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的四大跨越
2011-05-30 08:57:43来源：西藏日报
核心提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来，西藏实现了四大跨越：即社会形态的跨越，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由农奴主专制走向人民民主政治，由典型的神权政治走向民主法治，实现了国家政治形态的统一；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连续跨越；由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神学意识形态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指导的人类先进文化意识形态的跨越，实现了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跨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她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成功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正一步步变为现实，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当中，以西藏社会的巨变尤为显著。这种巨变可以称为西藏各民族的凤凰涅槃。这种巨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形态的跨越上。
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
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标志社会历史具体存在形式的范畴，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
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本质，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即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判定一个社会形态可以有多种标准和多种角度。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总体上说，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次序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代表着一个具体社会形态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的阶段和程度。
众所周知，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而西藏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社会形态更为落后，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1951年和平解放前，西藏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内有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还有民族隔阂和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内外矛盾、民族宗教问题和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是世界上最黑暗、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政教合一以欧洲中世纪为典型，是人类社会史中比较落后和野蛮的社会形态。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还认为那是“最神圣美妙的”的制度，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封建农奴制社会是比奴隶制进步、比封建制落后的一种社会怪胎。从公元9世纪吐蕃王朝灭亡开始，西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仍有大量的朗生。整个社会黑暗、野蛮、残酷，经济落后，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继而从1959年到1962年完成了民主改革，从社会形态上说，完成了由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跨越。20世纪70年代又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形态上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跨越，西藏各族人民彻底获得了新生。这是西藏地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根本性转折和跨越。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政治形态的跨越
政治形态是指在一定社会形态下，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以政治权力为中轴的政治生活的总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围绕着政治权力为中轴的政治生活，也可以从国家形态、政治体制、权力运作等多个角度来界定和划分，多个角度去认识。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总是从人治、君主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法治，这一前进方向是评价一个社会政治形态先进与否的基本价值尺度。
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实际上是由经济形态决定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神权政治形态，小农经济支撑的是专制政治体制，而现代经济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差异的决定和制约，上述依次递进的政治形态在各个文明群落或国家所滞留时间和作用方式存在差异。
应该说，西藏这个“文明群落”是这种政治形态滞留时间和作用方式差异的典型。西藏位于青藏高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我国历代中央政府根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实际情况，对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与内地有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治理形式。自公元13世纪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以来，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重大涉外事件及人事拥有决定和处理权，同时给予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处理西藏事务的许多权力，基本保持当地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机构，广泛任用当地僧俗上层管理地方事务，给予西藏地方政府和官员较大的自主权。这在历史上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发展西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民族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直到20世纪中叶，西藏仍然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也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加之高山大河的阻隔，交通不便就使得西藏长期经济落后，几乎与世隔绝。由于佛教的传入和藏传佛教的形成，在公元17世纪以后，便形成了典型的神权政治。从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方式上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达赖喇嘛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地方政权的统治者，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既有神权政治的一面，又有比封建君主更为残暴的专制统治。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农奴主阶级通过森严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和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对农奴和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广大农奴和奴隶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更没有政治权利可言。从国家层面权力中轴运作的角度上看，19世纪下半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在西藏上层中培植分裂势力，西藏出现了“西藏独立”的逆流，他们妄图把西藏从祖国统一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股反动势力至今仍未停止活动。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彻底粉碎了国际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图谋，保证了国家政治形态、政权形式的统一；6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民主改革，废除了专制野蛮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政治形态上说，实现了由神权专制向人民民主的跨越。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政权形式，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权力为中轴的运作方式在西藏的成功实践，体现了中国自秦汉以来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也深刻改变了西藏的命运，实现了国家政治形态的历史传统与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统一。
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连续跨越
经济形态是对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经济活动以及它的结构和特点的一种抽象表述。每种经济形态都包括独特的生产要素、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基本制度和基本观念等。一般认为，经济形态是一个三维概念，包括时间维、形状维（结构）和状态维。
从经济形态的时间维来看，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以前和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是属于农业经济时代。按照形状维来划分，西藏经济形态不仅是农业经济，还带有原始经济的特征。因为生产要素中有奴隶、庄园，核心技术是长期停滞的农业技术，主导产业是农牧业、手工业和少量的商业，基本制度是自然经济农奴制。从状态维上分析，生产技术是食物生产技术，经济生活是农耕游牧生活，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远远超过50%，经济制度主要是农业土地制度。
如前所述，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下，西藏的经济形态是封闭型自然经济。这个经济以农奴主三大领主的“谿卡”庄园制为基本特征，实质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而且这个自然经济形态也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1951年和平解放后，逐渐打破了这种千年不变的封闭形式。1959年后的民主改革彻底打破了三大领主拥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千千万万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牧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1965年后很长一段时间，西藏的经济仍是一家一户为主的农牧民个体私有制经济，总体上说经济形态仍然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和平解放以后建立的部分工业企业，构成了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公有制，这个公有制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的体制特征。这无疑是经济形态的重大进步和飞跃，给西藏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经济形态基础。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西藏的经济形态也紧随全国的步伐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迈进。为此，中央先后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召开了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经济政策，加快了西藏经济形态的转型，促进了与祖国内地“框架一致、体制衔接”目标任务的完成。1992年后，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西藏经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模式。进入新世纪，尤其是随着青藏铁路的修建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西藏经济进一步融入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和南亚经济发展的区域范围中，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藏的经济体制、经济规模、人均GDP等，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从经济特征上说，西藏经济也彻底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成为一个对内对外全方位的开放经济。
今天的西藏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自我造血功能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一个工业、农业、服务业齐头并进，功能较全的现代经济体，广大西藏群众也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从经济形态的时间维上说，西藏经济再也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时代，更不是原始经济时代，而是以工业经济为主带有部分知识经济要素和核心技术的新型经济形态。虽然西藏的经济形态在生产要素、核心技术、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方面与全国还有一定差距，还不在一个水平上，但毕竟已迈入了这个大行列。因为西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早已超过了第一产业，占到了全区GDP的86%以上。
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巨大跨越
在民主改革前的几个世纪里，在西藏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藏传佛教文化，它的核心是神学思维和思想。这种意识形态扭曲了现实世界的关系，成为奴役藏民族、窒息西藏正常发展的精神枷锁。
纵观西藏地方历史，可以说，西藏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整合。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尤其是公元11世纪后“后弘期”的到来，佛教的重新兴起以及佛苯融合，完成了佛教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第一次整合。第二次是在公元17世纪格鲁派的兴起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共同扶持下，黄教寺院集团取得了在西藏至高无上的政教地位。格鲁派整合了其他教派，形成了藏传佛教，完成了西藏意识形态的第二次整合。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在全国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久，我们和平解放了西藏，并实行了民主改革，成立了西藏自治区，使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西藏得以确立，这可以看作是第三次整合，也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它本质上是开放的，是近代文化的精华，是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所以，在它的指引下，我们不仅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也推翻了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封建农奴制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且建立起崭新的文化系统——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及其价值观念。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打碎了封建文化、宗教文化的藩篱，一洗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屈辱，走上了人类文化、文明最先进的康庄大道。西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洗礼后，尽管与以达赖为头子的封建农奴阶级、三大领主及其政教合一的文化意识的冲突不断，但西藏文化从封闭单一的佛教文化走向开放多样的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的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今天的西藏，各族人民正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旋律，用自己的双手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奋进。
在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对西藏这个特殊民族地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克服各种干扰，终于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中央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为核心的治藏方略中。这些认识成果不仅包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慎重稳进”的总方针，也包括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判断西藏工作的“三个标准”，也包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 “两个绝不能”及西藏工作的重大战略地位的论述，还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和谐发展以及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指示。我们相信，这个治藏方略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代人艰苦探索的结晶，是西藏各族人民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我们要倍加珍惜，努力实践。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央治藏方略体系的具体指导下，西藏必将发生更为深刻的跨越，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必将矗立在青藏高原。
（作者为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来，西藏实现了四大跨越：即社会形态的跨越，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由农奴主专制走向人民民主政治，由典型的神权政治走向民主法治，实现了国家政治形态的统一；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连续跨越；由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神学意识形态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指导的人类先进文化意识形态的跨越，实现了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跨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她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成功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正一步步变为现实，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当中，以西藏社会的巨变尤为显著。这种巨变可以称为西藏各民族的凤凰涅槃。这种巨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形态的跨越上。
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
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标志社会历史具体存在形式的范畴，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
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本质，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即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判定一个社会形态可以有多种标准和多种角度。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总体上说，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次序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代表着一个具体社会形态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的阶段和程度。
众所周知，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而西藏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社会形态更为落后，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1951年和平解放前，西藏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内有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还有民族隔阂和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内外矛盾、民族宗教问题和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是世界上最黑暗、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政教合一以欧洲中世纪为典型，是人类社会史中比较落后和野蛮的社会形态。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还认为那是“最神圣美妙的”的制度，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封建农奴制社会是比奴隶制进步、比封建制落后的一种社会怪胎。从公元9世纪吐蕃王朝灭亡开始，西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仍有大量的朗生。整个社会黑暗、野蛮、残酷，经济落后，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继而从1959年到1962年完成了民主改革，从社会形态上说，完成了由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跨越。20世纪70年代又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形态上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跨越，西藏各族人民彻底获得了新生。这是西藏地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根本性转折和跨越。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政治形态的跨越
政治形态是指在一定社会形态下，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以政治权力为中轴的政治生活的总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围绕着政治权力为中轴的政治生活，也可以从国家形态、政治体制、权力运作等多个角度来界定和划分，多个角度去认识。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总是从人治、君主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法治，这一前进方向是评价一个社会政治形态先进与否的基本价值尺度。
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实际上是由经济形态决定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神权政治形态，小农经济支撑的是专制政治体制，而现代经济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差异的决定和制约，上述依次递进的政治形态在各个文明群落或国家所滞留时间和作用方式存在差异。
应该说，西藏这个“文明群落”是这种政治形态滞留时间和作用方式差异的典型。西藏位于青藏高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我国历代中央政府根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实际情况，对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与内地有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治理形式。自公元13世纪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以来，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重大涉外事件及人事拥有决定和处理权，同时给予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处理西藏事务的许多权力，基本保持当地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机构，广泛任用当地僧俗上层管理地方事务，给予西藏地方政府和官员较大的自主权。这在历史上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发展西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民族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直到20世纪中叶，西藏仍然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也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加之高山大河的阻隔，交通不便就使得西藏长期经济落后，几乎与世隔绝。由于佛教的传入和藏传佛教的形成，在公元17世纪以后，便形成了典型的神权政治。从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方式上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达赖喇嘛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地方政权的统治者，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既有神权政治的一面，又有比封建君主更为残暴的专制统治。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农奴主阶级通过森严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和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对农奴和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广大农奴和奴隶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更没有政治权利可言。从国家层面权力中轴运作的角度上看，19世纪下半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在西藏上层中培植分裂势力，西藏出现了“西藏独立”的逆流，他们妄图把西藏从祖国统一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股反动势力至今仍未停止活动。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彻底粉碎了国际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图谋，保证了国家政治形态、政权形式的统一；6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民主改革，废除了专制野蛮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政治形态上说，实现了由神权专制向人民民主的跨越。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政权形式，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权力为中轴的运作方式在西藏的成功实践，体现了中国自秦汉以来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也深刻改变了西藏的命运，实现了国家政治形态的历史传统与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统一。
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连续跨越
经济形态是对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经济活动以及它的结构和特点的一种抽象表述。每种经济形态都包括独特的生产要素、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基本制度和基本观念等。一般认为，经济形态是一个三维概念，包括时间维、形状维（结构）和状态维。
从经济形态的时间维来看，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以前和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是属于农业经济时代。按照形状维来划分，西藏经济形态不仅是农业经济，还带有原始经济的特征。因为生产要素中有奴隶、庄园，核心技术是长期停滞的农业技术，主导产业是农牧业、手工业和少量的商业，基本制度是自然经济农奴制。从状态维上分析，生产技术是食物生产技术，经济生活是农耕游牧生活，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远远超过50%，经济制度主要是农业土地制度。
如前所述，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下，西藏的经济形态是封闭型自然经济。这个经济以农奴主三大领主的“谿卡”庄园制为基本特征，实质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而且这个自然经济形态也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1951年和平解放后，逐渐打破了这种千年不变的封闭形式。1959年后的民主改革彻底打破了三大领主拥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千千万万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牧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1965年后很长一段时间，西藏的经济仍是一家一户为主的农牧民个体私有制经济，总体上说经济形态仍然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和平解放以后建立的部分工业企业，构成了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公有制，这个公有制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的体制特征。这无疑是经济形态的重大进步和飞跃，给西藏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经济形态基础。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西藏的经济形态也紧随全国的步伐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迈进。为此，中央先后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召开了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经济政策，加快了西藏经济形态的转型，促进了与祖国内地“框架一致、体制衔接”目标任务的完成。1992年后，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西藏经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模式。进入新世纪，尤其是随着青藏铁路的修建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西藏经济进一步融入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和南亚经济发展的区域范围中，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藏的经济体制、经济规模、人均GDP等，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从经济特征上说，西藏经济也彻底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成为一个对内对外全方位的开放经济。
今天的西藏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自我造血功能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一个工业、农业、服务业齐头并进，功能较全的现代经济体，广大西藏群众也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从经济形态的时间维上说，西藏经济再也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时代，更不是原始经济时代，而是以工业经济为主带有部分知识经济要素和核心技术的新型经济形态。虽然西藏的经济形态在生产要素、核心技术、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方面与全国还有一定差距，还不在一个水平上，但毕竟已迈入了这个大行列。因为西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早已超过了第一产业，占到了全区GDP的86%以上。
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巨大跨越
在民主改革前的几个世纪里，在西藏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藏传佛教文化，它的核心是神学思维和思想。这种意识形态扭曲了现实世界的关系，成为奴役藏民族、窒息西藏正常发展的精神枷锁。
纵观西藏地方历史，可以说，西藏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整合。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尤其是公元11世纪后“后弘期”的到来，佛教的重新兴起以及佛苯融合，完成了佛教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第一次整合。第二次是在公元17世纪格鲁派的兴起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共同扶持下，黄教寺院集团取得了在西藏至高无上的政教地位。格鲁派整合了其他教派，形成了藏传佛教，完成了西藏意识形态的第二次整合。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在全国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久，我们和平解放了西藏，并实行了民主改革，成立了西藏自治区，使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西藏得以确立，这可以看作是第三次整合，也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它本质上是开放的，是近代文化的精华，是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所以，在它的指引下，我们不仅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也推翻了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封建农奴制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且建立起崭新的文化系统——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及其价值观念。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打碎了封建文化、宗教文化的藩篱，一洗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屈辱，走上了人类文化、文明最先进的康庄大道。西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洗礼后，尽管与以达赖为头子的封建农奴阶级、三大领主及其政教合一的文化意识的冲突不断，但西藏文化从封闭单一的佛教文化走向开放多样的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的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今天的西藏，各族人民正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旋律，用自己的双手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奋进。
在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对西藏这个特殊民族地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克服各种干扰，终于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中央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为核心的治藏方略中。这些认识成果不仅包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慎重稳进”的总方针，也包括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判断西藏工作的“三个标准”，也包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 “两个绝不能”及西藏工作的重大战略地位的论述，还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和谐发展以及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指示。我们相信，这个治藏方略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代人艰苦探索的结晶，是西藏各族人民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我们要倍加珍惜，努力实践。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央治藏方略体系的具体指导下，西藏必将发生更为深刻的跨越，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必将矗立在青藏高原。
（作者为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
作者：牛治富 责任编辑：林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