应用，并逐渐实现了与有线网络的信息互通。网民数量更是以无可估量的态势令人吃惊的向上飙升。根据2010年7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较2009年底增加360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较2009年底提高2.9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2.77亿，半年新增4334万，增幅为18.6%。其中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整体网民比例提升至11.7%。

　　层出不穷的网络技术加上庞大浩荡的网民人数，彻底改变了传统舆论的控制权。在传统媒体舆论的形成及传播过程中，话语权和引导权基本掌握在媒体资源的控制者手中，很显然政府作为媒体资源的唯一控制者，自然成为舆论的实际主宰者。随着互联网在技术和应用方面的迅速兴起，其所具有的开放、自由、快捷、权力均等等天然优势，为网络舆论的形成和普通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必要技术环境。

　　二、社会环境

　　社会系统中的社会文化、道德规范、民主意识等可以无形影响并促进网络舆论的形成。网络舆论也通过其广泛传播和强大影响又对现有社会系统进行无形重塑与改造，对社会系统形成反作用。

　　从社会环境的文化因素分析，经济领域的显著成就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尤其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使得当代社会文化呈现出否定性、去中心、多元化、思辨性等新特征。正是这种类似于“百家争鸣”的新特征十分有助于网络舆论的碰撞形成与传播壮大。社会文化为网络舆论形成提供了原始动力与内容源泉。

　　从社会环境的道德规范分析，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规范在网络世界依然是网民们行为、心理以及观念的基本约束框架。不同的是，借助于网络这一新型载体，道德规范不仅顺利实现了背景切换，而且发挥出超越传统媒体的舆论放大镜功能。各种有违正常伦理道德的现实事件一旦被置于网络解剖之下，道德规范就演变为一种“道德审判”，迅速掀起一场大规模传播风暴和谴责风暴，为网络舆论形成提供了伦理底线与道德基调。

　　从社会环境的民主意识分析，尽管目前我国网民在知识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整体素质不高，但仅就个人维权与民主意识来看，相较以前传统社会模式下的人们，已经有了较大程度地觉醒。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我国社会整体在文明民主进程中取得的可喜成果，另一方面也为网络舆论形成打下广泛良好的社会基础。只有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绝大多数个体达到一定程度的民主意识水平后，才能与同时期硬环境的网络设施和网络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兴盛。

　　三、政治环境

　　党和政府对待网络民意、网络舆论、网络监督以及网络反腐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且是充分肯定的。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各级政府机关一把手，都非常重视网络舆论所表达出的真实民意和社会实情。党的十七大就明确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温家宝总理也在2008年3月18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答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问时说：“广大网民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6月份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表示，中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此外，中央纪检监察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均开设了举报网站。据抽样调查，超过60%的网民对政府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民主与进步的体现。

　　上述种种事例明白无误地表明：当前网络舆论监督在我国所处的政治环境是被鼓励支持的，是受到决策层重视肯定的。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推动民主的新的重要渠道。国家领导人通过网络了解民众意愿，甚至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问题；国家部委以及各级政府在出台重大政策之前，通过网络征求民众意见，反复论证修改，已逐渐成为定例。当前空前开放进步的政治环境为网络舆论的形成、传播与监督提供了最有保证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