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

      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的滦州“起义”，和此前谋划的滦州“兵谏”，均发生在农历辛亥年内（辛亥年的除夕是1912年1月29日），而且事件相互关连，习惯上称之为“辛亥滦州起义”，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武昌起义”的有力配合，孙中山给予了“滦州大计，建不世勋”的崇高评价；滦州起义爆发后第43天，清朝宣统皇帝宣告退位；1936年《国民政府令》的评价是：“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辛亥滦州“兵谏”和“起义”纪略

      辛亥滦州“兵谏” 宣统三年（1911年）春，清政府决定，农历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永平府的滦州举行大规模秋操，称“永平秋操”。参加演习的东、西路军共7万余人，由军谘大臣载涛指挥。东路军是以汉人为主的新建陆军，军谘使冯国璋为总统官，第6镇统制吴禄贞、第20镇统制张绍曾是副总统官；西路军以舒清阿为总统官，哈汉章为军谘官，田献章为副总统官。为此，将驻防奉天的新军第20镇于1911年9月底调赴关内滦州。

      革命党人获此消息，决定策动新军，利用秋操在滦州起义。天津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骨干刘清扬、汪芸、黄守、王景、冯世俊等加入共和会后，秘密油印反清宣传品、举办募捐活动，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天津、北京、张家口、滦州之间，筹款购物，趁机策划滦州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下令立即取消演习，命新军返回原地待命。此时，段祺瑞赴武昌抵御革命军，并电令张绍曾火速率部南下。张绍曾拒绝执行命令，于10月29日与蓝天蔚等上奏“政纲十二条”，要求速开国会，起草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特赦国事犯等，消弱皇室特权，实行宪政。电文措辞强硬，表示如果清廷不答应，就要率军攻入北京。张绍曾滦州“兵谏”的举动，使清政府惊慌失措，清帝连忙下“罪已诏”以稳定局势，欺骗人民。并对张绍曾予以褒奖授侍郎衔，兼任长江宣抚大臣，调离北方。

      10月7日，钦差大臣、节制水路各军的袁世凯就职后的第6天，即派人暗杀吴禄贞于石家庄。经此挫折，第20镇官兵的革命气势大伤元气。张绍曾去职，潘矩楹任第20镇统制，对所属官兵严加防范，把官兵分散，化整为零，滦州仅留第20镇79标标统岳兆麟部的三个营，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三营管带张建功。张绍曾避居天津，借助永平秋操发动滦州“兵谏”倡导“君主立宪”的谋划以流产终结。

      辛亥滦州“起义” 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员白雅雨在天津以北洋女师范学堂和北洋法政学堂的师生为主组建了天津共和会，被推举会长，准备策划发动辛亥滦州起义，在革命党人积极工作下，清新军第20镇、第6镇、第2混成协中的很多官兵倾向革命，第6镇统制吴禄贞是同盟会成员，第20镇统制张绍曾、第2混成协协制蓝天蔚也赞成共和，三人曾密约在滦州秋操之际相机“兵谏”倡导君主立宪。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谋划的滦州兵谏流产后，“冀东铁血会”的丁开嶂，原计划在清军举行秋操演习京城空虚之时起事，辛亥革命爆发，秋操取消，计划落空。丁开嶂到天津在法租界成立军部，操纵山海关东西、长城南北民间革命军，重新布署武装起义的举动；新军的中下层官兵、“武学研究会”和“山东同乡会”的主要成员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决心承担起起义的责任。召集全镇革命志士，王金铭慷慨陈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地狱当前，我请先入。”“冀东铁血会”和新军中的革命志士，实现了联合行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省份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为形成南北呼应的革命态势，动摇“清室统治根本”。革命党人派共和会领导成员白雅雨、凌钺等人到滦州，策动官兵起义，与王金铭、施从云等积极谋划发动起义事宜。

      1911年12月30日晚，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给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海和议代表伍廷芳、唐绍义和驻天津的直隶省咨议局齐发通电，申明“全体主张共和”“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难免外人之干涉”。共和会驻滦州代表李孝通赴天津见胡鄂公，要求速派人指导革命行动。31日，王金铭等原想争取本标标统岳兆麟参加革命，没想到岳兆麟竟于次日凌晨往开平向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告密。王怀庆当即电告袁世凯。袁世凯一面派王怀庆速到滦州进行宣抚；一面急忙调动兵员进行镇压。

      1912年1月1日，王怀庆赴滦州，试图说服王金铭、施从云放弃行动，遭王金铭严词驳斥，并说：“现在我们将大都督的位置让给你，若是不受，也休想走得！”排长张振甲以枪相逼，当夜，凌钺等人又到王怀庆下榻处晓以大义，王怀庆以袁世凯之“便宜行事”指令，表面“答应”就任大都督之职，“同意”举兵起义，实则另有所图。

      1月2日，王金铭率众官佐到滦州车站，迎接王怀庆进城宣誓就职，行至车站南的紫金山附近，王怀庆策马西逃，直奔通永镇署并配合袁世凯派来的军队在开平、雷庄一线，拆除铁路轨道，以阻档起义军西进北京。由于岳兆麟、王怀庆发生此种变故，起义军只得提前于当天在滦州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张建功为副都督，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周文海、张良坤为秘书长，朱佑葆为民政部长，孙谏声为军务部长兼财政部长，凌钺为外交部长，张注东为警务处长，诸多军政长官均任新职。铁血会永（平，即今卢龙）遵（化）部部长孙鼎臣、炸弹队队长李辅廷、副队长胡珍率领各地铁血会成员入城共同防守。

      1月4日，王金铭、施从云率队誓师并向清廷发出声讨檄文，宣布起义。可是未能见冯玉祥等部前来会师，只得于4日下午扣留火车，令士兵轻装，乘夜车西进，准备直取京津。傍晚，正待登车出发时，在车站查获副都督张建功（原三营管带）秘密派人送给王怀庆的情报。王怀庆率铁甲火车赶来袭击，前敌指挥陈涛利用地势阻击，令炮兵发炮轰击，王怀庆军中炮车翻，死伤遍地败去。

      不料张建功得知事漏，公开叛变，竟命所辖三营进攻起义军，起义军预定部署被打乱，王鸿升、石敬亭率队还击，叛军逃入城内，关闭城门固守，在城内大肆搜捕起义军。孙谋声被杀害，随行人员李秉祥被挖去心肝，张振甲被断指剜眼，张建功罪恶罄竹难书。

 　 起义军攻城未果。王金铭、施从云等决定放弃滦州而西进，车行至雷庄，发现前面铁轨已被拆除，只得下车迎战，布防在雷庄的，有王怀庆所部淮军，袁世凯调来清军的三个营。拂晓，王怀庆与第3镇统制曹锟向滦州起义军大举进攻。因其二营被夹在革命军和清军之中，两面挨打，鸣号停战。起义军以为是清军求降，清军以为是革命军求降，双方均鸣号停战。王金铭、施从云轻信敌言，只带十人前往敌阵议和，王怀庆竟然将二人就地杀害。丁开嶂率马队由西面赶来援救，到雷庄西北，阴雨路黑，与敌兵展开血战，敌人炮火猛烈，势难抵抗只得撤回。铁血会和起义军的同志，拼死协同作战，付出极大牺牲。

      1月5日，白雅雨突出重围，在古冶被清军抓捕。在刑场上，白雅雨拒绝下跪，被王怀庆砍断双腿、砍下头颅。白雅雨就义前曾赋诗：“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 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

      滦州起义，由于力量脆弱，奸人诈骗破坏，成为悲痛的失败，这却是北方革命势力对武昌起义强大应援，滦州起义爆发在京畿重地，动摇了清朝的军心，长了南方革命势力的士气，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重要组成部分

      滦州起义是革命党人积极谋划推动的 首先要明确滦州“兵谏”，其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而滦州“起义”则是要实现共和。因此，尽管兵谏和起义有着多层面的密切的联系，却有着目的性的根本不同。

      滦州起义是革命党人积极推动进行的，为发动滦州新军起义，在这个总体目标下各个革命组织加强了联系：以胡鄂公为主的湖北军政府的代表；以张相文、白雅雨、凌钺等为主的天津共和会；以丁开嶂等为首的铁血会；以汪精卫、李石曾为代表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等。随着胡鄂公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北上指导革命，北方各革命团体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直接促进了滦州起义的爆发。为了加强北方革命与南方的联系，争取南方革命派对滦州起义的指导，1911年11月9日，京津地方革命党人决定派同盟会会员冷公剑去武昌见黎元洪，要求派人北上主持北方革命；又派杨杰到武昌请求湖北军政府派人加强对北方革命的指导，湖北军政府经过商议答应了冷公剑、杨杰等人的请求，决定让胡鄂公率员北上，以加强南方与北方的联系。11月24日，胡鄂公到达天津的当晚，便和当地的同盟会和北方共和会等各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孙谏声，华朗轩、孙之骥、胡伯寅、李孝通、白雅雨、凌钺等商谈直隶地区革命事宜。

      天津共和会，主要活动于天津一带，其成员有张相文、白雅雨、胡宪、凌钺、白逾桓、王法勤、王葆真、张良坤、董震、凌亮、何英、于树德、熊正、张星华、崔震华、黄瑾、汪云等总共数十人，白雅雨为会长，成员多是同盟会会员。共和会的目的是响应武昌起义，实施中央革命计划，主要任务“策划滦州起义，而后进攻北京”。

      12月14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正式成立。到会有同盟会代表胡鄂公、白逾桓、白雅雨、赵铁桥、吴若龙、熊得山；铁血会代表孙谏声、易宣；共进会代表张榕；克复堂代表殷亚夫；北方革命总团代表张幼臣、共和革命党代表赵步杨、邓超；北方共和会代表胡伯寅、凌钺；女子北伐队代表章以保；女子革命同盟代表汪固、张鸿翰等。与会代表商议，推举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协会会长，白逾桓、孙谏声、丁开嶂、张榕、殷亚夫、张幼臣、赵步杨、胡伯寅、章以保、汪固等9人为评议。声明本协会由北方各革命团体联合组织而成，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北方革命协会的建立对于北方革命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北方军政府在辛亥革命中确立了地位 建立北方军政府确立了滦州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滦州起义建立了军政府，组织成份主要包括：滦州新军的中下级革命军官；中国同盟会为核心的地方革命党人；开明的地方官员和士绅。北方军政府用通电、宣言、通告阐明军政府的宗旨和各项政策，明确北方军政府隶属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迫使袁世凯接受和议，不要再开战衅，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北方军政府的设置、政策、措施具有时代特点，能够起到发动民众，稳定地方的作用，对外国侵略势力虽有妥协的成分，但基本做到有理有节。即不屈服其压力，又保证其行使主权，又能不给其镇压，助纣为虐的借口。由此说明，北方军政府是相当完善的政权，尽管滦州军政府存在时间短暂，政策措施没有来得及实施，但它动员民众，领导革命党人和官兵英勇奋战起了重要作用，滦州起义的打击，导致了清王朝加快灭亡。

      孙中山对辛亥滦州起义评价很高 孙中山对辛亥滦州起义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滦州大计，石庄联军，将犁虏廷，建不世勋。”这是孙中山《悼吴禄贞》的话，全诗是：“荆山楚水 ，磅礴精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 雄图不展， 捐躯殉国。昔在东海，谈笑相逢，倡义江淮，建牙大通。契阔十年，关山万里，提兵燕蓟，壮心未已。滦州大计，石庄联军， 将犁虏廷， 建不世勋。猰貐磨牙， 蜂虿肆毒，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泉下同袍，惟周与张，庶相民军，恢复汉疆。邦基始建，公目未瞑，敬奠椒桂，以酹忠魂。”（1912年3月17日）

      “滦州大计，石庄联军，将犁虏廷，建不世勋。”是指武昌起义后，吴禄贞亲赴滦州与张绍曾、蓝天蔚商定共同攻占北京之起义大计，接着返回石家庄，又单骑赴娘子关晤阎锡山（山西革军都督），商议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被推为联军大都督，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计划兵分三路直捣北京。清廷当时已把主要兵力派往南方镇压武昌起义，正是北方起义大好时机，北方起义计划得以实现，清廷将被一举推翻。没想到张绍曾在这关键时刻只愿搞 “兵谏”，真是可惜。尽管张绍曾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1923年任国务总理时欢迎孙中山北上协商统一，导致6月6日被迫辞职；帮助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又遭到张作霖嫉恨，1928年3月23日派人将张绍曾刺死。但是失掉大好革命时机也是事实。在这里，孙中山对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明显地予以区别对待的。

      民国二年（1912年）2月17日，南京临时大总统令：追赠王金铭、施从云、白毓昆陆军大将军，以大将军例赐恤。3月，北京市革命协会为追念王金铭的革命业绩，决定将其遗骸移葬故里，经胞弟王金钰安葬于山东省武成县。9月，将白雅雨灵柩抵家乡，当局和民众为之举行隆重葬礼，葬于南通狼山南坡的大观台东。民国三年（1914年）12月，为纪念白毓昆烈士牺牲三周年立石碑，碑文“白烈士雅雨之墓”为张謇所书，墓志铭为江谦所撰，张謇书。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在中国地学会北京新会址后海北河沿11号内设白雅雨祠堂，祠堂前立有陶懋立撰文的《白雅雨烈士祠堂记碑》，4月16日，北洋政府追赠王金铭、施从云为陆军上将。

冯玉祥、李大钊和滦州起义

      冯玉祥于1902年3月到袁世凯的新军卫队第三营当兵。滦州起义之前，冯玉祥在新民府(今辽宁省新民县)驻防期间，逐渐结识了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等一部分倾向革命的下级军官，并于1910年春和他们共同发起组织了“武学研究会”，冯玉祥被推为会长。该会以读书研究军事学科为名，秘密开展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

      议定滦州起义事宜前后，冯玉祥因为提取油印机一事，不慎被上峰察觉，决定将其所在的第80标由新民府调往山海关内的海阳镇驻防。王金铭从滦州到海阳与冯玉祥商定了起义行动的安排，冯玉祥届时定去支援，不料事情被发觉，冯玉祥被标统范国璋看管起来，予以禁闭，四日后又予以解往原籍保定。致使事变之日，冯玉祥的队伍没能在滦州出现。这一事件经过，被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第十三章《第一次失败》（该书第142-151页）中述说的十分详尽。

      说冯玉祥前期曾积极参与谋划滦州起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确实曾经委任冯玉祥为北方军政府的参谋总长。但是在起义发动之后，由于冯玉祥已经被标统范国璋禁闭，失去自由，未能参与起义行动，起义失败后，又被处理为解往保定原籍。因此说冯玉祥参加了滦州起义全过程，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情结，冯玉祥对滦州起义诸烈士情意深重，对于缅怀和纪念诸位烈士极为关切，1924年，冯玉祥由热河班师，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贿选的政府，实现了他的许愿：“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民国十三年的首都革命终于达到我的愿望，出了一口郁气，把帝制余孽溥仪驱除出宫，把祸国殃民的曹、吴军阀打倒。”（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53页）冯玉祥在北京中山公园石牌坊（今“保卫和平”石坊）北边，为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树立铜像2具（l941年，日军以强迫献铜将铜像抢走）。

      1936年，为了纪念辛亥滦州起义的烈士，民国政府举行了隆重葬礼，在北京西郊显龙山建“辛亥滦州革命纪念园”，纪念滦州起义遇难的白雅雨等将士。纪念园内上书楹联：“次日园林簇锦绣，当年勇烈动山川。”冯玉祥亲题“精神不死”；

      1936年，在山东泰山修建了“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普照寺南、环山路北，高26米，宽2.5米，四面立砖柱，由底座、碑座、碑体、碑首四部分组成：南面刻“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款“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原来碑体四面皆有文字，1967年磨掉）。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中有“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一语，但无具体解说。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中，收入凌钺撰写的《辛亥滦州起义记》（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台北1962年版），），该文的第2节《青年革命之动机》、第3节《北方共和会之组织》、第18节《共和会之善后会议》中的有关叙述，是至今惟一记载了李大钊与辛亥革命活动的资料。因为是“孤证”，学术界认为有待深入开展历史研究方可确证。而李大钊与白雅雨的师生情谊则是无可怀疑的，李大钊对滦州起义的壮举和牺牲住烈士的崇敬更是溢于言表，对辛亥滦州起义极为崇敬。

      1917年5月9-11日，李大钊发表在《甲寅》日刊上的《旅行日记》中写有：“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失败之地，白亚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土，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丘山起伏，晓雾迷濛，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70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919年8月31日，李大钊发表于《新生活》上的《五峰游记》中写有：“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镇停军不发，拿十九信条要胁清廷的地方。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11页）

      李大钊每次回乐亭老家经过滦州时，都会想到辛亥年间发生在滦州的这场改变天地的革命斗争。凌钺的回忆录由于被视为“孤证”，无法确认其可信性。从李大钊研究来说却是开辟了一个新视野。李大钊为什麽不可能在1911年或更早些时候参加同盟会、参加滦州起义呢？李大钊与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关系，需要更多史料的发现，应当继续研究。

      （作者单位：任庆海，唐山市政协农业和人口资源委员会主任；李权兴，唐山市委党校教授，1958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王兴业，唐山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